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和孩子內在于任何一種人類繁榮的愿景。我們贊成以審慎的社會政策來鼓勵和加強婚姻、生育和撫養。一個不歡迎孩子的社會是沒有未來的?！?br />
10月7日，歐洲十位保守主義傾向知識分子發布聯署申明《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兩天后，華師大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將其譯介到中國。我在手機上劃拉了幾眼，繼續埋首與同事靜茹合作的“二孩”封面報道。
沒想到交稿次日編輯也轉發鏈接過來，《歐洲需要大量三孩家庭》，我隨手戲謔了個“標題黨”，與“二孩”稿中梁建章先生的專欄文章名相映成趣。
兩地文化背景和社會現實當然大相徑庭。不過，我總覺得“老歐洲”的恐慌，和中國學者對人口紅利消亡、老齡化加速的擔憂，有某種微妙的相似。原諒我視野所及都是“老男人”，非要具象的話，就是近期大熱的美劇《使女的故事》里，黑衣主教站在高處訓誡一群白帽紅衣的使女。
這種聯想可能失之極端，不過我想說的是生育決策中的話語權問題，它始終無可避免從私人領域被拉入公共領域。而其中的張力或沖突在于，父權與家國同構，而女權總是與個人主義合流。
易富賢很可能會批評我這個論斷。在生多生少問題上與女權主義者的論爭，他應該算得上“身經百戰”。他把這些論敵稱為“女殘主義者”，而他才是真正的“女權主義者”，看得更為長遠，他關懷的是老年婦女的養老問題——因為僅有社?？赡苁遣粔虻?。
如果問那些主動再生育的二孩媽媽們，你會發現“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明顯回潮。許多受訪者提到這幾年大量“失獨”家庭報道的刺激。站在兩個孩子的角度，則是獨生子女成長的孤單，和性格發展的弊端。我一度對后者有所認同，直到讀了上海社科院性別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蕾萍所寫的《獨生子女神話：習俗、制度和集體心理》，我才重新審視上述觀念的來源。
上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實證研究結果已經推翻這一“神話”：獨生子女家庭的總體幸福指數常常高于“兒女雙全”的理想模式，而孩子是否孤獨、社交技巧的高下取決于父母花多少時間和心力帶他們與外界溝通，與有沒有兄弟姐妹無關。
不過我并沒有將這些與我采訪的二孩媽媽們分享。政府、企業、丈夫支持的多重缺位下，她們同時是優秀的職業女性和母親，二孩讓她們更強大，她們也從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兒女共同成長的快慰。
學者蔣萊告訴我，她訪談的近十位已生育二孩的高學歷職業女性，都相對晚婚晚育，原生家庭經濟水平和知識程度也較高，愿意做教育投資，尊重子女。在生育等家庭決策上，小家庭是核心，主導權掌握在媽媽手里，這樣的家庭養育二孩的幸福指數較高。她們中沒有人說“后悔生二孩”。這聽上去不壞。
今年上半年上海多家產院分娩量較同期下降近兩成。專家認為，主要是趕政策末班車的“70后”生育意愿已被釋放，二孩全面放開后的“堆積效應”正在結束。這些家庭恰好是我們封面故事的開端?；剡^頭來看，這一現象也恰好構成了我們這篇封面報道的隱線：今天的80后、90后，會怎樣選擇？
十位“老歐洲”把現代社會婚姻與生育的受挫歸咎于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一種棄絕的文化剝奪了下一代人的身份認同感?！笔聦嵣?，脫離具體家庭和個體經歷的指責和說教，都毫無意義。
想來想去，還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最有趣——雖然物種有過度繁殖的原始能力，但資源的有限會使得生存競爭壓力增加，最終實現物種數量的有效控制。而我們當下的生育環境，也無非是剛剛落回這樣一個“自然選擇”的鐘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