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知道徐宗懋的人大概不多，但提起“秦風”就很有名了。他自1998年以“秦風”為筆名投稿于《老照片》以來，已在國內出版了《殘園驚夢：奧爾默與圓明園歷史影像》、《北洋歲月》、《影像民國》、《抗戰一瞬間》等近三十本歷史影像書籍；在南京中國近代史博物館、北京今日美術館和中華世紀壇、杭州西湖博物館舉辦過《八年抗戰影像特展》、《日俄戰爭與中國的命運特展》等十多場歷史圖片展覽。最難得而可貴的是2000年底，徐宗懋在《老照片》發表《戰爭后的戰爭》一文，配發了一張中共隱秘戰線無名英雄朱楓烈士在臺灣就義的照片。朱楓的女兒朱曉楓看到這張照片后輾轉找到了徐宗懋，拜托他尋找母親的骨灰。經過十年的追蹤，宗懋終于找到朱楓的骨灰，使烈士得以魂歸故里。
我初識宗懋是1998年在香港南懷瑾的寓所。那天懷師的圓桌上來了一位陌生的客人，1.85米的個子，留著寸頭，運動員的體格，但斯文得像書生。帶他來的友人介紹說是《中國時報》副總主筆，臺灣著名的戰地記者。20年記者生涯中，他在前線采訪過以巴沖突、美國轟炸利比亞、薩爾瓦多內戰、尼加拉瓜內戰，訪問過新加坡李光耀、馬來西亞巴達威、南非曼德拉、日本石原慎太郎等各國政要。有一次采訪時被亂槍擊中，子彈從后頸射入、嘴巴出來，但他生來不知道“怕”字，大難不死后依然活躍在新聞火線上。那次見面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后來就失去了聯系。
2012年，我主持一個歷史研究項目，需要找一位臺灣合作者。偶然看到一本徐宗懋的著作《臺灣戰后50年》圖文并茂，就想邀他入伙。這才知道他在2000年已離開《中國時報》，創辦“臺灣文史工作室”，專事歷史影像的收藏、寫作、出版和展覽。我在他的博客上留言，幾天后，他給我發來電郵，我們相約在上海會面。十多年過去了，盡管白發已經爬上了各自的兩鬢，但昔日的印象并未改變。他告訴我這十多年一路走來艱辛的創業經歷。一開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拿出兩三百萬元新臺幣的離職金，租了一個辦公室，雇了一個職員，就開始到臺灣、日本、歐美及中國大陸收購老照片，然后在雜志上撰寫圖文稿、出書、辦展覽。最初沒有經費，沒有穩定的收入，家庭負擔沉重，但不屈不撓的個性使宗懋堅持了下來。
這些年下來，他收集了中國近代的珍貴照片三十余萬張，涵蓋社會各個領域，大多是原版照片，清晰度很高。這些照片有的從私人收藏家那兒買來，有的來自美國國家檔案館等公共機構。2010年春，宗懋從日本聽說德國攝影家奧爾默拍的一套圓明園影像玻璃底片，在西方神秘消失77年后，忽又神秘出現。擁有這套底片的法國收藏家有意出售，但要求買家在4個月內湊足一筆數額不菲的資金。這對徐宗懋來說不是一筆小數。他飛到北京，出售了自己珍藏的三種文獻真跡——1851年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寫《資本論》的一頁筆記、恩格斯的一封信和中共創始人之一李達的一封信，籌足了資金，買下了這套底片。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圓明園最早的影像記錄。在從東京回臺北的飛機上，他把底片緊緊抱在懷中，就像抱著自家初生的嬰兒。
上海見面后的第二個月，我去臺北看他。在羅斯福路一棟陳舊的公寓樓里，一間逼仄的工作室，一張野餐長桌和長凳，突兀地擺放在進門處，來訪者得十分小心方可落座。四周書架上堆滿牛皮紙包裹著的各類歷史圖像，仿佛進到了一個歷史檔案館。和別的收藏家不一樣，宗懋收集照片不僅是自我欣賞或和朋友分享，而是將這些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藏品，按主題系統分類整理，加上嚴謹的文史注解，讓它們呈現出一個個歷史故事。2015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宗懋構想以他十多年來收集的上千件抗戰文物、圖片與史料在臺灣成立首座“中華抗戰紀念館”，以模擬器、聲光效果與豐富史料呈現戰史，與民眾對話，宏揚民族精神，教育民眾認識八年抗戰歷史。
我對他說，這正是我想邀請你一起來做的工作。宗懋自信地笑了笑說：“我要顛覆你們的傳統史學研究。我相信，照片不會說假話，它提供了歷史的細節。當一個人看到歷史的真實場景，與他過去所受的歷史教育形成的印象不一樣時，就會感受到心靈的震蕩，之后會啟動自我教育機制。我所做的這些事情的宗旨，是想提供給社會一個更多元的認識歷史的參照系統?！?/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