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理論和方法”有無必要？
其必要性不言而喻，從1997年我給碩士生上課就不斷強調，要學習社會科學的方法，使之有機融入歷史學研究。
1949年前，主流史學不強調這個問題，那時多數人信奉“史料就是史學”（傅斯年）。前有乾嘉學派，后有引入的蘭克史學，都是“史料派”的鼻祖，在中國對接，合流了。
“解釋史學”的興起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之后，但在建國前不占主導地位，處于邊緣，以北大幾位教授、胡適為一派，他們主張史料即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容易進來。1949年后解釋學派成為主流并占絕對主導地位，幾十年一貫如此。其主旨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研究歷史，有其貢獻的方面，20年代引入中國后，大大開拓了研究的視野，史料派排斥他們是不對的。但1949年后出現“三化”（絕對化、公式化、教條化），由國家的力量在支撐的解釋體系，只能解釋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解釋復雜的中外歷史現象。
90年代，有學者提出，“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的靈魂，歷史學的本質就是求真求實，在方法上，除了階級分析法，還可運用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這樣“理論和方法”的問題就有了一個比較開放的空間了。
80年代初以來，又有另一類“理論和方法”引入史學界
最早是“新三論”：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把自然科學的概念引入歷史學。以后，新潮不斷翻滾，席卷社會科學，包括人文傳統科目。經二十多年引入，現在可以說：在經濟學、社會學、法學、人類學、政治學、傳播學等學科，西洋理論已占主導地位。在美學、文藝理論、文化批評、美術理論等人文學科，也是占據主流。唯有歷史學和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例外，其中以歷史學最為排拒“新潮”。
為什么會這樣？我想，一個是外部原因，一個是內部原因。在中國，歷史學有其特殊性，是建構意識形態的主要構件之一，這種情況在其他學科基本已不存在。老同志、“老戰士”掌握資源，影響極大，而文學界、美術界等早已多元化，早沒了“老戰士”。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歷史學的學科特點所決定的。（1）求真求實是歷史學的本質，它不關注宏大理論，理論就是借用來的分析工具，這和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完全不同，后者總是要在最后創造一個概念，例如岳村政治、華西模式等。（2）中國歷史學有自己的評判標準，它不以運用西洋概念的多少來作為判別史學作品優劣的標準，而是看事實的發現和敘述的清楚，以及它給今人的啟示等，以史為鑒是中國史學的傳統，所以歷史學是“實學”。那些以西洋理論為骨架的學科，反而因歷史學的這個特點，非常重視從歷史學吸取養分。
隨著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拓寬，在社會史、經濟史、生活史等領域，引入西方概念成為趨勢，但應“潤物細無聲”，而不是我們所見到的某些研究那樣食洋不化。學歷史與學社科理論不一樣的，后現代，理論先行，有些美國學者也不認同，研究梁漱溟的艾愷教授就極不以為然。所以要有學術的自主性，不要隨西人而舞，心中無定力，跟在別人的后面亦步亦趨。
西人或海外在對1949年后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幾種敘述框架：
（1）極權主義敘述。
（2）“偉大的中國革命”敘述—“革命民族主義”。
（3）“全能主義”敘述—“國家與社會”。
（4）“新左”敘述。
（5）“歷史延續性”敘述—“傳統帝制復辟”敘述。
除了“極權主義”和“新左”的敘述，都不是完整理論在研究中的運用，而基本上是一種分析視角，是一種碎片化的融入。特別到90年代后，幾種敘述有綜合化的趨向，這很可以理解：中國之復雜，不是一個整體性概念就可窮盡解釋的。
歷史學是人文學，不是社會科學
經濟學和社會學、人類學都有很大的數據調查的要求，要有統計，要有可供驗證的條件，也要驗證，必不可少需要有理論和方法，使其走向更細致更精密的地步。芝加哥大學是方法學的重鎮，十分之四的諾獎得主出自芝大。
但歷史學所面對的現象更復雜，我不太同意所謂掌握了科學的方法就能完全認識人類思維和活動的一切現象，我更不同意學好了史學方法就可成為一個杰出的史家。我們看到，一些學者，就是以研究方法為志業，但一輩子也沒寫出有影響的史學著作。
我覺得“人文科學”這個詞也不準確。真正優秀的歷史研究不是那種滿紙理論，而是建立在豐富資料基礎上的分析性敘述。它需要研究者對所研究的歷史現象有深入理解，這不是讀幾本方法論的書籍就能解決的。運用西洋理論，最后還是要落到對中國歷史的敘述。兩者有結合得好的，也有結合得不好的。
結合得好的：余英時的家國情懷，濃郁的歷史文化意識，個體生命對歷史的體會和理解是歷史學的最高境界，沒有那種體悟，學余英時是學不來的；許倬云，他有西方的東西，但潤進了他的作品中，寫的東西氣勢磅礴，他寫的《萬古江河》，沒有格局的人是寫不出的；張灝，精細的剖析，“幽暗意識”的發掘；唐德剛，豐富的歷史感覺，等等。
也有許多結合不理想的：只是用一點歷史資料，把西洋概念連接起來，歷史學的元素很少。這是快速、躍進型的研究路徑，現在頗為流行，但不會是歷史學的主流。
等而下之的，不知道是在說什么。歷史學研究不是理論研究，首先要尋找事實，然后要探究形成這個事實的諸多因素、條件、環節，關鍵是要清楚。如果是用西洋理論來敘述西洋歷史，那不在我們的討論范圍。我們看一看，那些優秀的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敘述，哪一個是洋八股化的？越是在西方受過教育的，越懂這個道理。
最重要的是史學研究者應具有一種思想境界，這更不是讀“理論和方法”就能獲得的。它包括：視野，遼闊的視野，大氣，目光貫穿于中外，貫穿于過去、現在和將來，不是眼觀鼻、鼻觀心。理解現實生活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的各種現象。所謂察古觀今，樂在其中對知識的追求和興趣，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如果你不能從學問中獲得陶醉感，那就離學術遠一點?！睂θ?，對人類基本問題的詩意的關懷。
要有一種獨立自由的人生態度，既不脫離現實，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倫特說過：坐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后，要有某種歷史感的高度。
歷史學的家法：史料和敘述
搜集史料。辨別史料（史料有真假，辨別史料要有功底）。分析史料（這是一個無底的過程，要有穿透史料的能力，不能簡單堆積史料）。建立敘述框架。邏輯性。文字（述而不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般人若聲稱自己述而不作，那只能說明他不會作）。規范（歷史敘述要有規范地表達出來，所有東西要有依據，回答命題的學術史回顧。大家也可以反規范，文章并無定法，只要你寫得好，史景遷、黃仁宇都是大家）。
擺脫功利的思想境界，視野，關懷，接觸和觀察社會、生活，閱讀體會，師徒交流，學友間的交流和切磋，加上歷史學的“家法”的訓練，悟性的提高，歷史學要長期積累、閱讀，閱讀中有體會。優秀的書要反復讀，每次讀后都有感悟。我以為這才是正確的歷史學的學習過程，也是一個立志以歷史學研究為職志的學習者或研究者的生活方式。
要排除那種急功近利的庸俗情緒，克服急于成名成家的焦慮，學術是一個志業，也體現研究者對社會或知識的一種關懷，不是撈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在這方面跌跤的人很多。
現在一些同學連“為什么學歷史”都不十分清楚。和歷史系的研究生談這個問題，似乎不合適，這個題目似乎應該對那些還沒有以歷史學作自己第一選擇的人來說的，其實不然：我發現并不是所有學歷史的研究生都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學歷史。
我說這些不是要給學生壓力，我只是從我的角度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F在的社會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人有自己的看法，學歷史從來就是一個孤獨的事情，同時也不是現在這種學法，主要是靠師徒傳藝、青燈黃卷的方式才能摸出門道，然后還要經多年的清鍋冷灶，才能出師的。還有就是強烈的愛好，也有自學成功的。
學歷史是要靠內驅力，外力推動是沒用的，生產線、流水線的方法是學不好歷史的。所以我從不去拉學生讀碩讀博，更沒有那種“導師癖”，而是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不愿，再脫鉤，也都行，絕不阻攔。
在另一方面，作為教師，對學生也要負一份責任，該說還是說，聽和不聽，悉聽尊便。我帶的學生都知道的。
關于“史識”，我多講一點：劉知幾云，史家需兼“史才”、“史學” 、“史識”，三者中間，最重要的是“史識”。前兩項是可以通過刻苦學習獲得的，后一項則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閱歷才可接近的。我們中老年學人為什么讀余英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有很大的觸動，而讀其他一些論知識分子的文章沒感覺呢？就是他的洞察力觸動了我們，把我們有感而沒表達或不會表達的思想很好地表達出來。李澤厚在80年代談“啟蒙和救亡”也有這種效果。
我們現在有些學者多具工匠性，文字也不錯，然而，讀后沒感覺，說到底，就是沒有洞察力，也就是“史識”。
學歷史的要有歷史的眼光，而不是那種庸俗的急功近利者，或者等而下之，以此混進身之階者。
我們看看，有多少當年紅極一時的論著，最后被時間所淘汰？湯志鈞的能留下，夏東元的能留下，范文瀾的能留下，陳恭祿的能留下，可那一大堆各種新編近代史，哪一個能經住時間的洗刷？當然，現代人管不了那么多，在世時好吃好喝、有權有勢就行，于是生活也很公平，人們很快就忘記了他，更忘記了他當年的論著。
《歷史學的境界》
作者：高華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