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30年的攝影道路上，出生在美國的華裔攝影師許永揚一直背負著一個問題——“我是誰”。對于他來說，找到一個能完全接納自己的身份，是那么難。
許永揚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明尼蘇達州，是家里6個孩子中惟一一個在國外出生的，他的父親和當時大多數中國移民一樣，忙于經營自己的中國餐館，而母親則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拒絕學習英語，告誡兒子要找中國人當媳婦，直到最后，也從未融入美國社會。
許永揚的中文非常不好，他是那種看著美國動畫、接受美國教育長大的孩子，他特別記得小時候母親一邊抓著他的手教他拜佛、一邊讓他念一些奇怪的“咒語”的別扭。家庭與外界的分裂，始終讓許永揚對父母的生活難以理解，仿佛他們是兩個神秘的“外國人”。
明尼蘇達州的溫度、空氣、街區，還有許許多多白皮膚的面孔，組成了一面巨大的鏡子，童年的許永揚是在那面鏡子前一點點把自己的身份組裝起來的。但當他與家庭漸行漸遠，自以為獲得了一個完全美國化的身份時，他的明尼蘇達州“同鄉”突然問他：“Where did you really come from（你真正的家鄉在哪兒）？”他讀出了里面的潛臺詞——“You’re not one of us（你并非我們的一員）?！彼e愕地發現自己依舊是個局外人，而那個曾經讓他自信的“我”，已經丟失了。
不論是許永揚自己，還是亞裔群體中的其他人，不論他們身處何種社會階級，都要經歷對“身份”的迷失。脫離熟悉的環境來到陌生的文化面前，人會瞬間變得渺小，甚至連最基本的傾訴，都因為語言的不同而難以深入。當然這種精神上的問題，很多人會選擇逃避，忘我地投身到生計中去是個好方法，就像許永揚的父親一樣，但對于年輕的“移民二代”，卻是難以消除的困境。
許永揚還記得那個在他鏡頭前談論內心苦悶的華人女孩，“我常讓身邊的人以為我很快樂，但實際上我很孤獨，一點都不快樂?！彼J為這種感覺可能存在于大部分移民的心里。
當人們談論美國的生活時，他們大多數是在談論那些出生并生活在美國的白人的生活，而許永揚的作品與常存于人們腦海中的“美國印象”背道而馳。困惑的神情，松弛蒼老的黃色皮膚，渺小的身軀淹沒在艷俗又陳舊的彩色之中。
大學畢業后，許永揚買了一臺美能達相機，第一個要去做的項目便是拍攝自己的父親。那是一種神奇的體驗，他說在拿起相機拍攝父親時，突然發現原來自己從未好好地看過父親。眼前這個已白發蒼蒼但依然精神抖擻的老人，花了所有時間在工作上以支撐自己的大家庭，而他的孩子第一次給他拍的照片，神情肅穆，布局謹慎，光線莊重，儼然拍的是一位高高在上的陌生人。
在明尼蘇達完成了“Frog Town”，“Lake Street”等社區攝影項目后，他開始了一場穿越美國的旅程，沿途拍攝美國華人的真實生活。在此期間，他遇到了奉貓王為神的越南人，遇到了每天為阿爾茨海默癥妻子演奏二胡的中國老頭，遇到了在超市把甄文達重重包圍的華裔大媽，遇到了正在街頭打電話的選美小姐……有亞洲面孔登場的美式大場景，總是多了一分違和感，而恰恰是相中人渾然不覺的神情，促成了一幅幅荒誕作品。許永揚總喜歡用這種并置的手法，硬生生地讓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發生直接對撞，就像他從小到大的生活狀態。
本刊記者問許永揚，完成了這么多個項目，你現在了解你的父母了嗎，你找到自己的身份了嗎？他搖搖頭，說這非常的難，但他感覺到在逐漸靠近他們。一些人的故事，一些場景，能讓他體會到當初父母的感受。攝影使他認識到多種身份共存的可能性，他亦以此作為新項目“中國性”的出發點。今年，他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鄉廣東，開始以鏡頭去體驗各種各樣的中國人生。
Steamy與妻子Lilly，夏威夷。Steamy是一名退休警察。他們和攝影師談自己的童年時，說當時來自不同國家的孩子之間有一場“戰爭”——中國的孩子被嘲笑貧窮，日本的孩子被喊作“臭蘿卜”，菲律賓的孩子被認為從不洗澡，誰對誰都談不上友善。他們覺得現在情況好了很多，但這一輩的華裔已經逐漸淡忘自己的文化，當春節日本老師向自己的孩子用中文說“恭喜發財”時，孩子居然以為對方在說日文
華裔政客在唐人街電話亭內張貼的小廣告，舊金山
來自老撾赫蒙族的童子軍，明尼阿波利斯
李小龍墓，西雅圖
敏、母親與女兒，敏在溫哥華唐人街開了一間廚具店，她說她的母親在美國蘇必利爾湖畔的一間破舊小磚屋里呆了半個世紀，不會說英文，對周圍的環境也相當恐懼。雖然母親經常給家鄉的朋友寫信，卻從未打算回中國去，敏覺得母親的行為其實非常奇異，但家人都習以為常了
唐人街街頭的“選美小姐”，舊金山
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一對結婚57年的老夫婦。妻子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已經完全認不出自己的丈夫，而老先生則拒絕把妻子送進老人院，并每天為她演奏二胡。圖中給老奶奶喂飯的，是他們的女兒
西雅圖的中國餐館
西雅圖唐人街的華裔士兵墓，二戰期間，在美國陸軍服役的華人超過1.3萬人，占美國華人總數的17%，他們中有將近20%的人在海外陣亡
夏威夷鉆石頭山的亞洲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