導演丨周可 成為一個好導演，不可以輕易放棄

周可

1997年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上?！翱僧敶囆g中心”創辦人之一，執導了《枕頭人》《白領心事》《一根骨頭四條狗》《晚安，媽媽》等二十多部舞臺劇和電影《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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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個話劇演員，和周可合作的話劇演員，你可能會時常抓狂。

“比如我們倆這樣聊天，我喝了口水，她會說你這口水能不能在這句話之后再喝，我說行，心想這有什么區別呢。照她說的做了之后，她又會說，誒你放杯子能不能稍微輕點兒……每個點都得摳，而且看到了就說，老打斷，演員的情緒連不上，有點痛苦?！?/p>

說這話的是國家一級演員田蕤，他是周可在上海戲劇學院的師弟，比她小三屆。畢業后二人又成了留校教書的同事，周可在導演系，他教表演，至今相識、合作近二十年。

周可比田蕤大一歲，但一直稱他“田老”；田蕤也自認心智上比周可成熟，視周可為妹妹，叫她“可”或“可兒”，很少叫導演。五年前，周可擔任鼓樓西劇場開幕劇《枕頭人》的導演，離演出只剩半個月時打電話給田老，說有位演員臨時來不了。田蕤當時在上海開著車，二話沒說，也不問劇目是什么，立馬訂了第二天的票到北京救場。

《枕頭人》共有四位主演，第一版除了田蕤，還有羅巍、趙立新和吳嵩，飾演的角色分別是狡詐老到的中年警察，狂躁暴力的青年警察，寫虐童小說、親手殺死自己父母的作家弟弟，以及從小被虐待、體形高大智商卻停留在八歲的傻哥哥。每個都不好惹。

現實生活中，四人又都當過導演，擱在一塊排戲，誰都有自己的主意，有時為了一句話也可以爭論一個多小時。周可后來將這段經歷描述為：“和四個非常有個性的男人一起廝殺，特別爽?！?/p>

每當廝殺到不可開交時，田老總是第一個投降。他眉一挑，得意地解釋：“我秉持藝無止境，戲劇本來就是舶來品，而且我們又是合作關系，只能在有限的精力和認知里面呈現。僵持的時候我可以退讓，我寧可說——”脖子一縮，拱手賠笑，“大家吃一點兒，喝一點兒?！?/p>

“但周可是不會改的，”他坐直了，收起逗小孩兒的擠眉弄眼，“四川妹子，直率、比較軸，她一般在藝術的要求上不退讓，雖然不吵不吼，但她會堅持，不是執拗的堅持，是深思熟慮的堅持?！?/p>

說著田老又生動演繹起這種溫柔的固執，“她不會跟人著急，慢慢悠悠說服。比如我現在特別不想吃薯條，有的人說你必須吃，你憑什么不吃，就吵起來了；她不這樣，她會問你為什么不吃，我說會發胖，她說你還是需要吃一點，你太餓了，你這樣心情會不好……”最后出于同意甚至同情，便手一擺，“聽你的聽你的?！?/p>

藝術上說不過，田老的權威只能運用于戲外生活。周可常年素面朝天，早期在劇場總是軍綠色短袖加寬松短褲的男性打扮，田老著急，“你能不能稍微感性一點！”后來總算學會了化妝，偶爾還弄弄頭發，田老便十分欣慰，總會夸一夸。接著又關心起“吃飯沒有啊”、“昨晚睡得好不好啊”。

這位“老父親”心情復雜，作為演員，他對周導的專注感到驕傲并認可，“全國知名導演我合作過很多，很多導演都是直接說我要什么，然后讓演員回去自己做功課，但她會陪著你，她是教師型導演，循循善誘，排戲時會以解釋人物為主，跟上表演課一樣。篤定的人才耐得住性子，成為一個好導演，不可以輕易放棄?！弊鳛槔蠋?，他又不禁對可兒漫無止境的學術執著惱火，“師父領進門就只是領進門，她每次上課都拖堂，一個問題能跟學生談兩個小時，5點多了還不下課，我就沖進教室，質問她‘說好的吃飯呢！’”作為導演，他還得對周前輩苦口婆心地私下勸說，“戲不能排得太細，演員可能會逆反，完全按著你的做，也可能會有反效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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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劇本

作為鼓樓西劇場最受歡迎的劇目，《枕頭人》自2014年起每年演出十幾場，今年北京站的場地換到了能容納1400人的保利大劇院，舞臺變大了，布景復雜了，表現手段更豐富了，演員與導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升級了。

“第一年演《枕頭人》時我本科才畢業，現在研究生都畢業了，都當老師了。我們在成長，導演也在成長，她每一輪都對劇本有新的認識和發現，都要調整。今年大劇場的物理空間變大了，加了很多行動支點，而且導演從原著中撿回了十幾句臺詞，最后排了40天，在排練場都快打起來了?！憋椦萆蹈绺纾坠枺┑膮轻曰貞浧饋砣詰崙嵅黄??！笆紫?，按照英文譯本叫了四年的Micheal，改叫米哈爾，她說因為原著里是Mihal，而且這個故事更具東歐特點。王子川（弟弟的扮演者）也不樂意，他也改不過來，抗議說為什么美國人為了順嘴可以改，我們就不能叫阿貓阿狗?！?/p>

倆人于是消極怠工，在排練場的臺上打盹，“她說你們倆能不能認真點，見我們無動于衷，瞬間生氣，梆！摔門走了?！边@成了周可歷史上屈指可數的發火時刻，但似乎并沒有起到很好的震懾效果。臺上晾著的吳嵩心里知道“她已經做出她最大的威嚴了”，但行動上還是不慌不忙，“我跟其他第一次和她合作的工作人員說沒事兒，不緊張。因為她特別像媽媽，我跟她的學生都叫她周媽——哄著你，循循誘導，偶爾又發點小脾氣?！彼艿綐窍驴Х葟d，嘴一努，“怎么著，媽，回來吧?！?/p>

他胸有成竹地總結與周媽的相處之道?！拔覀兯Ｙ嚂r她發脾氣，我們發脾氣時她特別溫和，從來不對著干，完全是單向的?！?/p>

除了改名字，更讓吳嵩受不了的是給他增加的一句臺詞——“別再說了，再說我就殺了你！”在他看來，智商低下但天真、善良的傻哥哥是不可能說出這么殘忍的話的，抗議行動從打盹變成了摔劇本，“我在排練的時候根本就說不出口，我失控了，角色在心里不通?！?/p>

吳嵩如今是國家大劇院的演員，37歲，未婚，生活幾乎被演戲和看戲填滿。傍晚6點，他剛結束排練，趁晚間排練前的空當吃著沙拉和三明治。雖然今年的《枕頭人》北京場已經演完，但談起當時的短短一句改變，掙扎與痛苦似乎仍未在眉間消散。

他一再強調，語言、身體是有記憶的，演員要生活在臺上，完全把角色化在身上。五年來他演了近百場《枕頭人》，連碩士論文都是圍繞米哈爾（當時還叫Micheal）——《傻哥哥Micheal的誕生：表演的內外部技術在特殊角色塑造中的應用》，并拿了那屆的最高分。

“戲劇的魅力就在于舞臺上的那時那刻，和這時這刻，演員應該是有機的真實的自由的，但每次到那我就不自覺地跳戲。摔完東西本來都不想排了，她非常耐心地跟我聊聊聊，說你在這發脾氣，我能理解你心里的怨氣，但你有沒有考慮過還有隊友在呢，你這么就放棄了，隊友怎么辦?！?/p>

危機再一次被耐心化解。劇場之外，周可也常常關注吳嵩的生活，叮囑他當老師時不要太較真，操心他的感情問題。有一次過年，吳嵩發朋友圈，矯情地說過得不怎么好，周媽看到就當真了，立馬發過去兩千塊紅包?！八鷦e人不同的是，她首先是媽媽，然后是老師，接人待物很有分寸，始終替別人著想，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特別愿意跟她合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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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火柴

吳嵩第一次見周可時，還在電影學院讀書，同班同學在鼓樓西劇場做制作人，幫著籌建劇場、準備劇目，推薦了他來試戲。面試往往要求演員準備獨白、表演才藝、拿著一頁紙劇本找人搭戲，但周可沒有。她和吳嵩聊了一下午，五個多小時里一句不提戲，就是聊他的生活：現狀，童年，學習、工作經歷，對婚姻、愛情、家庭的看法。當時吳嵩覺得對方很有親和力，愿意跟她說話。

但真正吸引他一口答應來試戲的，還是劇本本身。2012年，他就在蓬蒿劇場聽過趙立新朗讀《枕頭人》的劇本?！拔液芟矚g懸疑故事，對這個戲印象特別深刻，覺得劇本非常棒，所以一找我我就去了?！?/p>

同樣被劇本征服的還有鼓樓西劇場的創始人李羊朵。選擇開幕劇時，趙立新給她推薦了三個本子，《山羊》《審查者》和《枕頭人》。最后，李羊朵從中挑出了《枕頭人》，“我覺得它是用殘酷的方法來講溫暖。那個時候我對這種暗黑童話的故事，是從來沒有接觸過的?！?/p>

《枕頭人》的主軸故事相當殘酷，它出自英國編劇馬丁·麥克唐納之手，其代表作還包括《殺手沒有假期》《七個神經病》和幾年前大火的《三塊廣告牌》。

排第一版時，組里飾演小綠豬的十歲小姑娘在臺邊看完之后，問導演，這個故事到底講的是什么？周可看著她的眼睛，突然覺得沒有辦法開口，告訴她有這么一個枕頭拼成的人，他的任務就是回到那些悲慘大人的童年時期，讓那些孩子去死，以免日后遭受種種痛苦。

那天周可意識到，她必須得用一種夸張的、卡通的、甚至戲謔的方式去展現這個殘忍的故事?！斑@個戲不是單一的沉重，沉重當中一定有某種輕松的東西?！彼噲D傳達第一次看英文版《枕頭人》時腦海中浮現的畫面：一個黑黑的小盒子里，有一根火柴劃著了。

于是，她跟舞美設計沈力商量，用手繪的涂鴉筆觸創造了一個國外版本中沒有的枕頭人卡通形象，營造出童話繪本的感覺。今年，為大劇院版本還找來了張藝謀的御用燈光設計任冬生，以及一撥更年輕的團隊負責多媒體和音響設計，增添了活潑靈動的視聽表達。

張楚也加入，為《枕頭人》創作了主題曲《羽毛》，用低啞的聲調引導——

別醒來/輕柔的羽毛/會指引你幸運的時光

別遺忘/遠處的世界/并沒有那么多憂傷

種種“去沉重”的嘗試，最起碼在李羊朵眼中起效了。話劇上演期間，她每晚回到家，都要刷一遍微博和豆瓣，時時關注觀眾的反應?！昂芏嗟男鲇^眾看完之后，其實不是特別理解，也有一些觀眾會覺得有一點點澀，甚至某一幕看得有點累，在大劇場院這種聲音就很少，大家幾乎沒有說看不懂或者覺得沉悶?！?/p>

《枕頭人》的另一條主線，講述的是寫虐童小說的作家由于鎮上發生了一連串與他小說中作案手法雷同的案件而和他哥哥一起被警察審訊的過程。中間又穿插了許多獨立的故事，每個故事都在講傷害，也在講傷害終歸是出于愛。

曾經有人找周可排《麗南山的美人》，也是馬丁的戲，“我其實很早就看到這個劇本，也很喜歡，我說這個戲如果只是作為教學來講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當它作為一個社會性的傳播來說的話，我就覺得到最后太無力了。我喜歡的作品再黑，也一定要有一道光。我覺得所有的作品都應該看完后，讓觀眾走出劇院或者電影院時覺得生活是有希望的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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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劇院

第一次看《枕頭人》時，周可懵懂地坐在百老匯一群外國人中間，錯過了很多雙關的幽默。2005年，她在亞洲文化協會的資助下前往紐約，并在協會的推薦下看了《枕頭人》等當年得獎的作品。

在紐約的半年，她每天看戲、參加工作坊，像個藥罐子吸收各味配方。請教創建了viewpoint（視點）的哥倫比亞大學導演系系主任，也學日本戲劇大師鈴木忠志的方法論。前者教導學員時刻注意自己與外界的聯系，后者訓練身體的核心，內外兼備。

令她印象最深的是La Mama導演工作坊，La Mama的創始人早年在法國做服裝設計師，賺了錢后80年代來到美國，幫助許多戲劇導演做一些制作、制片的工作。后來在曼哈頓開設劇場，上演自己喜歡的戲。

半年的學習過后，她隨同幾十位導演來到意大利北部小鎮一座上千年的房子里，參加La Mama每年兩次在外的主題工作坊，與世隔絕三個星期。白天，他們是彼此的考官，南斯拉夫來的導演布置作業，給其他人一星期時間去構思如何闡述一篇關于鐵托（前南斯拉夫總統）的短篇小說，有人從聲音或某種節奏入手，有人寫了一首詩，還有人做了一個當代藝術作品。周可恍然大悟，解讀與表達的途徑原來可以這么豐富。

閑暇時間，他們去鎮上參加藝術節，舞臺臨時搭在教堂前面的廣場上，向當地居民免費開放，所有人在一起跳舞、看演出。到了晚上，眾人回到山上，喝葡萄酒，談藝術，看月亮，分享各自的戲劇之路。一位智利導演帶著只有幾個人的劇團，使出渾身解數在歐洲巡演，賺了錢后回到智利，蓋了一個劇院，打著赤腳的、開著寶馬的都來看戲。

坐在聽眾席的周可無比羨慕，“他們真的是實現了我心中那種烏托邦的感覺，戲劇就像一個大的集會，人們前來朝圣，做精神上的溝通，很符合古希臘時期的酒神精神，所有的人在一起就像祭祀一樣?！?/p>

回到上海兩年后，她和兩個朋友創辦了可當代藝術中心，理想愿景是“能夠把志同道合的人都圈在一起，大家平時就訓練，然后排戲，然后演出，可以靠這種方式養活自己，生活下去，還能夠一直持續發展下去”；現實境遇卻是入不敷出，“我們其實票都賣得不錯，但是因為我們沒有演出許可證，排的戲不能在自己的劇院演出，要到外面去租，賺的錢都去貼補場租，還要發工資，所以是一個特別折本的買賣?！?/p>

到了2010年，擔任劇院法人的周可感到身心俱疲，“好多事務性的工作都會找我，經常要去應對一些監管部門。而且當我進入經營以后，它對我的創作是有影響的，因為我知道站在公司的角度，必須節省成本。但是從導演的角度，我也知道那樣是不對的，因為戲的品質一定會受影響，所以我就一直處于特別兩難的境地。這種撕扯讓我真的太疲倦了，再加上那個時候兒子又生病，所以借這個機會我想重新去整理一下?！?/p>

她賣了上海的房子，一度打算再也不回去了，帶著兒子毅然來到大理，從零做起，畫圖紙、設計房屋、挖地基。她清空自己，遠離外界的信息，像嬰兒一樣重新學習，在種花種草、砌筑壁爐、彎腰清掃的過程中獲得微小的欣喜。她覺得踏實，體會到“再大的目標，也要從最小的一件事開始做起，然后循序漸進，全身心地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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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電影

1997年周可從導演系畢業，直到2019年導的第一部電影才上映。

“我其實沒有那么大的野心，我畢業時唯一想的一件事就是來北漂，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就常常跟劇組，場記、副導演，從前期到后期什么都做。我很喜歡劇組的生活，可以天南海北到處免費旅游還能拿錢，然后在一個大集體里面生活。結果后來有一天突然通知讓我留校，我有點懵，后來想留校有上海戶口，就留了?！?/p>

她說話慢悠悠，一頭燙過的短發看起來不太需要打理，沒化妝，深綠色的波點連衣裙泛著褶皺。說著說著白色的帆布包從椅子上滑下去了，她望了一眼，不撿，繼續聊。

“我也不適合當老師，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個性發展，我是一個特別自由散漫的人，我怎么去管孩子呢？那些學生跟我就差兩歲到四歲，我第一天去都被當成同學了。直到他們第一次匯報演出完，大家精疲力盡地站在紅樓門口，我才突然覺得，一定要跟他們走完四年。像是突然有一孩子‘啪’交你手里了，你抱著他一開始想說喂兩口奶就扔，后來發現不行，你喂兩口奶，就有感情了?！?/p>

教書之余，她陸續排了二十多部舞臺劇。田老說，她當導演很純粹，沒有上下起伏的情緒，也不是為了一己的名利私欲。今年8月，《枕頭人》正在巡演，《保持沉默》又即將上線，在此宣傳期間接受采訪時的回答，卻也依然樸素無華——

“拍這個電影的契機是什么？”

“這個電影的制片人之前看了我的音樂劇《媽媽再愛我一次》，覺得這個故事挺好，問我可不可以把它改編成一個電影。我說可以，寫了以后，他拿著劇本去找了一圈導演，后來沒找到合適的就回來問我有沒有興趣來導?！?/p>

“拍電影和排舞臺劇的差別大嗎？”

“導電影的時候，其實我跟演員們之間的工作反而少，他們都很會演嘛，更多的是跟攝影、美術部門?！?/p>

言下之意是為舞臺劇做的工作很多，但到最后我也放棄追問了。關于《枕頭人》她談了許多，唯獨沒有提及自己做了什么。她對演員不厭其煩、精益求精的要求、對他們的安撫與幫助，建議田蕤的表演要更加讓人難以捉摸，提醒吳嵩在哪怕觀眾看不清的大劇院也不要忘了搖頭、眨眼等小動作，這些內容都不可能從她口中得知了。

我甚至覺得，如果有一天，導演因此要去領獎，她也只會在聚光燈下，涂著淡淡的口紅，謙遜、柔和、慢悠悠地說：“我不是一個特別有野心的導演，只不過機遇給了我，讓我來排這個戲，我也沒有想它會做成什么樣子。但是這個戲在五年的時間里面，我其實真正很在意的是，這幾個完全來自不同背景，表演觀念、方法、習慣也都不一樣的演員，就跟劇中四個人物是一樣的，他們在一起有矛盾，有隔閡，有爭執，但是什么把他們連接在這？就是這個戲，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要相互去試著理解包容對方，而我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提供這樣一個包容和理解的可能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