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前寫了一篇專欄——《抑郁癥這張標簽》。發表之后，一個不太熟的朋友聯系我：“太好了，原來你懂抑郁癥，快幫幫我?！彼趧摌I，團隊里有成員剛被診斷出抑郁癥，他想問問我的建議，如何更好地關照她。
應該說，這個朋友還是很有人情味的。我問他，他說的關照是什么意思。他說，也許平時給她減少一些工作量，或者給她長一點的假期。另外他也在考慮要不要跟其他同事暗中通個氣，讓大家跟她相處的時候注意點什么。
“請問貴司還招人嗎？”我笑他，“我都想得抑郁癥了?！?/p>
也許我不應該用這種略帶挖苦的口氣。他會這么想，足見是一個好人。雖然他的好心在我看來值得贊美而不值得提倡，因為這種態度在暗示：一個人得了抑郁癥，她也許就“不太行”。能力也好，精力也好，脾氣也好，都要打點折扣。當然了，好心人愿意花一些額外的成本，優待這些“不太行”的人，看似沒什么壞處。但是從長遠來看，這些成本畢竟不是白來的。接下來怎么辦？他們公司還招不招“抑郁癥”的員工？畢竟是公司，不是福利院，為什么要選一些“不太行”的人來費心費力地關照？如果再有這樣的人，是否干脆敬而遠之為上？應聘之前是不是都到醫院做一下心理診斷？——就像女性員工延長產假，會加劇對女性的用工歧視一樣，這種好心往往會起反作用。它的核心就是歧視。
當然，這種“歧視”包裹著糖衣，比如一個人說：“我覺得你可能不行——所以我要多給你一些好處?！蔽覀兌紩缓蟀刖渌騽?，于是掩蓋掉了前面那微妙的不妥。順便說一句，抑郁癥“不行”，這話經不起推敲。我有不少得病的朋友，才華橫溢，很難說他們的才華是癥狀的一部分，抑或癥狀是才華的一部分。倒不是想扭轉這個觀念或什么。問題不在這里。一個人到底“行不行”，這是事實之辨。行，不行，這方面行，那方面不行，這都沒什么。而說那種話的姿態卻是在宣告更嚴重的東西：你沒法為自己負責，我來管你。
優待從來都是與“剝奪責任”相伴而生的。父母對小寶寶好吧？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同時父母也從不指望小寶寶能為自己負擔什么責任。
在大學工作的時候，也會遇到類似的情況。平心而論，患有抑郁癥的學生是更容易遇到學業上的困難：缺勤、掛科、寫不出論文、畢不了業……這都是家常便飯。常有老師問我，學生有抑郁癥（或者別的什么“癥”），要不要手松一點，本來不能及格的課程，讓他及格算了？不夠資格的論文干脆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讓他畢業？我通常都會看著他們，說：“是抑郁癥又怎么樣？”
我認為最好的情況是所有人都遵循同樣的規則。掛科可以重修，學習困難可以緩考、休學或者延期畢業。滿足特定的條件就可以。學習困難可能因為抑郁，也可能因為能力不足，或者任何原因?！耙钟舭Y”這3個字并不讓整件事有什么額外的意義。這種原則性對每個人——不管得沒得抑郁癥——都會有好處。手松當然也很好，但手松就是手松，不會因你的種族、信仰、外貌、生活方式有某些特點，就格外不同。
我給那位朋友提的建議也一樣。我認為有人情味的公司很好，員工不管得沒得抑郁癥，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獲得一些支持，但整體上也需要在老板的承受范圍之內。實在承受不起的話，嚴苛一點也無妨。大不了就是合則留，不合則去。好比我不以體能見長（無論是不是有?。?，我就不去選擇需要高強度體力勞動的工作。不幸當然是不幸的，但我的不幸由我自己承擔。大學里每年也都有無力應對學業的學生，肄業或退學，挺好，也是對他們的尊重。
這是理想的情況?，F實中會有人說：“我是病人，需要特殊關照?！庇腥藭匾馊メt院開抑郁癥的診斷，別有他用。作為一種選擇，我想這很公平。有些人愿意成為“不行”的人，來讓別人替自己分擔一些責任。但責任永遠和價值對等。領受多少額外的同情，也就等于承受了多少額外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