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成偉
經濟學在讀博士
為什么我們會做一些明明對我們有害的事情？
杰拉德·戴蒙德在《第三種黑猩猩》中發現了這個問題，他發現人類的消費文明是如此荒謬和不合理，比如人們去吸煙、喝酒，而這明明損害了我們的身體。他認為，這種現象在自然界也在發生。
例如，雌性的天堂鳥喜歡拖著大尾巴的雄性天堂鳥，然而這尾巴嚴重阻礙了天堂鳥的運動，大大增高了被吃掉的可能性。雌性天堂鳥喜歡這種對個體有害的特征。這豈不是很奇怪？
在這本書里，作者給出的解釋是，這種累贅釋放了一個信號：我有這個累贅我還能活下來，可見我多牛！
例如，羚羊遇見了獅子，如果羚羊奔跑得很快，獅子是追不上的，但是獅子不知道哪只羚羊跑得快，所以它還是要追，結果追了半天都追不上，浪費了體力，還不如一開始不追。這就要求跑得快的羚羊能釋放一個信號，讓獅子知道不必追它。
這個信號又必須是激勵相容的，也就是跑得慢的羚羊沒有能力釋放同樣的信號。那么羚羊應該怎么做呢？
跑得快的羚羊遇見獅子了，非但不跑，反而一邊慢跑一邊彈跳，故意浪費逃跑的時機。這樣獅子就知道，這只羚羊有恃無恐，看來我是追不上它，所以算了。跑得慢的羚羊呢？如果他們也敢這么做，獅子過去就把它們吃了。
這些動物故意做一些有害的動作，就是想釋放一個信號，我都這樣了還活著，可見我有多牛逼，你不服，你敢嗎？
這和經濟學有什么關系呢？這其實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里的信號釋放模型。這種模型也大規模出現在經濟學中。例如斯賓塞討論了文憑作為信號釋放的功能。
我們都知道高學歷能夠帶來高工資，這是因為學歷能提高人的生產力水平嗎，還是高學歷的人本身生產力就高？斯賓塞證明，即使學歷本身不能帶來生產力的提高，它也可以起到把高能力人和低能力人分別出來的作用。
前提是學習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就像天堂鳥的大尾巴和羚羊的彈跳。邏輯也是一樣的。如果學習是有害的，那么能力高的人比能力低的人能夠承受更大量的學習，就像跑得快的羚羊比跑得慢的羚羊能夠承受更長時間的彈跳。這樣能力高的人總能選擇一個學習量，使得能力低的人選不起——即使他為了假裝自己能力高選擇了這個學習量，學習帶給他的負效用如此之高，以至于他由于假裝而獲得的高工資也彌補不了因為學習而帶來的損失。
這樣的現象在經濟學里是非常普遍的。例如一個廠商一旦獲得了壟斷地位，就想要阻止其他廠商進入，一種方式就是打價格戰，也就是威脅說，一旦你進入，我就降低價格，從而整個市場價格也就降低了，讓你進來也無利可圖。
這種威脅有可能是不可置信的，但也有可能新廠商進入了，老廠商發現，我打價格戰的成本太高，還不如和它共存呢。這取決于于老廠商的成本，如果老廠商成本低，就有打價格戰的余地。
人們觀察到，現實生活中壟斷廠商的價格，要遠遠低于它理論上的最優價格，這是為什么？為什么這些唯利是圖的商人要做明明對自己有害的事情？答案是這些廠商要給想要新進入的競爭者釋放一個信號：我是低成本廠商，我有跟你打價格戰的余地，你可千萬別進來。
另外一個例子是高質量的企業往往有較高的負債率，但是企業的負債率越高，破產的概率也越高。企業為什么要做這種明明對自己有害的事情呢？原因仍然是信號釋放。由于企業質量越高，破產概率越低，那些低質量的企業已經有很高的破產率了，如果你讓它再去提高負債率，破產率就更高了，它們玩不起。投資人不知道企業到底是高質量還是低質量的，高質量企業為了獲得投資，必須釋放信號，讓低質量企業無法模仿，而負債率就是這樣一個信號。
上述現象廣泛出現于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在這種博弈里，一方有不同的類型，而另一方并不知道他面對的是哪種類型，只能給類型賦予一個先驗的概率分布，也就是信念，博弈的結果可能是分離均衡，也就是不同的類型選擇不同的策略；也可能是混同均衡，也就是不同類型選擇相同的策略——低質量的參與人也打腫臉充胖子。在看到戴蒙德那本有趣的書之前，我還真不知道博弈論的思想已經應用在對動物的研究中了。
（本欄目與知乎網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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