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對納粹戰犯、“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重要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進行審判，阿倫特記錄了審判全過程，為《紐約客》寫了五篇報告，集結成這本書。在書中，阿倫特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惡”的概念，惡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惡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業、忠誠的小公務員。艾希曼由于沒有思想、盲目服從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聽命行事”或“國家行為”的借口得到赦免。
對于被指控的罪行，艾希曼一直堅稱他只“協助并教唆”犯罪，并未親手殺過人。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判決書在某種程度上承認，控方沒能成功證明被告的這個說法有誤。這非常重要，因為它觸及罪行的本原（這不是普通的犯罪）和犯人的本性（他也不是普通罪犯）。判決還委婉道出了那個不可思議的事實：在死亡營里，囚犯和受害者才是真正“用雙手操縱殺人工具”的人。判決書指出的正是癥結所在，這才是事實真相：“一旦我們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條的原話來描述他的行為，那么一切從本質上說就變成向他人提供建議、施以援助或者為他人的［犯罪］行為開綠燈了。然而，在這樁罪惡滔天、枝蔓叢生的罪行，也就是我們正在處理的這樁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層面、不同行動模式之中，這些人包括隸屬不同等級的策劃者、組織者、執行者。若采用常見的煽動者與幫兇等概念給他們治罪并不可行。這些具體罪行都屬于集體屠殺，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數，就連從犯的數量也十分龐大，乃至許多罪犯同那些實際殺人者之間的距離遠近根本無礙究責的尺度。相反，普遍看來，我們同劊子手之間的實際距離越遠，責任程度反而會越大?！?br/>
判決書宣讀完畢，接下來的事都是按部就班?？胤皆诖税l表長篇大論，要求判處被告死刑；由于不符合緩刑的條件，當強制執行。而塞爾瓦蒂烏斯博士的回應比此前更加簡短：被告執行的是“國家行為”，他經歷過的事，今后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人身上，整個文明世界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艾希曼是一頭“替罪羊”，如今的西德政府為撇清自身責任把他丟給了耶路撒冷，這有違國際法。塞爾瓦蒂烏斯博士從未承認法院的管轄權，認為其按照德國檢控官的說法頂多“具有一種代表性的管轄權”；塞爾瓦蒂烏斯博士此前曾要求法庭必須宣告被告無罪，因為根據阿根廷的法律狀況，所有受到指控罪行的刑事懲處都在訴訟時效之外。他在1960年5月7日就已經到了追訴期限，“就在他被綁前不久”。如今，他主張以同樣的理由不判死刑，因為德國早已廢除極刑。
接下來是艾希曼的最后陳詞：他等待的公正落空了；法庭沒有相信他說的話，盡管他一直在竭盡全力道出真相；法庭不能理解他，即便他從來就不是仇恨猶太種族之人，也從未想成為人類的謀殺犯。他的罪過在于服從，而服從曾經是備受稱頌的美德。他的美德被納粹頭目濫用，但他并非首腦人物，而是受害者，只有頭目們才應受到懲罰?！拔也皇乔莴F，沒有變成他們想要把我變成的樣子。我成了一個謬論的犧性品，”他強調說。他沒用“替罪羊”一詞，卻肯定了塞爾瓦蒂烏斯博士所說的——“定是要在這里代替他人受審”。兩天后，1961年12月15日，星期五，早上9點，艾希曼被判處死刑。
又過了三個月，1962年3月22日，上訴法院，即以色列最高法院開啟復審程序。主審法官伊扎克·奧爾珊攜四位法官出庭。豪斯納先生以檢控官身份帶著四位助手再度現身。塞爾瓦蒂烏斯博士作為辯護律師，還是一個人。辯方又一次宣讀了此前針對以色列法庭審判資格的所有論點。既然此前勸說德國政府啟動引渡程序的所有努力都付諸東流，那么現在，他要求以色列政府主動提供引渡。他交上了一份新的證人名單，可是其中沒有一個人能提供任何哪怕類似“新證據”的東西。名單上包括漢斯·格洛布克，但艾希曼從未見過他，而且還是到了耶路撒冷才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更令人瞠目的是，名單上還有哈伊姆·魏茨曼博士。這個人十年前就已經死了。辯護詞簡直就是一鍋令人難以下咽的大雜燴，漏洞百出。辯方的粗心大意與控方向法庭陳述案情時的字斟句酌形成鮮明對比：毒氣殺人再次成為一起“醫療事件”；猶太法庭無權就利迪策兒童的命運開庭審判，因為他們不是猶太人；以色列法律程序與大陸法體系相抵觸，而艾希曼，因其原國籍，應該在大陸法的框架下受審；以色列要求被告提供辯護證據，然而被告實在無法做到，因為無論人證還是物證都不在以色列。簡而言之，這場審判不公平，判決結果不公正。
上訴法院的訴訟只持續了一周，繼而宣布休庭兩個月。直到1962年5月29日，二審判決才出來——比第一次篇幅略短，但在單倍行距下，還是有51頁標準紙那么長。判決書表面確認了此前所有指控，可是如果只是確認，法官不需要花兩個月之久、占用51頁的篇幅。上訴法院的判決實際是對下級法院裁決的復審，這點就算不明說也人所共知。與初審判決截然不同的是，復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未得到任何‘上級命令’。他就是自己的上級，他為一切與猶太事務相關的事情下達命令?！贝送?，他的“重要性勝過所有上司，包括米勒”。針對辯方最突出的論點——假如沒有艾希曼的存在，猶太人不會過得更好——法官們的回應是：“假如不是被告及其黨羽狂熱的嗜血欲，‘最終解決’不可能造成上百萬猶太人遭遇皮肉之苦和血光之災?！币陨凶罡叻ㄔ翰粌H采納了控方的主張，而且還繼承了他們的措辭風格。
同一天，5月29日，以色列總統伊扎克·本—茲維收到艾希曼的赦免申請：“在我的律師指導下”的四頁手寫申請，還有他妻子以及林茨家人的信件?？偨y還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電報，請求寬恕被告。寄信人中，最惹眼的是美國拉比中央大會、美國猶太教改革派的代表，還有以馬丁·布伯為首的一群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教授。馬丁·布伯在審判伊始就露過面，現在，他試圖勸說本—古里安對赦免進行干預。5月31日，最高法院作判決的兩天后，本—茲維先生拒絕了所有赦免請求。那天是星期四。當天晚些時候，午夜鐘聲敲響之前，艾希曼被絞死，尸體被火化，骨灰撒進地中海以色列海域之外的部分。
周四夜將是下周之前的最后行刑機會——在這個國家的三大宗教中，周五、周六、周日都是宗教節日，不是這個教的就是那個教的。即使如此，行刑的速度也還是太快了。執行死刑時，距離艾希曼得知赦免請求被駁回還不到兩個小時。他甚至都沒有時間吃上路前的最后一餐。也許，看到塞爾瓦蒂烏斯博士為當事人的最后兩搏，你就會明白行刑速度為何如此之快了。他向西德的一個法院提請強迫政府引渡艾希曼，并威脅將援引《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第二十五條。當艾希曼的請求被駁回時，塞爾瓦蒂烏斯博士及其助手都不在以色列，而以色列政府很可能想要在辯護方申請前往以色列觀摩行刑前，就把這個持續兩年之久的案子了結了。
死刑判決在意料之中，對此幾乎無人提出異議。不過當消息傳來，說以色列人己經執行完死刑，事情全變了?？棺h并未持續多久，但傳播范圍很遠，聲勢顯赫的人都有發聲。最常見的論調是，艾希曼的行為突破了人類懲罰的所有可能，對如此規模的罪行，用死刑毫無意義——當然，這個說法在一定程度上行得通，只是那并不意味著他在殺過數百萬人之后只因這個理由就可以逃脫懲罰。在一個相當低的層次上，有人批評死刑判決“缺乏想象力”，并提出了極富想象力的備選方案——艾希曼“應該終其后半生在內蓋夫貧瘠的土地上做重體力活，用他的汗水澆灌猶太人的家園”。這樣的懲罰估計艾希曼連一天都經受不住，更不必說以色列南部沙漠基本就是一個苦刑流放地；或者，按照麥迪遜大道廣告牌的風格，以色列本應達到“神圣的高度”，高出“可以理解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人道的考慮”之上，由政府“舉辦一個公審大會，讓艾希曼戴著鐐銬站在中間，周圍是所有參與抓捕、審訊、判決的人。讓電視攝錄機、收音機把這些人打造成民族英雄”。
馬丁·布伯稱這次判決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因為它本應“為德國許多年輕人的負疚感贖罪”——這個觀點奇怪地契合了艾希曼本人關于這件事的看法，盡管布伯幾乎不知道艾希曼為了卸下壓在德國年輕人肩上的負罪感曾想過公開被絞死。布伯教授接著說，他對艾希曼“絲毫不感到同情”，因為他只能“對那些我可以理解其做法的人”感到同情，他強調說，多年前他就在德國說過，他“只在形式意義上和那些參與第三帝國行動的人有相同的人性”。這種高傲姿態當然比那些必須審判艾希曼的人所能提供的東西更加奢侈，因為法律精確地預判出我們與那些被我們控告、審判、制裁的人有同樣的人性。據我所知，布伯是唯一一位就艾希曼被處決一事公開發表意見的哲學家（在審判開始前不久，卡爾·雅斯佩爾斯接受巴塞爾廣播電臺的采訪，采訪內容后來發表在《月刊》上，他主張由一個國際法庭來審理此案）；令人失望的是，在艾希曼及其行為拋出的真正問題上，他做了最大程度的閃躲。
最微弱的聲音，來自那些從根本上無條件反對死刑的人。他們的主張本可以一直有效合理，因為他們的主張所針對的并非只這一個案子。他們似乎感覺到——我覺得很有道理——要想宣揚自己的理念，這并不是一個有利的機會。
艾希曼趾高氣揚地走上了絞刑架。他要了一瓶紅酒，喝掉了一半。新教牧師威廉·赫爾主動提出跟他一起誦讀《圣經》，他拒絕了：他只剩兩個多小時了，所以“沒有時間去浪費”。他手背在身后，冷靜筆挺地走完了從監獄到行刑室之間的五十碼。警衛綁腳踝蓋時，他請求他們系松一點，好讓他能夠站直?！拔也恍枰莻€，”他指的是頭罩。他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還不止于此，他完全在做他自己。除了他在臨終遺言中莫名犯傻，沒有什么可以更加有力地表明這點了。他開始了。他強調自己是個信仰上帝的人，用一般的納粹流行語來表述，意為他不是基督徒，不相信死后有來生。他接著說：“過不了多久，先生們，我們都會重逢。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運。德國萬歲，阿根廷萬歲，奧地利萬歲。我永遠忘不了她們?！彼榔趯⒅?，他滿嘴是葬禮演說上的陳詞濫調。站在絞刑架下，他的記憶力跟他開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滿”，他忘了，這是他自己的葬禮。
在那最后的幾分鐘里，他好似在總結這堂關于人類弱點的漫長一課帶給我們的教訓——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漠視語言與思考的平庸的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