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與“七三一”沒有直接關聯，我很晚才去看了日本TBS紀錄片《從地圖上消失的秘密島嶼》。這還緣于明治學院大學教授張宏波的善意提醒。
張宏波研究日本侵華老兵多年，她向我直言，中國電視臺同期做了同題采訪，“深度卻有很大差距，讓人感到可惜?！?/p>
“我猜還是那種受害者的控訴式視角？”我隨即追問。她卻不愿展開，只是說，“幾天前，你曾提到（什么是）‘好的受害者’，看了這個節目，會有更多感受的?！?/p>
真正去看，沒想到給我極大震動的，會是片中描述的這樣一個細節：位于日本瀨戶內海的大久野島，被迫上島參與制造毒氣的工人和原住民都必須簽字保密；對岸經過的火車，面海的窗戶都要放下遮光板，好奇偷看者會遭到日本憲兵的逮捕。
這與我在《黑盒》開篇的描述何其相像！哈爾濱平房的120平方公里，就是中國陸地上的“孤島”，也險些在地圖上被“抹去”。50年代的政治運動和土地開發兩波“大躍進”浪潮，已將七三一為代表的諸多日本侵華細菌部隊的遺址吞沒。在中國，對抗遺忘，其艱難有時無異于對抗一個時代。
91歲的藤本安馬先生十幾歲被騙上島，制造毒氣的后遺癥是長達一生的病痛——慢性支氣管炎，胃癌。胃部切除后，他吃得很少，卻又格外認真。在TBS的鏡頭里，慈眉善目的他放下碗筷，突然換上一副嚴肅鄭重的神情，“我必須吃飯，然后活下去”，“我要是死了，就沒人為毒氣的事來作證了”，說完便吞下一大把藥片，喃喃道“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他給記者手寫長長的生產毒氣的化學方程式，他不是不能忘，是不敢忘，“忘記化學方程式等于忘記罪證，所以絕不能忘?！蔽以谒砩?，看到了許多與七三一相關的作證老兵的影子，其中很多人是原七三一部隊少年班成員。
森村誠一就寫過，聽說吃得好、穿得好、工資高，還可以上學，“少年隊員是在不了解七三一部隊性質的情況下入伍的”，實際卻干著最臟最累的活?！皯鸷?，仍被該部隊的枷鎖束縛著，其人生受到很大的壓力。毋寧說，他們是處于受害者的處境?！?/p>
我從七三一陳列館得知，當年最早給森村誠一去信，將他帶入七三一調查事業的那個人正是石橋直方，原七三一少年隊員。1993年7月，他在病床上插著呼吸管，接受了森正孝的錄像取證，次年去世。
七三一部隊成員命運迥異。更接近“受害者”的，終其一生的陰影和心結，要靠持續不斷的作證、自省來尋求解脫；而那些高級軍官、醫學精英，作為始作俑者和既得利益者，無一人站到公眾面前悔罪，不僅躲過司法審判，還繼續名利雙收。
“上帝似乎從來沒有可憐過那些本應該可憐的人們，也從來未懲罰過必須接受懲罰的人們……”這或許就是七三一陳列館副館長楊彥君站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前內心激蕩的背景。他寫道，文明的締造者和維護者，反而可能用同樣的血腥和暴力，換取獨立的尊嚴和人格，“而這一切又在某個時刻被輪回到混亂動蕩的年代?！?/p>
不過，直到現在，一批未參加過戰爭的日本和平人士，還在傾盡人力財力，向日本公眾“傳達真相”，向中國受害者“贖罪”。七三一陳列館從成立到建新館，背后飽含著他們的支持和期待。
對于過去和現在那些挺身對抗遺忘者，我們實在缺乏太多應有的關注和關懷。如果親歷的記憶是第一重創痛，持續不斷的作證是一次次再揭傷疤，那么大眾的冷漠，就無疑是傷口上撒鹽。這種冷漠，有時是自以為是的半知半解，更多是以自私到可笑的面目出現，“太壓抑了、看不下去……”
韓曉和金成民兩任陳列館館長，都曾公開提到近20年前某次國際會議上一位日本學者的話，“你們都忘了，我們還能記得嗎？”當我寫完整個故事，回蕩在我心里的問號大概是，“他們尚且記著，我們還能忘嗎？”
我也常常會回想起陳列館辦公室的金士成發給我的那句話，“北境不曾遺忘?！辈贿z忘，是為了什么。我想答案不應是臺詞出處的那部美劇里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