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理一理數據的問題。中國官方（衛生部）唯一一次發布自殺率調查統計是在1999年，數據顯示，當時中國的自殺率為13.9/10萬人，其中女性為14.8，男性為 13.0。這個數據此后飽受質疑。因為這個數據的來源是兩個：一個是衛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記系統，覆蓋人口大約為1億，另一個為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疾病監測點（DSP）的抽樣網絡，大概覆蓋人口1000萬。但這個系統覆蓋的城市人群遠多于農村，而1999年的中國城市化率只有22%。
加拿大的學者費立鵬公布的自殺率統計顯示，當時，中國人的自殺率達到23，相當于當時美國自殺率的兩倍（《中國的自殺率：1995-1999》，2002，《柳葉刀》）。為什么統計結果幾乎翻一番？是因為費立鵬將廣大農村地區的自殺狀況統計進去了，并由此發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中國式自殺模式“——
● 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殺率都要比農村人口更高，而在當時的中國，農村人口的自殺率比城市人口高3-5倍。
● 在世界范圍內，男性自殺人數通常高于女性，但在中國，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出兩成。
● 在中國，三成的自殺者和六成的自殺未遂者，都沒有精神障礙。而在西方國家，精神障礙者占自殺人口的九成。
需要指出的是，這是本世紀初的數據?，F在發生了很多改變，2009年，清華大學教授景軍做過一次中國自殺數據分析，時間跨度為1987年至2009年。結果顯示，中國自殺率確實一度在世界范圍內處于較高水平，但在1996年至2003年有所下降，尤其是2004年至2009年間下降明顯。
我關心自殺這個問題，是2013年年底看了吳飛的著作《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以后。之后不久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來自北師大的一位學者告訴我，自那以后，很少有人從事自殺方面的研究?！皡秋w博士做的研究具有標桿性意義，在中國人自殺這個領域，他把開創性的研究都做完了?！?/p>
關心自殺問題，幾乎是源于一種職業本能產生的沖動：我想知道這種現象是否發生變化，因何變化。一周之內，我就開始聯系本書提到的“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謝麗華女士。差不多10年中，費立鵬、吳飛和謝麗華3個人的合作十分密切，他們從醫學、文化和社工3個層面去研究中國農村的自殺問題。
謝麗華所致力的生命危機干預工作，簡而言之，是志愿者深入農村，與有過自殺經歷的婦女談心，再組建合唱隊、讀書小組、劇團等興趣活動。有時候似乎什么都不干，志愿者就在農村里住幾個月，每天找人拉家常。這些工作細致、瑣碎，幾乎無法想象它們能起到什么作用。我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中，自殺是一件隱秘的私事，因為它身處公共領域之外，只與私人的生活相關。但事實上，在任何一個社會中，自殺并不僅僅是一種極端的個人行為，它還指向更復雜的社會倫理和文化邏輯。
謝麗華女士已經退休了，書中提到的“農家女”還存在。辦公地點在北京四環邊上，場地不大，幾間房。一個年輕姑娘接待了我，還不到12月，北京的天就很冷了，房間里沒有暖氣，辦公的女孩不時往手上呵氣。?
謝麗華告訴我：“我們所有自殺干預的項目已經結束了。連收尾工作都已經在兩年前全部結束，原因是‘見效了’?！?/p>
隨后，謝女士建議我去看她們項目所在的村子，我選擇了其中的一個。真正抵達那里時已經是2014年年初的事情了，華北的冬夜很冷，大地是青灰色的，一眼望去很是壓抑。后來我才發現這種壓抑的根源，其實是“荒無人煙”，華北冬夜的天空仿佛一口大鍋一樣扣在人頭上。
這曾經是一個自殺率極高的村子，臨近村落加起來千余人，多的時候一天就喝農藥喝好幾個，縣里的醫院都忙不過來。當地人跟我講了一個故事，女主人公叫九生（化名）。她喝了3次農藥，都搶救過來了，后來不想死了，卻因為喝藥太多導致肺硬化去世。她的遺愿是：“別把我和他們家里的人埋一塊兒?！?/p>
他們家是指九生的丈夫家。這就相當于“不進祖墳”，在當地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據說，九生嫁過去以后，夫家人就欺負她，具體欺負的細節也說不清。后來謝麗華女士帶著團隊來了，開始關心她，家里人對她才好點兒。我當時比較關心謝女士的團隊撤離之后，悲劇是否會再次發生？
但和我聊天的女人干笑一聲說：“我可不知道，九生已經死了。她老公又娶了個女人回家，結果沒多久就發現自己得了癌，新媳婦不聲不響地跑了。她老公的遺愿倒也挺有趣的，你猜是啥？跟九生埋在一塊兒?！?
最后還是如這個男人所愿，他們被埋在一起了。我還看到了山頭豎立著的兩座孤墳，特別有諷刺意味。
再說一個比較有典型性的事例。謝麗華第一次去那個村的時候，人家把她拉去了一個叫素芬（化名）的女人的家：“要說誰最需要這個（生命危機干預），那就是素芬了?！?/p>
素芬想尋死，是因為她的丈夫長寨（化名）就是喝農藥死的。早些年，素芬剛嫁到村里來時，因為婆家窮，她和丈夫就跟公公婆婆一塊兒過。兩棟老房子隔著院子相對，兩口子住在其中的一間，吃飯時就上公婆那兒。后來，夫妻倆生了兩個孩子，小兒子長到13歲時，他們合計著再蓋個新房。
當時，夫妻倆手上有錢，“但缺個三幾萬塊”，長寨向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借了兩萬元，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又湊了一萬元。但這點錢還是緊，得從日常用度里省。自那以后，家庭矛盾不斷。
長寨自殺那天，夫妻倆剛賣糧食掙了2000元。長寨拿了1000元，去姐妹那兒還債。素芬至今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只知道他回來后就生著悶氣，新房里有種地剩的半瓶除草劑，他一聲沒吭就全喝了。素芬見到長寨時，他路也走不穩了，晃悠著到跟前，“撲通”便栽進了她的懷里。
“咱還了錢就不受氣了……”說完這一句，他大汗淋漓、口吐白沫。村里人趕緊用拖拉機給送去了縣醫院，搶救了4個小時，但長寨還是撒手人寰。新房落成了，但人沒了，家也散了，這棟房子從此再也沒有人住過。當謝麗華找到素芬時，她由于過度封閉自己，已經很久沒有開口說話了。她說：“若不是為了孩子，我也早就喝鹵水走了?！?/p>
所有的農村自殺原因，其根源大抵都是如此簡單：家暴、丈夫外遇、親人離世……在許多個案里，自殺的原因根本雞毛蒜皮得說不出口，比如婆媳矛盾、兩口子慪氣，甚至小孩不聽話、女人想不開，一氣之下就喝農藥了。
那么問題來了，親人之間的矛盾，為什么會把人推向死亡的邊緣？
兩個原因：
第一，中國（尤其是農村地區）非常特殊的社會環境。中國人的一切社會屬性，都是在最普通的“過日子”中展開的，而家庭又在“過日子”這個概念中有著核心地位?；诖?，家庭成為了一個神圣性與世俗性并容的場所，追求“家庭政治”中的公正，某種程度上成了“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吳飛說：“這是我們很容易忽視的社會問題，它包括家庭內部沖突、夫妻口角及父母毆打子女。這些現象從未引起關注，但它們其實是根本性問題?！?/strong>
第二，農村“隨夫居”和土地分配的傳統（不是成文的制度，卻根深蒂固，比制度更堅硬）。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農村婦女的先天生存環境都很貧乏。她們所遭受的無助、困境和痛苦，無人可以訴說。她們無力改變現狀，又沒法離開這樣的環境。就像栽在水泥當中，動彈不得。因此，當“過日子”的時候出現了困境，她們根本無法逃脫絕望， 因此走上絕路。
近些年，這一境況大有好轉。和我聊天的女人說，現在已經好幾年一個（自殺者）都沒有了，“至少我是沒聽說?！彼抑v了幾個曾經深陷絕望、后來開始新生活的自殺者的故事，但他們都不在村里。我試著去拜訪了她說的那些人，結果無一不緊閉大門，也不開燈，看來是真的不在。?
按照村里人的說法，謝女士的自殺干預項目，確實使農村自殺現象大有緩解。但這其中仍有吊詭之處：“農家女”開展試點的村莊零星分布于華北、貴州，但從2006年起，全國農村的自殺率一下子大幅度下降了。
因此，如果細究這些數據，會發現背后的真正原因：自殺率的下降、“農家女”項目的撤退，都暗合一個時間線——“進城潮”。隨著人口遷徙，女人們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男權主義之下諸多不平等的待遇，也遠離了原有生活中的人際沖突情境。?
但人們找到了幸福之路的同時，新的不幸仍在綿延。就在我離開華北農村的幾個月后，《中國青年報》的一篇稿子《農村老人談自殺：喝農藥上吊投河比親兒子可靠》開始在網上流傳。而犧牲于進城潮中的老人們，又是一個新的話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