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進入我們所說的“近現代”以后，發生了真正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巨變。即使是以天下士為自定位的讀書人，也已經很難影響那變化中的天下。另一方面，陳寅恪再三強調，斯文是否掃地，讀書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僅“吾儕所學關天意”，而且“文章存佚關興廢”。
然如老話所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F在的大學里，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寫的學問，而更多是小寫的學術，并已全盤計日程功化。像我這樣的專業學人，早已被陳澧所謂“博士之學”壓得喘氣不勻；盡管他所說的“士大夫之學更要于博士之學”還不敢忘，卻也離“士大夫之學”越來越遠。
在上述的時代大背景下，很多讀書人對社會不得不敬而遠之，不復敢言化民成俗、改變社會的責任了。而在學校的小環境里，“努力求學”與“改革社會”之間，也已形成某種程度的緊張，個體學人很難兼顧，遑論所謂“雙贏”。因此，如果不是年輕朋友蔡軍劍鍥而不舍地敦促，我應當不會進入報紙作者的范圍。即使勉強進入之后，心境仍是矛盾的，所謂“心存忐忑和困惑”，的確不是“客氣話”，而是真實的寫照。
古語云：三思而后行。雖認識到讀書人有為社會服務的責任，我的第一個困惑，便是今日學者應當怎樣服務社會。能力有長短，術業有專攻，在一個講究分工的現代社會，做好“本職工作”，似乎就可以說是盡了本分之責；且人的精力是個常數，而專業應是一個學人對社會貢獻最大的領域，要面向廣大觀眾寫作，勢必減少用于專業的時間。在這樣的情形下“分心”，可能社會服務未必佳，而專職也不如前了。這的確是一種兩難的選擇。
進而言之，當學者面向大眾說話，是該去“提高”呢，還是“普及”呢？在士為四民之首的時代，這是沒有什么疑問的——士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強調平等的現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精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樣帶有自上而下的意味，甚至對讀者水準的預設更低。還在“五四”時代，“提高與普及”就引起了爭辯，迄今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
且寫作是一個涵括閱讀的發展中進程，必有“讀者”的參與，才成為章學誠所說的“言公”。而言論的“是非失得”，最終是由讀者決定的。這就難免出現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境。胡適就曾嘆謂，許多他細心用力的文章不為世人所注意，而隨意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這似乎還是古已有之的持續現象。韓愈已說，他作文每自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以為好。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則必以為大好?！笨芍x者與作者的意趣不一致，由來已久。袁枚后來發揮說，韓愈所謂“下筆大慚”，是指詩賦一類進士文章，可韓愈仍是唐代的進士。故“昌黎肯慚，所以為昌黎；雖慚，肯下筆，所以成進士”。他建議當時士人對待科舉時文，不妨法昌黎，“且慚且下筆”。這當然有些借題發揮，但也可作為進行兩難選擇時的參考。近人汪國垣（辟疆）便說，韓愈此語，或“今日報館之謂”。則既為報紙寫文字，不妨預作待讀者抉擇之想，且慚且下筆。
我的第二個困惑，則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務社會的能力。雖說書生報國惟執筆，然對于專業學人來說，怎樣寫面對非專業讀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五四”時代慣用文言表述的學者不得不寫白話文。我從來沒有奢望真能影響大眾，所作報紙文字，針對的可能還是相對小眾的讀者。但就是面對這樣的小眾，也有話怎么說的問題。
對于報紙，我給自己的定位是拾遺補闕。蓋身處變化的時代，知道自己沒有跟風迎合的能力，只能多關注一些他人忽視的面向，盡量思而后言，少說或不說別人也會說、也可說的話。同時牢記史學的啟示，一是要盡可能為他人設身處地，二是必以證據支持所立言。這當然也帶來新的問題——過去人多說文史不分家，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還要“引經據典”，很多報紙讀者對此是不習慣的。
章學誠曾從技藝層面言“史家運用之功”說，著史者與文人的一大區別，就是著述中“惟恐人不知其所本”。蓋若“不知所本，無以顯其造化爐錘之妙用”。換言之，必須先有引文，才能體現作者“造化爐錘之妙用”；而史家的高下，亦正于此處見。然此可與習史者道，不足為他人言。報紙的多數讀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么在乎史藝的高低，這是不能不考慮并予以尊重的。
同時，既然為報紙寫文字，就要盡量體現建設性。立足于建設，仍可有所“揭露”。法國史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與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進行系列對話，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識分子在社會宏觀層面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二戰后亦然；但現在（對話是在1988年）他們正轉向另一類工作，如?？拢∕ichel Foucault）自稱“他的工作就是剝去一些顯然事物和公認概念的鱗片”。布爾迪厄表示，在這一點上他與?？峦耆恢?。他認為“科學應當具有戰斗性，但這絕不意味著‘介入’”。在他看來，社會科學不僅“要回答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更要“提出普通社會世界出現的問題”，并且“有責任更好地提出問題”，即在方式上應超過記者和評論界。
學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樣“介入”政治和社會，能盡量剝去一些“眾所周知”的事物和眾皆認可的概念之上所附著的鱗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樣是對社會不小的貢獻。這雖不那么劍拔弩張，顯然也并非易事，所以仍是“戰斗”。注意，布爾迪厄特別強調的是，學者對社會事務的觀察能力，至少要高于一般媒體從業者。這一觀念反映了也針對著1960年代后在西方社會開始顯著的一些新現象。意識到學者不能像媒體人一樣思考和說話，既表明媒體地位的上升，也展現了學者的自覺。要知道他們兩人的對話是在廣播電臺進行的，法國聽眾的領受程度，真讓人羨慕；而對話者的自覺，也就更加意味深長了。
在中國，由于近代的變動遠比法國更大，中國讀書人面臨的挑戰，似也比法國學者的更強。借用柯睿格（E A Kracke）的術語，近代法國的改變雖大，基本仍是“在傳統中變”；而中國的巨變，卻是名副其實的“在傳統之外變”。其中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就是“天下”變成了帶有異域風情的“公共”，而“天下士”也漸帶今人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意味。
其結果，讀書人言論關照和因應的內容，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還在“五四”前后，很多“時論”已都是在所謂“社會輿論”壓力下的反應性表述，等于是被“社會”要求表態，而不必是立言者自己有話要說。故他們在討論所謂社會問題（例如自殺、青年煩惱等）時，更多可能是在回應社會，而不是表述自己，至少不是主動表述自己。此前天下士的價值，則在于思存高遠，主動提出可以澄清天下的根本性問題，而不是這樣被動地隨社會之波，逐社會之流，為社會所“裹挾”。
志存高遠也思存高遠，乃是讀書人的“本位”。在法國，媒體地位上升的同時，學者還有說話不能與媒體人同的自覺意識，其前提也就是學者尚維持其主體性。但在以變著稱的近代中國，“公共”場域的變化也隨世變而愈亟。梁啟超早年曾說，其為報章之文，乃“應于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惟“時勢，逝而不留者也”。應時之文，“轉瞬之間，悉為芻狗”。盡管如此，他所發還是“其胸中所欲言”。隨著媒介方式的技術演進，各類反應式表述的一個后續發展很可能是從“公共知識分子”變為“名嘴”——他們可以針對一切問題開口，也必須針對一切問題開口，直到走進電視上的綜藝節目，而不論胸中是否有言欲發。
從“天下士”向“公共知識分子”再向“名嘴”的一步步蛻變，伴隨著讀書人主體性的一步步消逝。這是一種非?？膳碌摹笆孔儭薄笆俊痹凇白儭敝型穗[，直至淡出。這類“士變”的發生，是同樣可怕的“世變”。今人批評與自我批評之時，常說我們處于一個浮躁的時代。其實我們正在經歷一種或隱或顯的時代巨變（在中國還夾雜著特有的“趕超心態”），“浮躁”二字，遠不足以表述其復雜性和內在的緊張。
眼下世界局勢真是名副其實的風起云涌，在面臨多方面失序之時，不免出現“翻云覆雨者為俊杰”的現象。借用一位帶有精英意識之人的話，媒體本愛聞風起哄，大眾或可不思而行，但大學中做學問的人，似應比一般人稍多遠慮，方不至于“被社會融化”。今日我們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問題，并思考出現問題之后怎樣可以做得更好。動蕩之時，人多有不平之氣，也更需要心平氣和。遇事多從邏輯一面思考，盡量把從身邊到外國的他人看作常人，社會也許就會更加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