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來自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瑞典漢學家羅多弼，站到了北京師范大學北國劇場的臺上，領取“會林文化獎”。這一獎項授予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貢獻卓越的人士。羅多弼是獲得此獎的第一個外國人。另一位同時獲獎的是中國藝術家韓美林。
在中國，許多人更希望有機會到羅多弼生活的城市領獎。那是諾貝爾獎的所在地。羅多弼領獎所在的北師大，就有校友獲得過此榮譽。
盡管羅多弼在臺上說，“不知道我這種四不像的中文大家能聽懂嗎？”但實際上，他的漢語比許多中國人講得都還要好。他在北京坐出租車的時候，司機師傅曾問他，聽您口音，應該是外地人吧？
1968年，“外地人”羅多弼在斯德哥爾摩開始學習漢語。一個動因是他在電視上看到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訪談，對高本漢所投入熱情的這個遙遠國度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在此之前，他學習的是哲學和俄語。
從17世紀末開始，瑞典人就開始產生研究中國的興趣。1694年，喬納斯?勒克納烏斯在瑞典寫出了第一篇研究中國的學術論文。18世紀，瑞典的東印度公司進一步增加了瑞典人對中國的認識。19世紀，瑞典的傳教士陸續去往中國。但是，直到20世紀初，瑞典才有了狹義的漢學出現。所謂的狹義，指的是用中文資料研究中國。
在羅多弼的認識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并不是瑞典漢學的肇始之人。因為赫定不懂中文，而且更專注于地理學。到了高本漢，才有瑞典人通過中文研究中國文化。高本漢的漢學要義在于理解先秦——中國文化的搖籃期。馬悅然有所突破，他對漢學的理解是，只要用中文資料研究中國就可以稱之為漢學。
繼高本漢、馬悅然之后，羅多弼被認為是瑞典第三代漢學家的代表。在羅多弼看來，現在的中國離我們已經很近，高本漢研究漢學的時候，中國好遠。如今，每天都有幾百人從中國到瑞典，從瑞典到中國?！皩W中國，最迫切最主要的任務和目的就是理解當代中國?！绷_多弼說。
1973年到1976年間，作為瑞典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專員的羅多弼，趕上了“文革”的尾巴。這和他在斯德哥爾摩想象的“文革”并不一樣。很多歐洲青年曾經對“文革”充滿向往，希望能遠渡重洋，學習紅色中國的“革命”經驗。在北京的生活經驗很快讓羅多弼改變了認識。一個為瑞典大使館工作的廚師曾經表達過，不明白為什么要批判孔子。他說，這個真的會好嗎？“我后來發現這個廚師之后不來了，因為他被抓了?！闭缢枷胗肋h不會真正的鐵板一塊，許多人在“文革”中也尋找罅隙中思想的吉光片羽。當時的許多中國人，并不考慮自己個人的想法，他們自覺地將自己歸為集體的一員。作為觀察者，羅多弼樂于融入其中。1971年，從廣州坐火車到北京，他跟乘客一起看紅寶書，大家覺得他很好玩。他走在北京街頭，被人指指點點：看，那個阿爾巴尼亞人。在當時，阿爾巴尼亞被認為是中國在歐洲惟一的好朋友。
“文革”后期，火車上旅客也被組織起來批判林彪和孔子 （李振盛）
1982年，羅多弼再次來到中國的時候，發現有了變化。他住在旅館里看電視，新聞節目里，人們正在舉行儀式表揚“萬元戶”。
在“會林文化獎”給羅多弼的頒獎詞里，有一句是：“尤其在戴震思想研究方面取得公認成就?！贝髡鹨詫韺W的批判而著稱。中國文化中的人對其自身的認識是變化的，就像當代中國從“割資本主義尾巴”到表彰“萬元戶”是變化的一樣。
“我們可以試圖理解中國文化，但永遠達不到一個全面的、完全真正的理解。應該盡量追求真正的理解，也可以越來越接近這個目標，但要記住無法抓住最后的、絕對的真理?！绷_多弼說，“如果我們以為我們能給中國文化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文化的形象就很容易變得僵化。要避免把中國文化理解為是一個過去的東西，中國文化還在進行中?！?/p>
恢復中國傳統文化已是現時思潮。作為漢學家，羅多弼擔心的是，潮流之中，如果夸大特殊性，容易導致中國和西方文化對立起來。
“孔子并不限于某一個國度，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孔子主張的價值具有普遍性?！闭驹谂_上、一頭銀發的羅多弼說道。
相比于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他更關注中西傳統文化的共性：很可能，每一個傳統內部的差異大于兩個傳統之間的區別。
他還提到了莊子?！扒f子提醒我們，不要以己養養鳥，要以鳥養養鳥?！睂τ谂_下的年輕聽眾，這是一個聽上去拗口的故事?，F場主持人于丹作了“今讀”：“魯國的國君覺得一只海鳥很新鮮，所以給它奏樂、吃肉、上酒，結果把這個鳥給鬧得神經恍惚，不知所措，很快就被嚇死了。這是《莊子》里的一個故事。對鳥要鳥養，而不應該人養，不要給它所不需要的東西，你應以它自己的方式來尊敬它，這正是文化交流的要素?！?/p>
在頒獎結束后的第二天，羅多弼在北師大的一間會議室里，跟我們又提起了這個故事。他現在是“返回古典”的狀態?！拔椰F在一個工作是把‘四書’翻譯出來?！墩撜Z》已經翻譯完了，《大學》我也有手稿，不過《中庸》、《孟子》還差一步。另外，十幾年以來，我用瑞典文在寫一部中國思想史?！绷_多弼說，“時間過得太快，我發現我已經快七十歲了，寫的東西很少?，F在，我必須完成這些任務?！?/p>
漢學在瑞典
人物周刊：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學中文的人或者說學漢學的人是在增加嗎？
羅多弼：這方面我有點失望。學基本漢語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實現了一個爆發性的發展，在瑞典，愿意學漢語的學生非常多。但是，在漢學研究這方面的發展不太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一點就是“漢學”這個概念可能有一點麻煩。
人物周刊：麻煩在哪里？
羅多弼：原來中國非常遠，跟中國所有有關的東西都放在漢學里面。如果你對中國文學感興趣，就需要到漢學系去，對中國藝術、美學等感興趣的，也要到漢學系來學習。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漢學系專家能力有限。一個搞中國文學的人應該到文學系去研究，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應該到歷史系里。但是，現在的瑞典，這些系還沒有專門研究中國的位置。
人物周刊：你曾經是斯德哥爾摩大學孔子學院院長，前段時間，斯大的孔子學院關閉了，這是什么原因呢？
羅多弼：這個非?？上?，原因也比較復雜。決定是學校做出的，如果你問我們校長的話，校長大概會說兩種原因。一個原因是，讓國外的一個機構在我們大學里面設立一個學院，跟瑞典行政法律的關系比較麻煩。很多瑞典人也認為，孔子學院應該像歌德學院、塞萬提斯學院那樣，在學校外面辦。校長還會說，現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很容易與中國大學進行交流，可能不需要一個孔子學院。
人物周刊：可是，斯大的孔子學院辦了好多年了，為什么現在才關閉？
羅多弼：剛才的解釋是我們大學領導的想法。我的想法跟他們不完全一樣。在我們這里，孔子學院把所有的權利留給斯德哥爾摩大學，所以在我當孔子學院院長的時候，不存在這個問題?？鬃訉W院被視為中國政府的一個機構，一些人認為中國官方用孔子學院來宣傳他們的政治觀點。這一方面，我的看法不一樣，我不愿意談中國政府的目的，我自己做過孔子學院的院長，我能保證我們的活動沒有這個味道，我們沒有做任何宣傳。跟我們合作的是復旦大學的朋友們，“漢辦”是給我們錢，但不影響我們的工作，我非常主張多交流，而且不要怕。
戴震
如何做一個知識分子
人物周刊：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應該保持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像你研究戴震，他更多的是以批判者的形象出現。
羅多弼：如果回顧世界文學史，最發揮影響的作品大部分都和現實緊密結合，具有批判性?？赡苤袊兾膶W高潮的時候，有一些作家說我愿意寫一些沒什么意義的東西。所以，我經?？紤]漢語里面的“意義”是什么意思？在西方，“意義”就是meaning，不過，在中國的作家那里，“意義”的意思經常是intention，我碰到的有些作家跟我說：“我不愿意寫什么有意義的東西?！蔽蚁?，他的意思是說，我不愿意用文學來宣傳什么政治觀點。我認為，一方面，文學的主要功能不是做宣傳，藝術跟宣傳應該分開；但用文學來表現一些有政治色彩的視角，我覺得沒有什么。
人物周刊：上世紀70年代初，你到中國的時候，讀了浩然的《金光大道》。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
羅多弼：那時候我還小，學習的中文也有限，我覺得寫得可能還是有一點意思。
人物周刊：你當時是一個左翼青年？
是。我這一代人大部分人當時都是。當時，我們覺得我們的文化、文學太脫離現實了，認為用文學干預政治應該是很好的。中國近年來出了像閻連科、余華這樣的作家，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人物周刊：許多人看好他們能夠成為下一個拿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
羅多弼：我覺得中國太看重諾貝爾獎了。瑞典人覺得已經有中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所以，下次中國人什么時候得獎很難說。
人物周刊：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名單里，北島的排名也曾經比較靠前。
羅多弼：我的想法是，沒把獎給北島有點可惜，特別是我覺得北島早期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在香港待過兩年，教過書，我的學生大部分是來自大陸的，我發現他們很多人都非常重視北島，也背了他三四十年前寫的一些詩，我很感動。北島沒有得諾貝爾獎，可能有許多原因。在瑞典，有一些專家覺得他的詩跟特朗斯特羅姆有一點相似，所以有瑞典專家就說，特朗斯特羅姆還沒有得獎的時候，就不會給北島。
人物周刊：大家也很好奇，為什么特朗斯特羅姆直到前幾年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羅多弼：瑞典學院可能覺得這個獎不應該給瑞典人。上次是1973年，給了瑞典兩個作家，導致的結果很不好。那兩位作家都是瑞典學院的院士，非常出色。我覺得這個獎給他們沒什么不好，不過他們得獎以后，挨批評得很厲害。一個人自殺了，應該和這個也有關系，非?？上?。從這以后，我估計瑞典學院里面的人就認為永遠不要把獎給一個瑞典人。不過，因為特朗斯特羅姆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最后覺得不能不給他。
2006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和孔子學院舉辦學習中文活動，一名瑞典學生向同學展示中文老師為他書寫的中文姓名
漢學應該關注當代中國
人物周刊：你寫過一本《從毛到財神》，這本書只有瑞典文，能介紹一下書的內容嗎？
羅多弼：一個主要的線索是說，毛澤東時代，中國是一個意識形態很濃的國家，完全一元化，只有一種思想。到了鄧小平時代，這方面就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鄧小平覺得，如果一切都管，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政府領域外面出現了一個社會，政府控制的領域在減少。我認為在中國的情況下，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許多方面真的帶來了好的變化，當然問題也很嚴重，比如說收入的差別，所以不能說改革開放解決了一切。
80年代，我認識了到瑞典訪問的王元化。王元化在我的學術意義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我們有很多談話。他也很佩服戴震，他把戴震的想法和自己思想的轉變也連接在一起。王元化年輕時跟很多中國人一樣，非常喜歡馬克思和黑格爾，喜歡抽象的東西。不過，他晚年就更強調具體比抽象的東西還要重要。他非常關注盧梭的公意和眾意。大家的利益跟人們自己意識到的利益距離很遠。實際上，沒有辦法確定這個公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問問，不過，回答不一樣。
返回古典
人物周刊：你對儒家特別感興趣。
羅多弼：你知道我開始做中國研究的時候，受五四運動的影響非常深，我心里還是非常佩服像胡適、陳獨秀這些人，但我現在也覺得他們對儒家的全盤否定可能有點過分，他們批判的是當權者手里的儒家，這個當然值得批評。不過儒家傳統更豐富，跟宋明這些學者比如朱熹、王陽明不一樣，不應該這樣全盤否定。
人物周刊：你提過官儒和原儒的區別。
羅多弼：對。我跟臺灣的龍應臺交流很多，她以前也反對儒家，但是后來當她自己坐下來翻原文，她覺得原文跟她在學校學到的意思好像不一樣。比如說《中庸》，寫得真的不錯。這與我跟基督教的關系非常類似。我父母的宗教信仰不是很深，不過他們還是覺得應該洗禮啊，我16歲的時候非常反對這個，有一段時間，反對到了有點仇恨的地步。后來我年紀大了一點，自己看了一些神學著作，發現原來里面有很多東西非常好，只是被利用成一種工具。這方面，儒家跟基督教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孔子、孟子到宋明理學的這些學者，我覺得他們的思想非常豐富，也非常值得學習，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思想，比如說孔子對女人的態度。我現在也覺得中國回到本國的文化傳統很好，我擔心的是發展到另外一個極端。如果說中國以前對儒家的否定太過分了的話，我擔心的是現在中國某些學者非常強調中國的特殊性。
我去年詳細地看完了整部《論語》，也翻看很多的注釋。我年輕的時候看《論語》覺得非常沒意思，沒什么內容，很無聊，而且孔子的很多觀點非常簡單，并不值得學習?，F在，我覺得他不斷主張避免極端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中國極端的事情太多了，我真的覺得他的主張具有普適性。
人物周刊：你更喜歡孟子？
羅多弼：是，我覺得孟子更注重情感，這一點可能也符合當代最新的心理學的研究。有研究證明，嬰兒在一個月的時候，如果他發現媽媽哭或者痛苦的時候他會痛苦，所以人出生的時候會有同情的本能，要建一個新的倫理，這是很好的基礎。
人物周刊：你說要理解戴震的思想，其中一個關鍵是“情”字？
羅多弼：戴震把人性和理性聯系在一起，他認為人沒有情感沒有利益的話，也不會有什么道德，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
人物周刊：為什么選擇研究戴震？
羅多弼：可能是我翻看《孟子字義疏證》的時候，覺得戴震了不起。戴震認為人欲是生活里一個非常重要的動機。我自己當時在考慮人欲是一種什么東西？縱觀基督教的傳統，有一種滅人欲的傳統，我不喜歡。我覺得人的欲望不要消滅，需要支配。比如說性革命，不是說我覺得性方面的關系可以隨便，不是這個意思，但性欲也是可以給人的一種幸福，性不是一種低級的東西。
人物周刊：戴震對意識形態的批判也是吸引你的一個原因？
羅多弼：是。這也特別吸引我的興趣。他對正統儒家的主觀性持批評態度，他認為當時當權者隨意界定“天理”的“理”是什么，他追求一種更客觀的標準。這個客觀標準最后跟人欲聯結在一起。當然，另一方面，從一個當代人的角度來看，戴震的客觀主義可能也太過分。他那方面的夢想有點不可能實現，他追求的是絕對真理。他對當時掌權者的批評很有道理，他們真的是“以理殺人”，我也這樣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