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強軍之路。創新興軍將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戰略。那么到底在創新興軍方面，中國軍隊有哪些困難需要克服，又面臨哪些挑戰呢？
中國的軍事裝備發展歷史基本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早期、改革開放中期這么三個重要歷史階段。改革開放前，因為認為冷戰中東西方陣營劍拔弩張，且周邊地區戰爭不斷，世界大戰或者地區大戰一觸即發，武器裝備應該立足于打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需求為主，重點發展兩彈一星等戰略武器，所以常規武器更新緩慢且以生產簡單、使用簡單、適合游擊戰爭需求為主。由于常規武器缺乏足夠的研發資金，且生產任務繁重，因此中國軍隊的常規武器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基本僅相當于西方50年代末的裝備水平，科技創新能力自然也是不足。
改革開放之后，高層判斷短時間內不會爆發世界大戰，且有核武器作為最低安全保障，因此開始大規模削減兵員和武器，并且停止了大量新裝備的研發。所以在這個時期，只有重點項目還能保住，自然也談不上什么自主創新，只能滿足基本要求。
在改革開放初期（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武器裝備不僅未能和世界水平接軌，甚至有被美國和西方進一步拋離的可能。在改革開放中期（90年代末開始），中國軍事工業開始走上了一條較為快速的發展道路。這個時期中國軍隊裝備落后的問題已經被高層重視，由此開始了一次大規模的裝備研發。
在這個階段，中國軍工企業及相關的科研機構，基本上在進行一種補課式的研發，也就是參照西方軍隊已經裝備的武器品類和先進型號進行研發和裝備。這個補課式的軍事科技發展時期，是以1998年解放軍總裝備部的成立為標志，也以總裝備部的結束為標志。
總裝體制之前中國裝備研發是分為兩個不同層次決策機構來統籌負責，一些前景不明且需要大量基礎理論研究和試驗的項目由國防科工委負責，如著名的兩彈一星就是科工委牽頭研發的，當然也走過不少彎路。比如，在80年代氣功熱時期，國防科工系統就啟動了507所專門研究人體特異功能。盡管這個研究方向最終被證明錯誤的，卻必須承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務虛研究是必要的，事實上美國和蘇聯的類似機構也做過人體特異功能等項目研究。
軍隊常規武器型號研發和技術引進則由總參裝備計劃部負責。那時眾多西方武器裝備的技術引進都是由總參裝備部牽頭負責，比如從意大利引進蝮蛇空對空導彈，就是總參裝備計劃部當年的杰作之一。與俄羅斯洽談引進Su-27及其生產計劃，也是由總參裝備計劃部牽頭、空軍執行航空工業部門配合的項目。
總裝備部體制建立后，國防科工委和總參裝備計劃部的業務都移交總裝，操作武器裝備研發項目都以型號牽引為主，也就是根據某個具體武器型號需求，進行相應的設計和技術攻關。
反觀美國軍工體系，同樣設置了兩套不同的裝備體系，除了具體軍種武器項目的研發之外，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設置與國防科工委頗為類似，都是致力于研發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的未來武器系統，且專門投資短時間內無法見效但潛力巨大的項目。從美國的經驗來看，此類超前性創新技術的研發，不僅需要專業的科學管理人才領導，也需要具有較高的戰略權限。DARPA雖然是美國國防部下屬的一個部門，卻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且學術背景濃厚，這點和過去國防科工委頗為類似。國防科工委的黃金時期，不僅由張愛萍將軍這樣德高望重的部隊將領領導，也有世界級的科研工程管理人才錢學森博士的管理，更有錢三強等愛國科學家的加入，因此在兩彈一星這種大國重器型的項目上不僅進展極快且效率很高。從歷史來看，國防科工體制是個頗為先進的體制。
2016年新軍事改革實施后，總裝備部改為軍委裝備發展部，國防科工體制重新建立。對于現階段的中國而言，自主創新無疑是至關重要的。由于在武器裝備發展上已經完成了對過去不足裝備的補缺，未來的發展已經無法像過去一樣，看別人做了什么，采取緊貼策略跟進研發。如果再以單一的部隊體制搞型號牽引，無疑會制約中國軍事創新的競爭力，國防科工體系則可以進行更為務虛但可能改變未來戰爭形態的基礎科研項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