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萬是我丈夫，我們是高中同班同學，婚后共同生活了37年。2012年冬天、離64歲生日還有三個月時，他酒后意外去世。
老萬在我心里是個有很多故事的人。他1949年春天出生于重慶市一個工人家庭，高中讀了一年，趕上文化大革命。知青返城后，他當過工人，后成為工廠子弟學校的數學老師。上世紀80年代下海辦廠，做樂器材料加工。90年代后期，因國家限制林區木材砍伐，工廠關門，晚年靠微薄的社保生活。就像我們這一代的大部分人一樣，老萬走完了普普通通的一生。
老萬出身貧寒，幼時就要幫母親承擔家務，養成了什么都自己動手的習慣和能力。我們1976年結婚，家中第一臺黑白電視機就是他買零件組裝的。那時他還自己裁剪并用縫紉機縫制衣服，包括他自己穿的襯衫，那種男式襯衫領子不好做，但于他都不在話下。當數學老師的他說，“裁剪衣服，不就是畫幾何圖形嘛！”家里的電器修理，幾乎是他包了。一開始是收音機、電視機，后來是手機和電腦。隨著生活條件好轉，烹飪又成了他的一大愛好，他能在一個多小時里做好七八個人用餐的一大桌菜，煎炒蒸拌，樣樣不差。
他說話嗓門大，中氣十足。據說他在三樓上課，一樓都能聽得清清楚楚。他走路快而有力，震得樓板咚咚作響，老遠就知道他來了。他樂于助人是出了名的，在子弟學校教書那會兒，學校遠在郊區，騎自行車上班的他成了女同事快樂的搬運工，幫這家搬袋米，幫那家捎點菜，他樂此不疲。對鄰居，哪家有電器方面的問題，他也會上門幫忙，有求必應。一位女老師與丈夫離了婚，他認為這對夫妻離婚的很大因素是賭氣，有和好的基礎，硬是撮合他們復了婚。
評論時政是他的最愛，我和一些朋友因此戲稱他為政治局的“萬委員”。他對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深惡痛絕，有時還罵人。上世紀80年代我調入黨群機關工作，逢年過節，基層會送一些年貨到家，他連這個也看不慣，總要嘀咕半天。
老萬外表剛毅內心柔弱。跟他一起看電視劇，到動情之處，轉過臉看他，他早已淚流滿面。我和他曾一起去討一筆債，到對方家里一看，家徒四壁。他悄悄說，這錢我們不要了。結婚多年，每逢看到我幫助弱者，他都會非常贊許和支持，他說他最欣賞我的也是這一點。2012年冬至，我的一位盲人朋友保姆離職，獨自一人，我去陪了她一整天，晚上也未歸。當我23號回到家時，他不僅沒有怨言，還給我端上了熱氣騰騰的羊肉湯，為我補過冬至，這也是我們一起過的最后一個冬至。
我們這代人，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當過知青，經歷坎坷。這些經歷對他心靈的撞擊是我與他共同生活后才感受到的，年紀大了以后，只要喝多了酒，他就會翻來覆去講述那些往事，講到收不了口。
我們剛結婚時，老萬煙酒茶都不沾。80年代中期，他離開學校、下海辦廠，學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都是整杯一口干，爽勁在朋友圈里出了名，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被朋友送回家。后來他告訴我，在商場應酬，他總愛把自己灌醉，因為看不慣有些人找“小姐”，干脆喝醉了一睡了之。年紀漸長，喝酒竟成為他的惟一嗜好，每天必喝，而且經常醉酒，獨自倒臥街頭也時有發生。這成了我的心頭之患。沒想到最終，他還是因為與朋友喝酒而走了。
今年清明前，依照老萬生前的愿望——不留墓地、捐獻遺體，我將他的骨灰參加政府組織的生態葬活動，進行了花葬。由于走得突然，捐獻遺體的愿望沒能幫他實現，這次花葬，也算償了他的心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