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父親已88歲高齡，但他走得很突然。陰陽兩隔，竟如此之快，我萬萬想不到。我和父親有一些相似的人生經歷，每念及此，頗感驚異。沒有任何人為安排，卻一一發生了。
父親和我都做過共青團基層的團委書記。父親16歲那年，在家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父親擔任過地方共青團組織的團委書記。也許是這段經歷的緣故，父親南下時，是華東局共青團干部工作團的一員。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父親是上海交通大學團委書記。父親說，到團中央開會，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說，現在“大躍進”，一個冬瓜長到九十多斤，比我團中央書記還重。
我在16歲時，去了江西插隊。我務農不到三年，就被招工，到南昌鐵路局公安處做民警。因在路局《鐵道報》上發表了幾篇小文章，被公安處組織科發現，借調到政治處工作?？疾炝税肽曜笥?，我被任命為公安處團委副書記。后參加高考，被江西財經學院錄取，便放棄了鐵路的“鐵飯碗”。
我和父親在同一所大學念過書。父親在50年代后期，由組織選送到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研究班學習。為期兩年的學習后，父親轉到黨務工作的崗位。據說，因為評職稱，需要證明學歷，人大舉辦的“兩年制”研究班被認定為研究生學歷?？梢钥隙?，從那個年代人大各專業研究班畢業的許多人，都憑這個學歷當了教授，或研究員什么的。父親直到退休，從未提過評任何職稱的要求。更令我不解的是，父親在個人履歷表“文化程度”一欄，填過“初中”或“相當于高中”。我曾就此問過他。他說，參加革命前念過六年左右私塾，加上南下前到中央團校半年的學習和人大的兩年，填“初中”或“相當于高中”是合適的。
1985年，我從畢業后工作的江西大學（現為南昌大學）考入人民大學。就在那一年，為滿足日益增長的考研需求，人大的一些專業開始招研究生班。我報考的“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專業，那年招了4個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班。我們到人大后發的學生證，是研究班的學生證。我當時就想，這種學生證是否當年用剩的。以后更感覺到，人大的教職員工大多把研究班和研究生班視為同路。其實還是有區別的，前者以“調干”為主，后者都是考進去的。第二次去人大，是1991年秋，開始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我所在系的系主任說，你是“二進宮”，就不要走了。但我還是像絕大多數上海人一樣，能回上海是一定要回的。免俗真的很難。
父親和我在同一所大學工作過。父親“文革”前的工作，主要是在上海交大。從人大回來，父親到一系（船舶制造系）擔任黨總支書記?！拔母铩鼻安痪?，父親調任分部（即基礎部，都是一年級學生）黨總支書記。那時交大分部就在法華鎮路535號，現在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所在的地方。有一次，父親騎車帶我去那里玩，半路被一位警察攔下來，警察看過父親的工作證，沖父親一笑，說下次不要帶了?！拔母铩逼陂g，父親被關在法華校區他原來的辦公室，進行“隔離審查”。我曾陪母親或帶弟弟去看父親。往事不堪回首，用在這些地方是恰當的。在還未調到交大工作前，我趁到安泰開會，或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到那幾幢小樓邊看看，心里很是感慨。
2007年，我下決心調到交大工作。感謝交大接納了我。在以后出版的隨筆集《誰來關注利益失衡》的“作者小傳”中，我寫道：“到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工作，就是回到了我開始接受教育的地方（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即將搬入徐匯校區，它是交大原來的主校區。我小時候就在這里看電影、游泳和玩耍），這難道不是一件圓滿、愜意的事情嗎？”當然，世事復雜，人們都可以料想。到了已過“知天命”的年齡，離開一個工作十多年的學校，不會是件很簡單的事情。辦完調動手續后，我到醫院告訴父親，我調到交大工作了。他頗感意外，還是說了一句：到交大好。父親在“文革”后調到上海海運學院（現為上海海事大學）工作。從這句話，足見他作為一名老交大人，仍然對交大有著深厚情感。我想，我從60年代初交大子弟小學的學生，到今天的交大教授，是對父親的一種慰藉。
就性格、處事方式等而言，我和父親還是有較大差別。這些差別部分來自時代，部分來自個體差異。父親是按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邏輯成長起來，加上性格極內向，他是不輕易表態、不輕易發表自己觀點的。他處事穩重，潔身自好。如果我現在講幾個他廉潔自律的小故事，肯定有人認為太夸張了。因此，也限于篇幅，就打住吧。如果我事先征求父親意見，他多半會反對將這篇文章拿出去發表的。父親一生淡泊名利，了解他的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