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嫁給父親的同時成了繼母。文學作品中對繼母的描述多為兇狠、刻薄，對待親生子女和繼子繼女厚此薄彼；影視作品中凡涉及到類似角色，都是家庭出現錯綜復雜關系的根源，也導致家庭矛盾屢屢出現。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農村，一個年輕女子嫁入別人家，成為繼母的壓力可想而知。雖然媽媽將“初為人母”的愛都給了孩子，但在農村，她要面對的各種矛盾仍可想而知。
艱難歲月還在延續，更大的困難來了。60年代初，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轟回了農村老家，媽媽和姥姥帶著兩個姐姐在北京生活。平日里，姥姥撫養姐姐，媽媽像男人一樣出去工作養家糊口，先后在幾個不同單位工作過，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兒，拿的是最少的錢，還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多次轉正都未被批準。媽媽做了一輩子臨時工，直到去世都沒有退休金，這也成為她一生的憾事。
1966年我出生時，姥姥已經過世，兩個姐姐承擔起了帶我的任務。媽媽獨自騎自行車到宣武醫院生下了我，冬天，41歲的高齡產婦沒有家人照顧、沒有營養品供給，媽媽用她堅韌的性格忍受著身體的疼痛將我帶到世上，從此，我有緣與她做了52年母女。
在與媽媽相依為命的幾十年里，我目睹了她的勤勞、善良，也見證了晚輩的成長和家族的興盛。1968年，媽媽帶著我們姐妹三人到北京郊區的房山竇店七里店村插隊落戶。一個反革命家屬和三個反革命的女兒在生產隊受盡了白眼、吃盡了苦頭。媽媽像男人一樣下地種糧食、割草、喂牲口，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沒有把身材瘦小的她壓垮，反而憑自己的辛苦勞動春耕秋收，讓四口之家過得有聲有色。
80年代初，國家開始有了“返城”政策，兩個姐姐各自成家，只有媽媽帶著我返回了北京城的原居住地，父親也“平反”了，由老家來到北京。從此，我和年邁的父親、母親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家庭。父母都沒有正式工作，經濟拮據，加上二位老人上了年紀，所以那段日子過得艱辛多于輕松、痛苦多于歡樂，對我而言是這樣。
好在，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我初中和高中均享受到學校免學費的待遇，又因為成績優秀拿到了獎學金，順利完成了學業，人生也因此有了轉機，有了穩定的工作，又加入了一個大家庭。從此苦盡甘來，得以在媽媽有生之年，陪她去了海南、杭州，圓了坐飛機的夢。我們在三亞一起泡溫泉、看大海，在椰林下散步；在杭州觀西湖美景、聽柳浪聞鶯；在烏鎮賞古鎮文化、品江南風情，最難忘的是在日照的那次旅行，媽媽非常開心。那個時候兒子還小，個頭和姥姥差不多，祖孫兩人在沙灘上留下了歡聲笑語，那段快樂的時光仿如昨日。
晚年，媽媽每月可以領到350元生活補助，生病有“一老一小保險”的醫療保障，四世同堂享受天倫之樂，從舊社會走過來的她感受著幸福生活的安詳。
2018年4月29日夜里，媽媽平靜地走了，一位93歲的普通女人就這樣走完了她平凡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