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戒毒就是因為再這樣下去，不是進監獄就是扎死?！?br />
當龍哥跟我輕輕吐出這句話的時候，我心里一震，他等于原字念出了《中華之劍》的臺詞，這部官方紀錄片首播于1995年，十余年過去，毒品的肆虐愈發洶涌。
關于吸毒者觸目驚心的論述和藝術化表達循環涌現，你可以戴上不同眼鏡去打量他們：苦難化教育勸誡的、不羈反叛權威的、嵌有黑色幽默的荒誕元素的。追求沖突的故事本身難免帶有獵奇和戲劇化色彩，但我避免用一種深度同情或是過分煽情的口吻來談論他們，力求做到疏離克制和客觀描述。
周遭的人聽說我做有關吸毒者的選題，噓寒問暖的聲調里壓抑著本能的恐懼，會不會不安全、有沒有危險。
這種先入為主的論調根植于社會主體的集體意識和公共輿論中?！拔菊摺钡臐撆_詞里鐫刻著犯罪團伙、危險異類或是《猜火車》里荒淫糜爛生活的想象，與“正常人”的自我投射之間劃下了一道隱形的線。而在現實世界的空間概念上，他們也經歷著一道道物理隔離。
戒毒是一個非常龐雜的話題，涉及到藥理學、倫理學、犯罪社會學和社會控制研究、對身體的規訓與懲罰等。在社會學里他們可以用“越軌者”來定義。把某人標簽為越軌者事實上成了一個自我證實的預言，即人們成為了他被指控的那種人。
狗子對于吸毒行為的認知，來自于戒毒康復機構里心理老師的教育。他把受朋友誘騙沾染毒癮的自己定義為被動的受害者，心甘情愿地接納了身上的標簽，“我們這些人畢竟跟正常人不一樣嘛。精神上腦子上都不受自己控制?！?這種標簽不可否認、有合法性，但這種標簽或者說是“污名化”是否影響到吸毒者重返社會，是否最終會導致“Once a deviant, always a deviant”：社會守法成員不愿意接納越軌者重返正常生活；有賦予污名的儀式，但是很少有去除污名的儀式；社會盛行原型看法。
撇去這層社會性的心理隔離，我想要探討的落點不在于越軌者本身的境遇，而是社會干涉層面的處理和矯正，司法機關和矯治機構作為社會控制機構的角色是怎樣的。戒毒治療環節的缺失是一項世界性的疑難，全球每六個有吸毒疾患的人中僅有一個接受治療服務。
人們訝異于吸毒者歇斯底里的瘋癲和失控，從一種事不關己的上帝視角來圍觀，卻很少從醫患角度透視成癮本身。在我們談毒色變的時刻，是否可以進一步了解藥物成癮背后的生理機制、這些起初作為藥品的合成劑對大腦認知和行為的異化，讓這些游離在主流論述之外的邊緣人群可以被更加理性地接近和感知。
醫生們告訴我的是一本高度濃縮的病歷史，可作為談資的情節里漫溢出光怪陸離和荒誕不經，每一個患者都可以被病歷本上的短短幾行所定義：“吸食毒品前性格任性、固執，有煙酒嗜好?！钡绻暡稍L為一個不嚴謹的田野調查，這樣的抽樣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出推論、下定義和畫出人像的呢？篩選出來的片段多是個別極端行為，又是否把吸毒者這一主體推向了更深的污名化呢？
你很難用一兩個詞來定性他們的身份：患者、受害者、違法者、施暴者。毒癮導致的十惡不赦到底是情有可原、事出有因還是咎由自取，無法簡化定論。腦病和神經精神疾病是一頂帽子，也成為他們接納自我的一道心理防線，他們不自制因為不自知，點癮時他們沒有自我意識或者具備理解當下境況的能力，而不是基于自身人格的道德判斷和選擇。
但他們無疑是可悲的。當人被藥物剝離掉自我、自由意志，只殘存動物性的本能，成為一具行尸走肉，不再追求某些更加抽象的原則和目標，靈魂里只剩下對肉體和物質的欲望，理性和精神的光輝被徹底遮蔽。這種對于人性的泯滅和吞噬是罪孽的源頭。
奧利弗·薩克斯曾寫道：神經學最喜歡的字眼就是“不足”，包含神經功能上的損傷或者失去能力的狀況：失去說話能力、失去語言、失去記憶、失去視覺、失去四肢功能，以及許許多多特殊功能或機制的喪失。
失去自我，或許是最可怖的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