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Timothy Brook）
生于1951年，加拿大人。哈佛大學博士，現任英屬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圣約翰學院院長，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2015-2016年度亞洲研究學會會長。主編六卷本《哈佛中國史》。代表作《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凱覦權力：佛教與晚期明士紳社會的形成》、《維梅爾的帽子》、《殺千刀》。
在北大燕京學堂的學術論壇上，卜正民就中國歷史上“大國”、“帝國”、“強國”的定義及其政治內涵，與中國學者開始了激烈的爭論。
“等我慢慢變老以后，就不去在意自己是不是態度友好這回事了?！彼B皮地一笑，用恰到好處的幽默感贏得了現場一片掌聲，也試圖給已經有點火藥味的氣氛澆上一瓢友好的溫水。
空氣依然緊繃。挨著他坐的一位年長的教授反唇相譏：“不要以為像你這么挑剔和苛刻，就能證明你的觀點一定是對的?！?/p>
坐在酒店休息區的沙發上，當我們重提他觸犯“眾怒”的言論的初衷，這位知名的加拿大籍漢學家眼里閃著光。他直率地把某些主流觀點斥為“徹底的謊言”?！拔业贸姓J，中國人看待自己歷史的一些老調，有時確實讓我感到annoying（惱火）?！?/p>
拋出這句犀利評論時，他儀態優雅地側身靠著沙發，修長的身形，一頭微卷的銀發，舉手投足之間盡顯紳士風度。在某網站的學術討論版上，曾有好事者把他列入海外“最帥漢學家”榜前三，說他是一個“苗條版的施瓦辛格”，僅次于酷似老牌007男星肖恩·康納利的明星學者史景遷。
馬不停蹄的研討、講座和訪談，讓“苗條版的施瓦辛格”看上去很疲憊。然而一聽到“好問題”，他的棕色眸子又立即亮了起來，瞬間恢復敏銳與活力。說到心領神會處，他把手掌重重拍在膝蓋上，洋溢著興奮。
“我想立刻上床睡覺去?！辈稍L終于結束，他竭力抑制住一個哈欠——第二天還有一場大型講座等著他。
在卜正民的書寫中，徐光啟被當作一個關鍵人物
“來北京，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逛書店”
抵達北京的第二天，卜正民顧不上倒時差，就去逛了位于成府路藍旗營的萬圣書店，把明史架子上的書和新出版的古籍全部掃蕩了一遍。在論壇討論的間隙，他又見縫插針，殺到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在中華書局的書店里一直待到中午，讓會議組委會差點找不到他的行蹤。
“扛回來滿滿一大箱子書?！闭f起新收羅來的寶貝，他一臉心滿意足?！皝肀本?，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逛書店?！?/p>
在北京各大學術書店的顯眼位置上，他也看到了熟悉的面孔。2016年年底，由他主編、五位海外知名漢學家共同完成的《哈佛中國史》在中國出版。這套六卷本的通史涵蓋了秦漢至清朝的“帝制中國”時代，贏得了由學術界權威人士參評的諸多大獎。
卜正民本人撰寫了元明卷——《掙扎的帝國》。以“龍見”這樣富有神話色彩的意象，這位擅長講故事的歷史學家從生態環境和氣候變遷的角度，切入了元、明長達四百年的王朝歷史，展現了中華帝國的政治、經濟、生態、家族生活、物質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元、明與世界的貿易、文化、信仰的交流和往來。
“歷史一半是必然的，一半是偶然的?！辈氛癫⒉幌嘈庞兴^的“歷史必然性”。
四十多年前，把這位名叫蒂姆斯·布魯克的加拿大青年學生吸引至這個東方古老帝國的神秘過往的，正是一時被激發的好奇心、一連串相遇的人與事，以及地緣政治作用下的種種契機。
大學假期一次歐洲旅行的偶遇，讓專修英語文學的布魯克對東方佛教產生了濃厚興趣?；氐綄W校后，他選修了“中國佛教”課程，那是多倫多大學當時唯一提供的與佛教有關的課程。他遇到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老師。
“他從不寫板書，一進教室就隨意坐下，然后開始滔滔不絕?！备谕律徎ǖ淖诮虒W老師，布魯克修完“中國佛教思想”，接著又修了“中國道家思想”。
為了搞清那些聽起來云里霧里的佛、道名詞，他又學起了中文。中文老師為他取了一個簡潔響亮的中文名——卜正民。
上世紀70年代初，冷戰的鐵幕政治發生深刻轉變。在各自尋求突破的可能性中，中美兩國高層開始接觸，一些民間的文化、教育交流通道由此打開。這給了學中文兩年的卜正民一個進入“紅色中國”的機會。
在文革后期的北京和上海，他以交流生的身份留學兩年。在復旦大學，他跟著李慶甲教授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吃食堂里的白菜和土豆，和班上的工農兵學員成為好友。
回到西方世界后，他在哈佛、劍橋一路追尋他的興趣，師從孔飛力、李約瑟，走上了中國歷史研究之路。
回顧自己的人生故事，卜正民時常提到“幸運”二字?！拔覐臎]有對自己的職業生涯做過規劃，也沒設想過要有怎樣的事業。那不是吸引我的事，真正吸引我的是思考有趣的問題?！?/p>
他常常提到90年代初和著名學者朱維錚在北京月壇公園的一次散步。途中，他吐露了身為外國人做中國史學研究的困惑。聽完后，朱維錚把中國比喻為一間只有窗戶的房間，自己是屋里的人，卜正民是屋外的人，“我可以告訴你屋里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p>
在《哈佛中國史》中文版總序中，這位“局外人”寫下給中國讀者的一段特殊心曲：
“我希望你會同意，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你會錯過但值得留心的東西。我還希望我們發現的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能夠激勵中國讀者用自身的內部觀察視角來檢視中國的過去與未來?！?/p>
哈佛中國史
“每一卷都有各自獨立的聲音”
人物周刊：在《哈佛中國史》的元明卷里，你對忽必烈、朱元璋兩位王朝開創者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們之后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出現過能與他們相提并論的帝王，直至20世紀。你的依據是什么？
我之所以給他們這么高的評價，是我意識到忽必列、朱元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忽必烈入侵中國后，他把蒙古族的風俗、傳統帶到了中原，特別是關于國家、皇權政治，以及他如何確保漢人對他的忠誠。這引發了很大的后果，包括皇權繼承制、中斷科舉制度等等，這些給中國人生活帶來負面影響的制度。但是，他是個強人，建立起一套新的帝國行政體系。
當朱元璋14世紀崛起、奪取天下時，他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忽必烈，盡管他聲稱他把中國人從蒙古人那里解放出來了，他也確實做到了。但是他對如何統治一個帝國的想法，很大程度上還是受蒙元的影響，譬如帝國該如何運轉，禁城該如何，這些都是來自蒙元。所以，我在書里把元和明結合在一起寫。
明朝并非和元朝是一刀兩斷的決裂，而是從元中產生、孕育的。朱元璋聲稱他把蒙古人趕出中國，但明和元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從蒙古人那里繼承了很多元朝慣例。朱元璋決定重新組織中國社會，坐擁絕對的權力。他建立起一套雜糅蒙元和宋朝體制兩方面傳統的新體系，一套強大的政治獨裁體制。這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未必都是好的，但這套體制被他之后的中國皇帝們繼承下去。只是，那些中國皇帝恐怕沒有像他這樣有影響力了，大概只有清朝的康熙可以類比一下。
我并不想在書里花太多篇幅來講述政治史。要記住，這本書本意是寫給外國人看。所以，我著重關注幾個最關鍵的皇帝，忽必烈、朱元璋和萬歷。至于其他的皇帝，他們是誰，娶的皇后和后妃是誰，他們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他們的施政綱領，我都一筆帶過。
除了政治史，我想更多地講述當時社會、文化這些領域發生的故事。
人物周刊：人們會不由自主地把《哈佛中國史》和《劍橋中國史》放在一起作比較。你也參與撰寫過《劍橋中國史》。作為主編和參與者，你會怎么比較這兩套通史？
《劍橋中國史》的目標讀者是研究生，而且不同章節由不同的學者合作完成；《哈佛中國史》是寫給本科生和有興趣了解中國歷史的一般讀者。
中國有如此悠長的歷史，這必定會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但我想讓《哈佛史》比《劍橋史》更簡短一些，而且我想讓哈佛史的每一卷有它自己獨立的聲音。由負責撰寫的學者從各自研究、思考的角度來講述他那一部分的故事。這樣的好處是讓學者有自由度去選取不同朝代的特點，但可能會讓讀者不容易形成邏輯一致的整體印象。
我們不需要再編寫一套《劍橋中國史》，已有的《劍橋中國史》已經夠好了。我自己也參與編寫了其中一章，基于非常詳細的研究。我們想寫一套面向本科生和一般讀者的通史，而不是研究生和學者。
這并不是我自己的主動意圖。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向我提議編寫一套有關中國史的書。我和她見面第一次談論這件事大概是90年代后期，當時他們出版了我的一本書。她說想要一套研究很深入的中國通史，既不是《劍橋中國史》那樣的，也不是只有一種聲音的那種有深度的作品。她問我可否組織編寫，我說我來試試。
其實，我本人并沒有一個整體的規劃。我的任務是找到專長于某個年代的學者，并且他要能夠跟上該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因為我很希望這套書吸納最新的東西，而不是還在重復十年前、幾十年前的內容和觀點。我希望他不但能把最新研究發現融入進來，還能從一個有意思的角度來闡述他的研究。期間，我聯系了一些學者，有的說抱歉我達不到你的要求，有的說自己學術積累還不夠。最后，我找到了另外四位學者一起完成這套書。
我只給合作者提了非?；\統、簡單的要求：不能只是政治史，但要給讀者提供一個基本的政治背景，要涉及到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問題，以及他自己認為最有趣、最值得去探討的一些問題。我盡量確保參與的學者能有足夠的自由度來撰寫他的那一部分。
我定下秦漢為這套通史的第一部分。然后，我和負責寫這一部分的陸威儀討論了他要寫的內容。他最先完成其中幾個章節，這為后面幾卷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模式。我們彼此合作密切，并不要求大家都一致，但都要求把該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發現融入進來，同時要讓它可以被一般讀者理解和接受。
總的來說，《哈佛中國史》是面向本科生的、半學術風格的。
90大壽時的李約瑟
明的崩潰和“道德氣象學”
人物周刊：在元明卷，你從氣候和生態環境入手，不但意指皇朝的外部生存環境，還糅進了中國政治文化里特有的“道德氣象學”。這種把政治運勢和氣候變化對比聯系起來的方式，令我們耳目一新。你當初是如何構想這樣一個角度的？
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晚明的歷史。明亡于1655年，傳統的敘述認為：明朝的崩潰是因為權力獨裁、黨爭、倫理道德淪喪、商業化對農業社會經濟的打擊，類似這樣的故事已經被人講述了一遍又一遍。
然而，當我讀到越來越多關于明朝時期的資料，我看到了當時生態環境的惡化和天災頻繁。從1630到1640的崇禎年間，氣溫平均比正常年份下降二到三度，帝國境內出現了普遍的干旱、蝗災等等。在我看來，那正是明朝潰敗的主要原因。生態環境的壓力最終壓垮了一個努力掙扎求生存的帝國。
我發現，元、明所處的時期正是氣候史上的小冰河期。它始于13世紀，當時蒙古人正從北方入侵中原，氣溫到1640年代降至最低點，那正是明朝滅亡時期。
在這段歷史時期，帝國境內的人們對氣候變化都很敏感，因為一旦發生天災，他們不得不去應對。人們通常也會試圖解釋天氣為什么會變得這么糟，這就是所謂的“道德氣象學”。
生活在21世紀的人當然不會用“道德氣象學”來解釋天災人禍，我們用火山噴發、太陽黑子、地殼運動這些科學方法來解釋氣候變化的原因。當時中國人解釋災害，基本是用道德邏輯。如果當朝皇帝做了無德之事，隨后發生天災，就會被解釋為老天對皇帝的懲罰。
所以，我的最后結論是：來看一看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思考、理解氣候變化的，我把氣候變遷作為一種方式來解釋明朝的那些動蕩和危機。
人物周刊：用氣候變遷來解釋元、明王朝的崩潰，會不會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畢竟這是一套集體完成的通史，并非一部可供個人自由發揮的學術作品。
哦哦哦，（心急狀）我只在我書寫的部分引用了氣候變遷的分析方法。你看，這個研究角度是非常新的。寫這一卷時，正好是我對氣象史非常感興趣的階段。當時，其他的合作者已經完成了他們所負責的各卷，我只在我自己寫的這一卷里采用了這個角度。
你是否認為我寫的這一卷太機械了？氣候肯定是一個無法忽略的重要因素。明朝的崩潰當然不只是因為氣候變化，僅僅生態環境本身解釋不了任何東西。然而，當你試圖去解釋明朝為什么崩潰，如果不把氣候考慮進去，肯定是不完整的。明朝的崩潰，氣候異變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這就是我如此寫作的意圖和邏輯。
“徐光啟是明朝最有見識的精英”
人物周刊：在你的書寫中，明后期的官員徐光啟被當作一個關鍵人物，他和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人的交往，他皈依天主教，他學習、翻譯西方的數學、天文學等知識，他向朝廷提出引進西方技術來造火炮。這是出于把中國史放入世界史的范疇來審視的意圖嗎？
我著重寫了徐光啟，是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意思、很值得關注的人物。我之前研讀過有關他的史料。在回應外部世界上，他在當時的中國人中是佼佼者：他皈依了天主教，和耶穌會傳教士成為朋友，并和日本、澳門都有來往接觸。他有非常強烈的意愿去接觸更為廣闊的世界，對帝國以外的世界沒有心存恐懼。
其實，他最最關心的是北方邊境防御女真族入侵，就是后來入關的滿族。他意識到明朝必須增強自身的軍事能力。他從耶穌會傳教士那里學到了包括幾何學在內的知識。制造火炮火器需要運用幾何學的運算，他發現從歐洲人那里可以學到這方面的知識。所以，他有很實用主義的關懷。
他非常愿意通過異教的資源來學習這些專業知識。他不排斥基督教，他也不害怕歐洲人，心態非常開放。
可以說，徐光啟是明朝行政體系里最聰明最有見識的精英之一。
人物周刊：元明卷專門拿出一個章節敘述明朝士人和普通百姓的信仰和精神狀態。除了徐光啟、李之藻這樣的高層士大夫，還有儒家思想的反叛者李贄。明后期的儒家知識分子為什么會忽然集中地表現出如此強烈的探索世界和宇宙的意愿？
這個問題非常復雜。一個人對信仰的思考，是受許許多多因素共同決定的。16世紀末期，中國傳統的儒家信仰出現過一次危機。學者王陽明倡導心學，他把知的根基更換為更主觀的標準，也就是，所謂的“真實”不一定就是你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是你的主觀理解成為“真實”。
當時的一些儒家學者感覺到了信仰危機，他們認為儒家思想的根基受到了威脅。有許多讀書人開始親近佛教，他們對佛教思想很感興趣，試圖用佛教思想來補充、豐富儒家思想，把釋、儒進行哲學上的融合。
徐光啟對佛教很反感，他不認為佛教是一種合乎常識和理智的哲學。他后來選擇天主教，因為他認為基督教教義更符合科學和邏輯。他倡導“補儒易佛”，以此作為對儒家信仰的補充。
這場思想危機集中爆發于1590年代，當時對已有儒家思想的不滿和懷疑開始出現。一些儒家知識分子開始尋找別的思想資源，一部分人親近佛教，極少數人選擇基督教。
那是一段因緣際會的特殊時期。所以我會說，耶穌會傳教士在1590年來到中國是很幸運的。如果他們是1550年代來中國，可能就做不了什么。他們來得正是時候。（拍掌）
人物周刊：明朝中后期，中國人和西方在貿易、文化、科技交流上的頻繁與從容，和中國人19世紀面對列強挑戰的那種驚愕與痛苦，形成鮮明對比。在你看來，明清對外的開放和封閉，和它的社會經濟、科技發展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聯？
確實如此。但是，這個問題有點復雜。滿清入關、征服中國后，很大程度上關閉了和外部世界接觸的大門。他們允許耶穌會士在中國停留，但把他們帶進皇宮。事實上，康熙身邊就有一群來自歐洲的學者，他們教他幾何學、天文學。他學習了大量的西方知識，但是只限于皇宮里他自己學。所以，這些知識并沒有機會進入社會，得到應用。
而在明朝，皇宮和皇帝們對這些外國人懷有戒心，萬歷皇帝就拒絕接見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所以，這些傳教士進入了中國社會，他們帶來的新知識在文人、學者的圈子里傳播開了。
歷史學家從來不做假設，我們只說歷史發生了什么。但是，如果我可以假設明朝能夠延續下去，那么中國和歐洲各自的歷史就會非常不同。我不知道那會是更好還是更糟，但至少，中國會在17到18世紀繼續與外部世界保持接觸。
歷史事實是清朝的皇帝們查禁、迫害傳教士，中國變得非常封閉孤立，士人對外面的世界也變得抱有敵意。同樣糟糕的是，耶穌會本身在歐洲也遭到來自天主教會的打壓。中國和歐洲由此斷絕了交流和交通，彼此懷有敵意，直到19世紀。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
“地方志幫我搞明白縣一級的人們是如何生活的”
人物周刊：中國是一個修史傳統很深的國度，一是有大量官修和民間的史料存在，一是幾千年來正史都打著強烈的意識形態烙印。作為一名身在局外的研究者，你如何收集、選取研究資料？
目前，有關元明的大部分史料已經出版，所以我不太需要特地跑到中國來研究元明史。當然，新史料肯定還會不斷被發現。大部分所謂的官修正史，如元、明史，都是非常意識形態化的，它首要目的是為了論證后一個王朝崛起的正當合法性，和前一個王朝滅亡的必然性。所以，它是一種政治色彩非常濃厚的文本。
但是，所有的史料都是有價值的信息。我會在某種程度上參考正史，更大部分參考當時的文人筆記和地方志。因為我發現：正史的最大問題是它所記載的都是發生在京城、權力高層的人與事，離普羅大眾的真實生活非常遙遠。而地方志能反映當時縣一級的社會生活面貌。我非常喜歡地方志，它能幫我搞明白縣一級的人是如何生活的。筆記更文學化，文人們會每天寫下他的經歷。
地方志、地方文人寫的筆記，被我視作最重要的兩種史料。我不太關注記錄思想、哲學這一類的文本，更關注那些能反映當時人們生活狀態的文本。
人物周刊：李約瑟、孔飛力是你的合作者和研究生導師。在中國史研究上，他們給你帶來怎樣的影響？
我在哈佛讀博時，曾在李約瑟手下作過一年的研究項目。那段經歷讓我不只關注科技史，也關注起史學本身——就是如何組織起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李約瑟的卓越成就在于他肯定了中國有科學傳統。在他之前，對中國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是儒教的，是不講科學的。所以他挑戰了之前西方漢學界的主流觀點，提出了一種理解中國歷史的新方法。
和李約瑟的合作，讓我對中國歷史如何被書寫、編撰發生濃厚興趣，以及我們今天又該如何理解它。
孔飛力是我在哈佛讀博時期的指導老師。他的研究堪稱杰出。他對中國社會的人際網絡，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同條件下的行為有非常深的理解。我想我對中國地方社會的興趣，部分是受他影響。他不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史學者。社會史研究是我這一代學者引入漢學里的，我的前一代還沒有真正應用社會史的研究方法。當你復原當時的社會關系，會看清楚當時的社會生活面貌。
在中國史研究上，對我影響最大的其實是中國本土的歷史家傅衣凌。他曾任教于廈門大學，在1950年代寫了很出色的社會經濟史著作，雖然那時還不叫社會史。他全力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基于地方史料做了很出色的研究。在當時，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想法。
我在1978年見過他一面。我們會面，聊了幾個小時。他已經六七十歲了，而我還是一個年輕的研究生。我當時所知甚少，浪費了他許多時間。但他對我非常友好。我非常佩服他，認為他是文革前中國最好的明史學者。他是很謙和很安靜的一個人，非常非常的老實。我很幸運見到了他。
“沒有所謂的歷史必然性”
人物周刊：能否談談你個人的史學觀？
我個人的史學觀非常有彈性，并不只依據某一個特定的理論。我盡量去理解——我認為，大多數人在他們的生活里是無力的，你會遭遇各種處境，你無法把控你的環境，有來自政府的管控，還有來自社會、來自家庭的壓力。我的興趣是研究蕓蕓眾生感到無力時，他們是如何面對處境的。
所以，我會去追尋當時大多數人的社會生活經驗，而不關注那些偉人偉業。譬如，我會去研究明朝的氣候變遷，我也有興趣關注權力關系，看它是如何發揮影響的，人們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如何生存下去的。我所指的，不只是農民如何設法活下去，還有官員們，因為當時政治氣候嚴峻，他們也背負著許多壓力。
人物周刊：史學家總試圖解釋歷史的起因和進程。你個人如何看待歷史事件的因與果呢？
每一個事件的發生都有起因，困難在于確認到底哪些因素最關鍵。另一個挑戰是“偶然性”，我不想說偶然，或許說“巧合”更合適。一個事件的發生，引發了另一個事件的發生。所以在歷史上，沒有所謂的“壓倒一切的歷史動力”。雖然確實存在著會導致事件發生的趨勢，但是還存在著許多偶發的、并發的因素。譬如塞爾維亞發生的一起槍殺事件，觸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所以，你必須承認你無法解釋所有事情的起因。當某個事件發生，你倒推回去，會想可能是這個因素導致事件的發生。這么做的時候，你可以教育自己：世界究竟是如何變得糟糕。
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小型戰爭在某些地區發生，譬如敘利亞局勢就處于失控狀態。一個小事件也許就會引發大危機。2001紐約雙子塔的撞擊事件，就是一樁異常事件，沒有人預料它會發生。它深刻影響了美國的外交、軍事政策。如果“9·11”沒有發生，世界目前的局面會完全不同。但是，如果有其他事發生，國際關系的發展或許也會很不同。
所以，沒有所謂的歷史必然性。當事件發生，你試圖理解事件造成的影響。但是你必須接受：這中間不一定有必然的因果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