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軍事和歷史愛好者而言，一些參加過抗戰的國民黨將領早已耳熟能詳，他們的軍事才能也經常成為爭論的話題。然而如果戰爭的勝負僅僅由將領的軍事才能支配，必是只見皮毛不見經絡。在杰出將領的背后，必然有一套龐大的軍隊制度體系在隆隆作響，這套幕后的制度是否有效運轉，要比臺前的將領才能更為重要。
臺灣歷史學者張瑞德1986年博士畢業后奉召入伍，被分派到史政機構，由于職務上的便利，可以進出庫房，調閱大量歷史檔案。他的著作《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就從人事制度上對國民黨軍隊進行“解剖”，分析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陸軍各階層人員的組成和素質，以及任免升遷、獎勵懲戒、待遇福利、參謀制度等人事制度，還分析了中央與地方的人事關系，梳理出人事體制與戰力之間的聯系。
黃埔軍校課堂
耗時兩到三星期教士兵識別阿拉伯數字
“一支軍隊如果成員素質低弱，即使部隊的人數眾多，其戰力也不能強大?！睆埲鸬峦ㄟ^大量的史料，向我們展現了國民黨軍隊素質不高、人事制度落后，可謂既無巧婦也無米的情況?？箲饡r期，陸軍高級將領有“黃埔化”的趨勢，戰前保定軍校畢業生所占比例高，戰時為黃埔軍校所取代?？箲饡r期出身黃埔的將領，大多畢業于前幾期，當時黃埔軍校的訓練相當淺顯，時間短促，所學到的專業技能訓練極為有限。
國民革命軍自成立以來，由于連年作戰，因此升遷不難，經常是一戰升一級，基層歷練經驗有限。戰前德國顧問曾告訴蔣介石，如果一個軍人沒有充分擔任下級軍官的經驗，必然不能于短期之內具有高級指揮官的經驗。美國派遣來華的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對國民黨軍隊高級軍官的評價甚低，“在我所接觸的國民黨軍隊高級軍官中，我發現很少能視為是有效率或是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痹谲娛录夹g日新月異的時代，國民黨軍隊的高級軍官只能懷揣著20年前所學的知識和有限經歷，去應付現代戰爭，其捉襟見肘可見一斑。
除了軍事教育質量不足，升遷過速外，指揮官的分外責任和雜務過多，先進國家部隊中的高級軍官，平日除訓練和自我充實外，其他事務均可以“大撒把”，交給參謀等去處理，原因在于各級干部素質相稱，后勤補給制度健全，物質條件具備。而中國近代指揮官整日忙于瑣碎事務，忽視教育訓練，甚至把交際應酬作為“核心事務”。一些中下級軍官也不得不“面面俱到”，不僅要負責訓練和作戰指揮，還要去計劃柴米油鹽、彈藥等補給，去處理逃兵問題，個個忙得焦頭爛額。
配備幕僚體系可以幫助軍官卸下沉重的雜務，近代美軍參謀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費了14年，而國民政府執政僅10年，缺乏時間建立完善的參謀制度。截至1937年，陸軍大學僅僅訓練出不到2000名參謀人才。1940年的國民黨軍隊有一半以上的參謀不具備基本學歷資格，一些地方部隊“認識字的作參謀，不識字的作副官”，一些參謀連使用地圖的技能都不具備。
士兵的素質也普遍不高。一位將領在廣西賓陽測驗一批貴州增補的新兵，發現文盲占97%。據后來成為史學大家的時任十四師排長的黃仁宇觀察，“不僅體格孱弱，而且狀似白癡，不堪教練?！边@導致部隊對普通的新兵，不僅要施行軍事訓練，還要為文盲士兵“補課”。教一名普通文盲士兵識別阿拉伯數字就需要兩到三星期，更遑論專業軍事知識。
抗日戰爭期間，東北戰線，第五戰區總司令（津浦前線）李宗仁（左）與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合影。整個抗戰期間，李、白一直擔負一方面的重任
物價高漲讓士兵形同乞丐
抗日戰爭事關民族存亡，參戰的中國軍隊在民族感情下奮勇殺敵，但他們終究要吃飯、穿衣、養家，待遇福利不可或缺。國民革命軍自成立后，待遇一直良好。在抗戰爆發前，一名中校的年收入，比四川農村擁有百畝以上土地的地主還要多；少尉的年收入，多于小地主；即使是一名上等兵的收入，也和耕地在50畝以上的半自耕農相當。在長江上游的一個部隊中，戰前士兵薪水在扣除伙食費后，每個月還能夠存下5到6元，而當時湖南已經算得上地方“金飯碗”的小學教員職位，月薪只有4元，還是以稻谷折扣發放。
抗戰的烽火點燃了物價的導火線，物價仿佛“竄天猴”爆竹一般，從1937年到1945年，上將月薪增加208倍，二等兵增加128倍，而戰時物價高漲2100余倍。
1944年，一個二等兵的收入僅能買劣質香煙三四包，火柴五六盒；一位上尉軍官的月薪在昆明買一包洋煙稍稍有余，買一斤豬肉則不夠；甚至還出現營長生女因養不起送人的怪象。高級軍官待遇也有限，抗戰后期擔任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少將主任的連震東，每周能讓住校的兒子從家中提一小罐豬油到校拌點鹽巴下飯，已經算是奢侈的享受。
軍人購買力變差，伙食也隨之變差。二戰期間，美國陸軍戰地口糧每人每月約6磅，日本陸軍約為4磅，而中國陸軍官兵最樂觀時也僅為1.6磅。副食方面更是慘淡，三餐改為兩餐，三菜一湯變成一缽大鍋菜，最后大鍋菜“退化”成菜葉鹽水湯。1945年初，公訂副食費每月350元，每天不到12元，而當時漢中地區一斤白菜30元，豆腐、胡蘿卜20元一斤，
饑餓的士兵又怎能奮勇殺敵？1943年國民黨軍隊曾經送1800名新兵到印度受訓，竟有68%因體格不合標準而被拒絕。第二年一位美國專家為國民黨軍隊各部隊的1200名士兵進行體檢，發現57%的士兵營養不良。美國駐華軍事武官的一份報告稱，微薄的薪水加上嚴重的通貨膨脹，讓國民黨軍隊或許成為世界上待遇最差的部隊。在抗戰中期，軍人社會地位已形同乞丐。
中國戰時糟糕的經濟狀況“絆住”了政府提高待遇的企圖，國民政府擔憂加薪會引發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便用升官作為救濟，這又導致官位泛濫，抗戰時期一上校尚不如商店中的會計員?！叭粐ú煌馊饲?，終不能令人完全棄家而為國?！辈糠周娙耸繗庀?，甚至開始從事走私、貪污等不法活動。
地方勢力如同私兵
國民黨始終是一個松散的組織，面對地方勢力，蔣介石的指揮并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他只能是一個各方“藩鎮”承認的全國統帥。掌握江浙富庶之地的蔣介石削藩為何如何困難，從書中展現的地方勢力人事結構便可一葉知秋。
地方勢力人事結構中充斥著地緣關系，寧要“三叔四伯”不愿“五湖四?！?，有些部隊的人事選拔，不僅局限于同省，甚至局限于同縣。如抗戰前的晉軍就是“學會五臺話，就把洋刀挎”（閻錫山為山西五臺人），湘系何鍵則是“非醴勿視，非醴勿聽，非醴勿用”（何鍵為湖南醴陵人）。
地緣關系滲入骨髓的極端案例也不罕見，湖南李云杰的部隊，官兵一水的湖南嘉禾人，各級長官多李姓人士，只有參謀黃某系外縣人，士兵平日喊口令及官員訓話，全用家鄉土話，外縣人根本無從置喙。
即使抗戰期間，這些地域觀念濃厚的部隊也未有改觀，駐扎在云南的58軍，連長以上干部均為云南人，對于中央派去的外省人員，極度排斥。在寧夏馬鴻逵的部隊中，用人標準為“甘馬回河”，甘肅人，姓馬，回族，河州籍更為吃香。
青海的“諸侯”馬步芳的騎兵第五軍和陸軍82軍合并成40集團軍后，他自任總司令，其兄馬步青任副總司令，82軍軍長由其子擔任，騎兵第5軍軍長由馬步青女婿繼任，至于師長以上的高級干部，幾乎全是馬氏親屬。
1937年10月，太原市火車站，市民歡送奔赴前線抗擊日軍的中國一七九旅官兵
抗戰僵持階段內部鬩墻
抗戰前，當日本侵華危機加重之時，中央與地方關系便進入“蜜月期”，當外來危機緩解，雙方又打打鬧鬧。地方勢力還“借力打力”，用不抗日作為反對蔣介石的理由。1936年兩廣事變爆發，李宗仁、白崇禧指責蔣介石對日妥協，掀起一番“倒蔣”風潮。
抗戰爆發后，蔣介石與地方的關系依舊無法掙脫這種邏輯，彼此既同床異夢，又要在抗日的旗幟下攜手并肩。戰爭開始后，蔣介石對于各路地方勢力，均賦予重任，如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程潛等，皆委任戰區司令長官等要職，對于愿意出兵抗戰的地方部隊，給予種種實質的支持。
這種開誠布公也得到地方派系的投桃報李，與中央軍合作抗日。然而這不代表雙方冰釋前嫌，一些西南及西北的地方勢力派遣到前線的只是部分軍隊，大部分部隊留下以求自保，中央能調動控制的地方部隊不足半數。上海一戰，中央軍精銳損失慘重，喪失了經營多年的地盤，自此國民政府的權威開始減弱，至1939年冬天，地方軍的數量已經超過中央軍甚多，地方逐漸與中央分庭抗禮。1939年底，國民政府發動“冬季攻勢”，只有少數地方部隊認真執行。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修改了對華政策，強調對占領區的發展，不再大舉進犯國民政府的后方統治區，戰爭陷入僵持局面。蔣介石抓住這一時間窗口，開始對地方勢力進行整頓。
對于那些抗戰不力、缺乏抗戰意志的地方部隊，蔣介石不再給予充分的整補，讓其自生自滅。他還派遣黃埔出身的嫡系干部到地方部隊，收編拉攏地方軍系長官。中央調動一些無法控制的地方部隊，令其脫離本土，將中央軍分置其左右，使防區犬牙交錯成制衡之勢。像胡宗南派去西北的中央軍，便流行有“東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蘇俄，內服四馬”的口號。
面對中央化的舉動，地方勢力也是“見招拆招”，有的地方部隊在地方自行整補，一些地方勢力孤立架空中央派來的人員，比如寧夏馬鴻逵對于中央軍校和陸大的學生，從來不歡迎，跟隨他多年的部下陳希賢進入陸大學習后，便被“開除”出其“朋友圈”。后來據說陳為此向馬鴻逵下跪，才勉強得到副參謀長的職務，但已無法擠入核心層。
面對中央在地方派遣軍隊的“搶逼圍”戰術，地方勢力竭力反抗。1941年中央在西康已經組成兩個團，劉文輝趁尚未發配武器之機，派兵包圍了這兩個團，并強行解散，隨后他電告蔣介石，指責這兩個團違反兵役法，收編土匪，破壞地方秩序。1944年，劉文輝的部隊更是擊退了企圖進入西康的中央軍。一直到抗戰勝利，中央始終無法在壁壘森嚴的西康插針落腳。
由于地方勢力一度強大，軍隊的懲戒制度無從落實。據戰時軍界人士的觀察，“軍法執行監，除處分逃兵之輕微罪行外，刑不及于大夫。軍法不肅，是政治退化的主因?！庇捎趪裾c地方軍隊的關系，一向視雙方軍力的優劣而定，至抗戰中后期，地方軍隊的數量已經超過中央軍甚多，造成地方軍人無視國民政府的心態。
1939年冬季攻勢失敗后，國民黨軍隊統帥部震怒，但依然不敢將大量失職將領繩之以法。如果中央嚴肅軍紀，只能激起地方軍人的二心。部分戰區形同藩鎮，為中央權力所不及，謊報軍情等劣跡不勝其多，軍法成為草紙。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也自然會偏袒自己的黃埔出身將領，即使作戰不利，也革職后再予任用。
黃埔軍校只是初級軍官培養機構
人物周刊：以往我們常常把黃埔軍校畢業生看作軍事精英，然而實際上黃埔學生僅僅受到初級的軍事教育。你如何評價黃埔學生的軍事素質？
張瑞德：戰前黃埔軍校在德國顧問的協助下，所培育出來的學生，一般認為素質頗高，但是數量過少。1928年至1937年之間，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僅有10731人?？箲鸨l后，初期基層軍官消耗極大，如淞滬戰役中蔣介石將嫡系精銳部隊悉數投入戰場，與日軍激戰3個多月，傷亡慘重，在這一場戰役中即喪失初期軍官達萬名，造成了基層干部的斷層。
由于干部需求量激增，而戰時軍人生活艱苦，軍校招生困難，因此不得不降低報考標準，戰前規定需高中畢業，自1937年起降為初中，以初中肄業程度入學者也不乏其人。為了適應戰爭需要，教育期限也予以縮短，戰前為3年，抗戰初期最長為2年7個月，最短的只有不到9個月。自武漢會戰后，由于國民黨軍隊戰略、戰術改變，加上日軍南進后兵力相對減少，因此國民黨軍隊傷亡率降低，基層軍官補充的需求降低，軍訓部乃將中央軍校教育期限延長為1年半。
不過黃埔軍校畢竟只是初級軍官的培養機構，學生所學僅限于小部隊作戰，并未學習如何從事大兵團作戰，畢業生的作戰能力自然有其局限性。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虛報戰績的現象？
張瑞德：戰時各部隊虛報戰績的情況確實十分常見，張發奎的回憶錄中即指國民黨軍隊的各次大捷，每多夸大戰績。蔣介石也曾多次公開指責各將領最大的毛病即為報告不實在。部下騙上官，上官更騙他的高級軍官，為國民黨官僚文化的一大弊病。
國民黨軍隊意識形態凝聚力薄弱
人物周刊：國民黨的基層動員能力歷來被視為薄弱處，其在抗日時期的征兵政策落實到基層取得了何種效果？
張瑞德：近代中國的兵源一向為募兵，至1936年才開始推行征兵制?？箲鸨l，急需補充大量兵員，于是采用征募并行制，不過仍以征兵為主。自1937年至1945年之間，全國共征募壯丁1400余萬名。如果將二戰期間中國的動員率（指平均每年動員人數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與列強做一比較，德國為3.8%、俄國為3.0%、美國為2.4%、英國為1.4%、日本為1.3%，中國則只有0.4%。
戰時中國不僅軍事人力動員的程度比不上其他國家，征兵政策在推行的過程中，又曾出現許多的困難與流弊。其原因在于實施征兵所需要的各項基本條件（如戶口制度、國民的生活、教育水平、地方基層干部素質等），在此時的中國社會均尚未具備，無法與征兵政策配合所致。
人物周刊：你在書中舉了學緣、地緣、血緣等一些國民黨部隊人事構成的特點，唯獨沒有提到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
張瑞德：國民政府部隊的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仰賴軍隊政工制度。個人以為抗戰時期的軍隊政工制度并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以黨領軍并未落實，政工人員在軍中無地位，部隊指揮官對政治教育也不重視，因此意識形態無法成為部隊凝聚力的因素，與中共部隊大為不同。
中央與地方博弈不休
人物周刊：如何評價國民黨地方勢力在抗戰中所起到的正面和負面作用？
張瑞德：國民黨非蔣介石嫡系的地方部隊，對抗戰也有其貢獻，不容抹殺。例如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在抗戰爆發后，立即入京參戰，整個抗戰期間，李、白一直擔負一方面的重任；西北軍系統的部隊，如宋哲元所指揮的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各部，以及孫連仲、孫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粵軍的張發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戰的中堅人物。
地方部隊（尤其是西南及西北地區）雖然也派兵赴前線，但是仍然留下大部分的部隊，以求自保。至1939年冬季攻勢時，地方部隊的數量已超過中央軍甚多，造成地方軍系領袖目無中央的驕縱心態，只有少數部隊愿意認真執行國府發動的“冬季攻勢”，多數的戰區或按兵不動，或略作姿態即止，整個攻勢只能草草收場。
人物周刊：如何評價蔣介石在抗戰時期“削藩”的得與失？
張瑞德：蔣介石利用抗戰“削藩”的結果，使得部隊的中央化取得相當程度的進展。在地理分布上，抗戰期間中央軍逐漸遍布全國，連一向封閉的廣西、云南、山西、新疆各省，也都被打開了門戶。在數量上，根據學者的估計，抗戰爆發時，國府部隊為各地方軍系所掌握者，約占二分之一強；至抗戰結束時，國府部隊中地方軍系僅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部隊中央大致均可自由指揮調動。
雖然如此，國府軍隊中央化的結果，也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包括中央化的措施引起部分地方部隊的疑懼，在前線時“一怕敵人攻擊，二怕被共產黨吃掉，最怕的還是被友軍的中央軍繳械”。在這種危機意識下，他們自然避免與日軍打硬仗，盡量保持并擴充實力，唯恐被中央消滅。地方實力派既然不能全力與日作戰，自然無法取得中央的信任，雙方關系因此日漸疏遠，形成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