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者會上，當被問及明星委員如何更好履職的問題時，姚明說：“一方面自己該做得更好，另一方面要看大家的視角，也有一些記者開會時求簽名合照的，大家怎么看呢？”
“兩會”記者是個特殊的存在，每年3月初起早貪黑地奔忙十幾天，鬧不好還會因為出格的舉動把自己變成了新聞。今年“兩會”，先是陳道明與記者席地而坐修改稿件，接著記者又在偶遇人大發言人傅瑩后寫就一篇過于深情款款的特寫，導致輿論批評起記者的專業性問題。批評自然有道理，但如果多了解些“兩會”記者的工作狀態，也許會更理解他們。
不管是中央或者地方媒體，“兩會”期間都會組建專門的報道團隊，抽調各個部門最有干勁和經驗的記者，但能夠拿到的大會證件屈指可數，無證記者只能跑代表和委員的駐地，給代表委員打電話，然后以會客名義進入酒店采訪。在寒風中等待三四個小時，不斷打電話請求、勸說，是常有的事。在我3年的上會經驗中，有太多次守在酒店門外一整天而一無所獲的經歷。
進入酒店之后你得先從茫然無措中清醒過來，到大堂去搭訕代表委員，好在搭訕只用說一句“您今年有什么提案或建議？”大部分代表委員不認識，只能一邊講話一邊偷瞄他胸前的代表證，根據他的建議猜測可能是哪個行業或界別，然后順著話頭提問。
愿意拋頭露面的多是企業界和文化界人士，如果想要采訪重要官員，必須拿到房間秩序冊，硬著頭皮敲門，同行稱之為“掃樓”。代表委員大多對掃樓沒有準備，我就曾遇到一位穿著內衣開門的省高院院長，好在他大方地接受了采訪。
進入駐地太難了，必須得四處碰運氣，直到拿到有價值的新聞，離開前還要搭訕一位心慈手軟的代表委員，“謝謝您，那明天見，到時還得麻煩您出來接一下?！被氐酵聜凂v扎的酒店，聽聽別人“抓”到了這個部長那個省長，那叫一個萬念俱灰，本來打算寫半個版，后來主動壓縮成豆腐塊。
我估計無證記者都像我一樣矛盾，想要來年拿到證件，又擔心有證時難孚眾望。他們的競爭更加慘烈，既要談出真問題，又要生動鮮活細節飽滿，碰到嚴肅的代表委員真是沒轍。我曾跟著一名黨報記者敲開少林寺方丈釋永信的房門，大師一再推脫，那名記者急了喊一句，“我佛慈悲，大師您就給我說兩句，好讓我交差啊?！?/p>
辦公室一位最嬌小最會撒嬌的女同事，那年守在部長通道，每過來一位部長，她就從隔離線鉆進去，柔弱地喊一句“部長”，叉起胳膊就往話筒處拽。部長們如果不愿意談，遠遠看到了就一路小跑著進入會議室。
如果說這兩年有越來越多出格的“兩會”記者，也應看作大會氛圍更加開放使然。氛圍變化，再加上報道團隊的競爭機制，記者壓力大了不少，但終歸不能犧牲報道規范和應有的姿態。記者更加專業，代表委員更敢言，自然是最好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