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改革的得失
人們不應當依據改革無法完成或尚未完成的方面來對改革做出判斷，而是應當依據改革對俄羅斯數世紀之久的歷史造成的轉向規模，及其對整個世界造成的影響來做出判斷。
首先，改革是對存在著種種問題和矛盾的蘇聯社會的緊迫需要所做的反應。同時，改革也反映了與上世紀最后25年世界發展相關的更廣泛的進程。改革將我國帶回到世界的主流進程之中，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共振效應，推動了充滿希望的潮流。
在這個意義上，改革匯入了“第三波民主革命大潮”。這波大潮在1970 年代橫掃歐洲，然后在此后十年里波及整個西半球。改革接過了接力棒，返回此前被“鐵幕”封死的東歐。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幾乎所有國家都發現面臨著進行調整的需要，以應對新的全球挑戰。
每個人根據其歷史、文化、精神和能力，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這是多樣性發展選擇的前提。不應對任何人的自由選擇加以限制。這就是我所謂的“修正主義”的本源：我認為民主的命運不能由自由選擇和多元主義之外的原則所決定。
無論改革的敵人和反對派今天會說些什么，那仍然是一個十分美妙的時代……
我們開辟了繼續前進的道路。我們做了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給予了自由、公開性、政治多元主義和民主，給人民帶來了自由。我們在公民自由的環境中，給予了自由選擇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
改革廢除了意識形態的壟斷，糾正了斯大林主義，終止了政治和思想壓制。數十萬無辜的受迫害者獲得徹底平反。
人們在歷史上第一次能自由出國旅行，能公開批評上級和政府。盡管并非所有的權利和自由都得到落實，但改革啟動的這個進程已經不可逆轉。
改革的經濟日程表遵循著一條主線推進：逐漸取消行政命令制度和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向混合型經濟和各種所有權平等的過渡已經開始，企業家精神和租賃運作已經形成勢頭，發行股票和私有化也進入實施階段?！锻恋胤ā返氖┬惺沟棉r業出現復興，私營農場主開始出現。數百萬公頃土地劃撥給了城鄉居民。
對多民族國家改革方式的探尋和將這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轉變為一個真正的聯邦國家的努力，促成了新《聯盟條約》的簽署?！稐l約》的基礎是承認每個共和國均擁有真正的主權，同時保留最為重要的共同經濟、社會和法律空間以及共同國防和外交政策的原則。
國內變革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導致外交政策的轉向。新的改革政策促使我們放棄了過去僵硬的對抗方式、將世界劃為“我方”和“敵方”兩大陣營的做法和將我們的生活方式強加給整個世界的意愿。改革政策還幫助我們重新評估國家安全的核心指標和確保安全的途徑，鼓勵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原則而進行范圍廣泛的對話。
盡管面對著國內外各種各樣的挑戰，改革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新思維的鼓舞，產生了一些積極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結束冷戰。這個世界歷史上具有潛在毀滅性的漫長時期終于結束了，當時整個人類都時刻生活在核災難的威脅下。
與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的關系都建立在正?；头菍沟幕A之上。一個機會出現了：通過大幅度削減國防開支和軍備負擔，可以將節省下來的資源用于發展民用制造業。經歷了1941 年而幸存下來的我國人民飽含激情的夢想——決不讓同樣的戰爭再次發生——已經變為現實。
向新的國家和社會轉變的進程避免了流血沖突，內戰沒有發生。我們所進行的改革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程度。時至今日，許多人仍然弄不清楚在如此龐大和復雜的國家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這些就是改革的主要成果。甚至一份遠遠不夠詳盡的改革成就清單也足以駁斥改革失敗的說法。
20年后回過來指出什么是改革期間出現的失誤、什么是犯下的錯誤和什么只是運氣不佳造成的后果，這并不難。
改革所產生的巨大矛盾現象源于我們所繼承的遺產：考慮到改革時期的環境，對我國而言，敢于做出變革的風險很大，但不做出變革的風險更大。
回顧過去，我們能夠較容易地指出蘇聯社會難以改革的根本原因。長達70年的蘇聯時代積累下的種種訴求和矛盾在民主化過程中迸發出來了，并呈不斷加強之勢。那些不知羞恥的意識形態老手和不負責任的政客對此巧妙地加以利用，為其爭奪最高權力服務。
但是，這樣的做法也不可?。簩⒏母锏膽騽⌒越K結的原因僅僅歸結于客觀方面因素、悲劇性意外事件、俄羅斯的特性或蘇聯歷史的特殊性。在保守派、激進派和民族主義分子的圍攻下，領導層耗盡了時間，因而犯下了錯誤，做出了誤判。這些反對派最終聯合起來結成單一戰線，旨在推翻中央政府。
我們沒有能夠做到充分利用公眾最初無條件的支持。我們沒有及時地解決價格和市場問題。我們本應當平衡消費市場、更大膽和更強硬地將國防工業轉變成為人民提供高質量產品的制造業。任何人在當時本來都沒有誤導人們的能力。
我們改革蘇聯的時間過晚，轉變為現代民主政黨的時間過晚。這就是我們犯下的兩個最大的錯誤。
蘇共和蘇聯政府擁有的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因此，黨的削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國家的削弱。黨已被權貴集團所把持。但如果歷史具有象征意義的話，那正是這個權貴集團要搞掉改革派。權貴集團將改革派排擠出去，將大有前途的變革潮流扼殺在萌芽中。就在這樣的悲劇性矛盾之中，我們無法著手發展這個“蘇共國家”。而立即對其施行整體切除手術就意味著置國家于險境之中，因為權貴集團已經把持了各級權力。
對于現存矛盾的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法就是由蘇共領導層對黨進行現代改革。領導層確實在1991 年7月的中央全會上這樣做了，決定于同年11月召開特別黨代表大會，對蘇共進行改革。一個具有社會民主色彩的新黨章已制訂出來，本應當提交給特別黨代會。但八月政變和此后的《別拉韋日協議》徹底破壞了這個計劃，連同新《聯盟條約》也一筆勾銷。
政治局和黨內高層強大的保守派的存在，時常耽擱了我們采取緊急措施的時間。
最后但同樣重要的是，改革派在改革時代取得的歷史成就，還體現在他們發動激進的和已被延誤的改革，努力采取民主的改革方式。改革派在當時惟一可以選擇的制度框架內逐步推進改革，擴大自由和變革的規模和深度。改革成功地改變了社會，賦予其民主的特質。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說，改革出現的各種錯誤都不能抹殺改革的主要成就。
改革是作為兩個歷史極端之間的選擇：一個是自私的基于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另一個是斯大林式的極權主義。改革是自發的，同時又是有意識和目的性的運動，旨在綜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最佳特色。
就其本身而言，改革是彪炳歷史的豐功偉業。無論如何，蘇聯社會用自身的力量擺脫了極權主義，為其他國家和民族開辟了自由民主之路。盡管對改革存有爭議，我們的同胞們直到今天仍受益于改革的成就，主要是指公民和政治權利及自由方面，但他們甚至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多達70%-80%的俄羅斯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改革帶來的基本民主價值觀。對改革時期外交政策主要成果的贊同率一直居高不下。
進入21世紀，人類從過去承載下來的負擔和未決問題將會面臨新的全球性挑戰。要應對這些挑戰，就需要建立一種名副其實的民主世界制度。
1950年，戈爾巴喬夫夫婦與兩個兒子米哈伊爾和亞歷山大
個人的得失
純粹因命運的眷顧，本人承擔起了很少有人有機會承擔的任務。盡管之前我就知道將會遇到種種艱難困苦，但我不會從我做出的重大抉擇面前退縮。這個重大抉擇就是要改變當時的國家狀況，而處于國家權力的最高層，我對此有深刻的感受。我仍然認為我做出正確的選擇。我的立場（我曾經捍衛，還將繼續捍衛）是歷史始終在提供不同的機會和選擇。事實上，歷史本身在做出選擇，歷史是人民和社會的歷史。
我過去相信，現在仍然相信自由、平等、公正和團結是核心的社會和政治價值觀。為人類的解放和尊嚴奮斗的許多代人都擁有這種價值觀。偉大的下層人民運動也在這種價值觀的旗幟下勃然興起。無論如何，我認為要是沒有自由的價值觀，沒有政治和生活中的公正理想，沒有團結和公認的道德原則，任何社會都將會成為極權主義社會或威權主義社會。
直到今天，我還對以下事情感到后悔：我未能將我掌舵的航船駛入安全的港灣；我未能將改革保持在我預定的范圍之內。就蘇聯和世界政治而言，由于我所擔負的責任十分重大，所以我感到十分沮喪。
在更廣的意義上，考慮到命運不僅使我能夠參與重大的歷史轉折，而且還使我能夠發動和推進復興進程，可以說我是幸運的人。我敲開了歷史的大門，大門向那些我為之拼命奮斗的人們打開了。
我沒有為了權力而去爭奪權力，也沒有不顧一切地將我的意志強加于人。成為總書記之后，我不得不考慮面臨的局勢、采取措施的后果和領導層其他成員的意見。我擔任最高領導人時，有好幾次被問到假如不能再次當選和必須去職，會感受如何。出訪日本期間，在一個電視直播節目上，我被直接問到了同樣的問題。我的回答是，這是民主的自然結果，而如果我在一次民主選舉中被取代，我將認為這是我自己政策的一個成就。
在與我的朋友欽吉茲·艾特馬托夫的一次談話中，我曾說我已經做出了選擇。不論代價是多么高昂，我都不會后退。由此可見，我是說到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