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挺害怕書店里那些“心靈讀物”的。很多人從這些書中汲取到的是對問題的命名，而不是改變問題的力量。我遇到過很多人，拿著心理學的書來咨詢：“我跟書上說的一模一樣，我該怎么辦？”他們眼中看到的不再是自己，而是一組典型案例。每個人的生活其實都有問題，但有一些人找到了學術上的根據，這個問題就變得“無解”，堵上了一切被幫助的口子。這些人很可憐，但也很能讓幫他們的人受挫。
有一個來訪者，一次逛書店，看到一本書，《為何家會傷人》。她淚流滿面：原來這就是我的問題根源！她買下這本書，寄回家，讓自己的父母好好看看。
姑且不論她的父母能從那本書里學到什么，她當時的問題已經造就，不可能再從父母的領悟中得到療愈。她后來開始了漫長的心理咨詢，換過好幾任咨詢師，每次她都痛苦地提問：“我該怎么消除父母對我的傷害？”——這個問題，不可能有答案。
已經發生的事就是已經發生了，我已經是這個樣子。
但是也有好消息：無論一個人曾經遭遇過什么，在當下這個時間點，他還是可以擁有對自己行為的自主權。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常識。正因為有了這個共識，才可以推出一條普遍遵守的社會準則：只要不是精神病人，都應當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其實是一條很苛刻的要求。假設有一個可憐人，被社會不公正地欺壓過，他一怒之下選擇了報復社會，這件事是不是也能理解呢？可以理解，但是抱歉，只要他不是精神病患，他就要為自己的行為接受懲罰，他那些悲慘的、情有可原的遭遇并不能用作法理上的開脫。乍一看，有點不公平，但這種不公平背后，卻暗含一種最大的公平，那就是我們生而為人，都被賦予了一種了不起的能力——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選擇當下的行為。
如果不相信這一點，就很容易接受相反的理念，叫作“這事兒不賴我”。這種理念背后，是要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別的開脫，比如“我這個人就這樣”。這話聽起來不怎么理直氣壯，但是讀書多的人，卻可以為它找到一些聽來像模像樣的名字，比如神經質人格啊，防御啊，創傷啊，這樣一來就硬氣多了。甚至還可以引入新的責任人，叫作“早期經歷”或者“父母禍害”。我遇到過很多來訪者，接受過很好的心理教育，他們雄辯地說：
“是當年父母對我做了什么，導致我今天變成這樣。
我終于認識到一切的原因。我詛咒他們，我的所有痛苦都歸咎于他們。
但他們對我的傷害已無法抹消，我只能這樣下去。這事兒不賴我?！?/p>
這樣一來就很釋然，也很絕望。已經發生的都發生了，什么都改變不了。所以很多人對著一本書，能把自己分析得很通透，但在實際生活中卻沒什么明顯的改善，甚至更加我行我素，正因為對“我”的分析強化了“我”當前狀態的合理性。實際上，你仍然可以不一樣，決定權完全在你。這不但是心理學家的主張，也代表著更積極的生活態度。一個人過得好不好，都可以相信這只不過是當下的選擇。無論有多少雄辯的理由證明它是由不可改變的因素造就，好消息是，你現在就可以讓自己過得好起來。秘訣在于：你認為好起來的人每天可以早起跑步，那你明天也早起去跑步。
現實的改變總是太辛苦，要付出太多的代價。相比之下，找到“這事兒不賴我”的借口要輕松和簡便得多。有時我覺得這樣也未嘗不可，誰規定這不能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呢？所以對有些人來說，大概他們需要的本來也不是改變，反倒是那些雄辯有力的童年歸因。說起來，這也算一種聰明的應對。我們責怪它沒有效果，但這種責怪本身也算不上公平。真實的邏輯也許是，有一些人無力找到出路，才會與這種方式一拍即合。畢竟，一個人本身選擇不改變，為它找一個充分的借口，倒也不失為一種自我保護的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