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5日，巴黎，柳傳志率中國企業家代表團訪問法國，與法國總統奧朗德（右三）等政府高層會晤
在巴黎，當然也是在所有西方主要城市，中國人幾乎已如空氣一般無處不在。
盧浮宮、巴黎圣母院、艾菲爾鐵塔、凱旋門，從旅行大巴車下來、揉著眼睛打著哈欠東張西望的旅行團成員；在LV、HERMES旗艦店里舉著手機拍照、打電話回國和親友大聲討論顏色款式的掃貨者；香榭麗舍大街上兩手拎奢侈品包裝袋、登著高跟鞋踉蹌行走的亞洲女孩；每一個地標景點背景前穿黑西服白長裙拍婚紗照、做出種種恩愛甜蜜狀的青年男女，不用問，十有八九來自中國。
這是近十多年來中國以經濟大國身份崛起后才出現的景觀。人潮的背后，是洶涌的中國制造和日漸增多的中國品牌，比如海爾電器、TCL，更多是涵蓋了各個領域的“MADE IN CHINA”，開始出現在法國的購物中心和街頭。這一切有形實體的背后，則是龐大而隱秘的資金流，中法兩國緊密的商貿往來，讓金融企業變得越來越重要。
中國銀行巴黎分行，正是中國金融業走向世界的個中代表。
從1979年在巴黎的一間小小代表處，到1986年升格為巴黎分行，在凱旋門附近扎下根，成為首家進入法國的中資金融機構、改革開放后中國銀行設在海外的第一批分行之一，再到在法國第二大城市里昂的市政廳旁開設分行、于巴黎外開疆拓土，巴黎分行以“推動中法經貿關系發展、支持中國大型企業開拓法國、歐洲市場，促進法國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和貿易”為己任，已經走過了28個年頭。到2013年，中行巴黎分行資產規模已躍居法國非歐盟外資銀行前列。
截至去年底，中行巴黎分行的跨境人民幣交易量已超過1500億元，連續4年位居中銀海外分行前3名。法國CAC40指數（權重股）40家企業中，有12家是巴黎分行的客戶。今年7月，中行巴黎分行在巴黎成功發行20億元人民幣“凱旋債”，并于9月在泛歐證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成為第一只在歐洲主板上市的中資機構人民幣債券。
用數十年時間苦心孤詣地經營，目標遠大——就是為了在這個重要國家或市場扎下根來，公允地說，這確實是構思深遠的大國戰略思維。立足法國的巴黎分行，還輻射歐洲周邊國家和非洲大陸，為在非中資企業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支持，目前其非洲業務已滲透非洲31個國家，服務在非洲投資的中國知名大型企業兩百余家。
不需列舉各種專業數據，就此評價中行巴黎分行是“中法經貿合作的‘主窗口’、人民幣國際化的‘先行軍’、中資企業投資非洲的‘橋頭堡’，和中法兩國經貿往來的‘紐帶’”，應該并不為過。
潘諾，法籍華人，中行巴黎分行這家在法國最具代表性的中資銀行的當家人，在法中資企業協會的會長，法國外資銀行協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海外列席委員，還另有諸多在法金融界、華界、僑界社會組織的榮譽頭銜。借著“中法建交五十周年”這一機緣，他在辦公室接受了本刊記者專訪。
潘博士在巴黎華界有著近乎傳奇般口碑。他祖籍海南文昌，是出生于柬埔寨的第四代華人，從小接受華文教育。1970年高中畢業，適逢柬埔寨發生軍事政變，中文學校和中文報館被關閉。潘諾父親當即決定把兒子送到法國讀書，母親也陪同來到法國，一邊打工一邊照料他。
此后的經歷大約如下：經過十多年苦讀，1988年從巴黎大學法學院畢業，拿到了法國國家博士學位，成為“東南亞華人在法獲國家博士學位第一人”。碩士期間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讀博士時到律師樓見習，曾參與創辦歐洲第一張華文報紙《歐洲時報》，做過第二任總編輯。1988年加入中行巴黎分行，從基層一路做到總經理助理、副總經理，2002年被任命為“一把手”，迄今仍是中行所有駐外分行中唯一的外籍行長。
作為巴黎分行的主要負責人，時常出現于公共舞臺的華裔知名人士，原以為他是精力旺盛、長袖善舞、能言善辯的社會活動家，滄桑世事和曾經的苦難，應該會在他身上留下一些蛛絲馬跡，沒想到出場的，卻是一位有著儒家知識分子嚴正儀容、說話溫和凝重的斯文君子，他的低調、真誠言說和目光友善，以及無法偽飾的謙遜氣質，讓我先有些訝異，然后逐漸心生歡喜。
潘博士曾用幾個“沒想到”來描述自己的經歷：“沒想到”會做銀行業，學的是法律，想的是做律師；沒想到會一做就這么久，二十多年；沒想到會做到行長，畢竟是外籍。
他說：“我個人經歷非常簡單，一個國外生長的第四代華人，沒有國內教育背景，也沒有任何國內政治資源。中行在全球有三十多家分行，巴黎分行地位顯著，這個位置責任重大，說明總行給予了我充分信任。我慶幸能在這個平臺上工作這么多年?！?nbsp;
人物周刊：在中資企業、中國資本全球尋找投資機會的大背景下，中行巴黎分行本身就是中資公司全球布局、國際化探索的先鋒，有何經驗可以分享給國內讀者？
潘諾：從我們分行來講，只是總行宏觀海外戰略一小部分的具體執行，可講的有限，就是根據總行的戰略布局，希望能很好地在當地發揮作用。當然，總行是在下一盤棋，棋局的成功與否，跟每個點、每個棋子是否能充分發揮作用關系也很大。慶幸的是，巴黎分行發展30年來比較順利。團隊從組建至今，整個組織協調、團隊意識、企業文化的塑造進展也比較健康。
人物周刊：一般來講，跨國企業要融入當地總會面臨一些問題，如用工制度、法律等，巴黎分行在這方面的經驗怎樣？
潘諾：實事求是來講，這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當然，由于我個人的教育背景和經歷，對本地了解比較多，有一些不必要的波折就避免了。我們這個團隊有一部分是國內來的，但更多的是本地同事，從國籍來講，有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可以算是一個小小的聯合國。各有各的文化和習慣，如果交融好了，就能幫助我們企業順利地融入當地社會。
比如用工制度，西歐尤其是法國，社會保障制度是比較強的，勞工法嚴格保護勞工利益。要是利用得好，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這些主要靠磨練，也要充分利用當地法律咨詢。
舉一個小小例子，法國勞工法規定企業的員工人數如果超過了50人，就要成立一個企業委員會，國內來講類似于工會。當時我們從49人一下增加到52人，增加了這幾位就必須要建立企業委員會，那這個步子要不要往前邁？就為了增加3個人，把整個企業的管理架構都變了？但后來想想，今后業務發展要再增加人的話怎么辦？最后還是下決心要往前走。有了企業委員會后，你就要重視它，要定期開會，定期對話。約束就有了。
人物周刊：對這個過程您會有失落和適應過程嗎？
潘諾：要說一點都沒有也不真實，但從我個人的背景來講，好一點。我從來不敢高高在上，對“對話”的這種機制適應比較快。當然，法律上也規定就應該這樣做。
人物周刊：行長身份之外，您也是在法中資企業協會會長，現在是不是對法投資的好時機？
潘諾：從中資企業協會這個平臺觀察來看，我們覺得到法國投資的機遇期開始了，機遇有，而且比較多。美國經常說“老歐洲”這個詞，雖然起步早，但這些年衰退了。第二點，過去法國文化的自傲性比較強，老是覺得自己行，別人不行。這一輪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尤其是歐債危機對法國的沖擊非常大，我因為在法國生活，接觸得比較多，覺得法國的反省還是非常大的，自傲的心態慢慢在調整，對外資的接受程度比原來大得多?，F在上到最高層的總統，下到一般企業主，都在發出強烈的聲音：歡迎外國人來投資，尤其歡迎中國資本。
法國大概有200萬家中小企業，國內大概是4000萬家，嫁接機會非常多。法國中小企業面臨的情況是：很多中小企業都創辦于二戰之后，老一輩創業人面臨退休，子女或者是不干這行，或者是不感興趣，面臨企業繼承問題。怎么辦？那就得賣。也有一些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面臨流動資金短缺等問題。
要強調的是，有一些中小企業的技術含量非常高，可能它規模只有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但它生產的確實是某一部分的精品。比如在飛機制造里就那么一小塊，但飛機缺一小塊都不行，它就有這一小塊的技術專利權。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一些國內企業進行了很成功的收購。
人物周刊：來法投資會遇到哪些風險、障礙，該怎么辦？
潘諾：確實，國內企業來法收購一點不難，我們不缺資金，但之后的一系列管理問題就來了。我們企業的國際化程度不高，這個對國有企業的困難本身都不小，對中小企業就更難。所以兼并收購之后的問題是管理，有沒有適應的人才來做管理。
中華文化里的很多觀念，和西方的價值觀還要做一些對接。沒對接好的話會帶來一個局面：我們想表達的東西，別人完全聽不懂，你所講所做的是非常善意的事，但別人根本不明白。而別人想做的事我們也比較難接受。觀念上的摩擦一旦發生了，今后管理上的勞工摩擦就產生了。
還有一點國內企業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就是在歐美尤其在歐洲，比較多地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國內企業在這塊的意識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剛剛知道有這么個事，但別人已經跑得很遠了。很多事情企業是需要做的，你完全有義務去承擔社會責任，我們就沒意識到要做。
從政府層面上講，商務部每次開會不停地強調我們企業要奉公守法，但當地法律是怎么規定的，立法精神、準確含義是什么？我們還沒有完全吃透。這些東西不能光依靠律師去做。中國企業的收購資金沒有問題，但是緊接著的問題：對當地市場的了解，銷售，員工管理，原來高管、技術人員的積極性怎么調動，員工訴求這塊怎么做必要的回應？加上奉公守法，勞工法、稅法等等。從中國企業層面我們聽到比較多的，就是這方面的事。
人物周刊：有沒有做得好的例子？
潘諾：華為確確實實非常成功。很值得我們學的是公關。華為所經營的行業敏感度比較大，原來這塊是歐美國家的蛋糕，你涉足進去，跟別人搶，分人家蛋糕，利益矛盾就來了。有段時間對華為不利的說法在媒體上鋪天蓋地，甚至說它“涉及到國防密令”，這么嚴重的話都說了。在法國的參議員也發表報告，措辭非常嚴厲，有關“信息安全”什么的。
華為就很懂得做，第一時間表態，非常溫和，沒有很強烈的政治性對抗語言。然后很細致地公關。直接找你參議院寫報告的議員，如果你認為與事實不符，我就把我認為的情況跟你說，這么一溝通，就連寫報告的人都覺得有些東西不妥，有些信息掌握得不全面。還找到總統府顧問，把我希望在法國長期扎根、投資的意愿跟你講，想在法國做什么事，在哪里設廠、研發中心在哪、投資有多大、給當地帶來的就業崗位有多少……這些東西一講之后，就完全把對方的心打動了。往下很多話就很好說了，再通過高層對話，任正非就飛來很多次，每一次就通過法國部長級人物帶話。并且說到做到，一點點做，你的計劃時間表在那，人家能看到。跟歐美國家打交道，很多時候可以通過溝通、談判，你的方案要細化，并且真正去做，沒有什么理由他們不接受的。
不成功的例子也有，企業的名字我就不說了。浙江來的一個民營企業，搞木材、家具的。它起家在非洲，在非洲比較好說話，跟總統、部長關系好了，那個地一圈，地就屬于你了，就把木材砍了。但非洲光有原材料，加工不行，決定到法國來做，看上了法國搞木材加工的工廠，非常有名氣，歷史非常悠久，規模不大，大概有兩三百人，就把人家收購了。當時那家法國企業的經營情況不好，面臨倒閉，就通過法庭的商業拍賣，用很少的錢把企業買了。承諾了好多，對方要求不能裁員、增加投資什么的，他滿口答應，甚至增加投資這一項，把數字說的很大，比不需要那么多的還大。但一買過來就裁員，怎么裁呢？他說買過來后發現沒有你們說得那么好，我經營不下去了，所以不得不裁。在當地這是非常大的事，因為兩三百人可能是一個鎮啊，涉及到很多戶人家的生計問題，整個鎮都鬧了起來，對市長的壓力很大。市長是民選的，他要維護全鎮的利益，這個事捅到了工業部長，由工業部長出面寫信給駐法大使，整個工會集會，媒體報道……就是這個情況。要知道在歐美文化里，承諾的東西你就要做到。
人物周刊：請您對比整個歐洲，特別是英國和德國，對中國投資者來說，法國是怎樣一個市場？
潘諾：我個人對德國、英國市場了解得不多，只能就法國市場來談。首先中資企業要來的話，對于進入的行業要選擇好。法國本身有它的拳頭產品，正好是中法建交50周年，兩國政府確定了一些在新的歷史階段的合作領域，非常強調農業、食品加工、環保、新能源、醫療衛生、教育，還有老齡化、對老服務、核能、高鐵制造、化學、高檔消費品等領域。
第二點，法國在歐洲的領土是最大的，人口大概是歐洲第二還是第三，但放到中國來說，只是中國的一個省，加上經濟危機，所以法國市場沒有我們想象中大。市場的出入也要研究好，最可行的辦法是到這來，利用法國先進的技術生產，返銷到國內或第三國。利用中國的資金、法國的技術返銷到第三國的市場。非洲可以好好利用，非洲離歐洲近，是傳統的法國影響力范圍，也是法國的市場。
人物周刊：最后一個問題，您在行長之外，還有各種社會身份，怎么協調這種身份轉化？
潘諾：我沒有仔細想過，反正就是很忙。講不好聽就是有事就做，什么東西需要就上吧，當然銀行工作占用的時間更多，起碼8小時之內。作為海外單位，也有具體的經營任務，事無巨細都要投入去做。除了中資企業協會這事外，我們還擔負著另一個事，我們也是巴黎行業工會外資銀行區的理事，他們現在很需要我們參與。說句不好聽的，以前我們是想求人家給時間、給話筒，現在人家是主動把話筒遞到你的嘴邊，想聽到我們的聲音。這種情況你會不會講、能不能把想講的事、該講的事很準確地講出去？這個是我們目前的新情況。
這是潘博士的故事，一個從烽火遍地的悲慘世界走來的少數族裔青年，是如何克服各種歧視和偏見，跨越語言、文化和身份障礙，一步步走到今天，成為知名金融家、受人尊重的僑界人物？其間的復雜和曲折，今天已難以想象。
我后來訪問了另一位巴黎的僑界首領、潮汕會館會長吳武華先生，他同樣有從柬埔寨出逃的印支難民背景，同樣以“海外委員”的身份列席過全國政協會議，他想了想，只用了一個詞評價潘諾：刻苦。
潘博士年輕時無疑是優秀的讀書種子，自尊自強的有為青年，也是一路不斷得到賞識、受到重視的杰出華人。法國不同于美國，雖然一直是世界性左翼文化的策源地，對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不懈追求，一直根植于法國政治思想文化血脈的最深處。但法國畢竟有著深遠的中央集權和封建王權傳統，歐洲大國中心主義的驕傲和睥睨一切是根深蒂固的，“我有一個夢想”的美國式個人奮斗奇跡，哪有那么容易實現。
理解潘博士的人生經歷，大致有兩條主線：一是中國式“學而優”的教育追求。他骨子里是個讀書人，年輕時一邊讀書一邊靠兼職工作養活自己，法律是專業，金融則是他的經世工具。除了工作必須用到外文，他迄今喜歡讀中文，閑暇時愛看歷史書。讀書還讓他有了最大的一個收獲：1980年代為寫博士論文到北大查找資料，由此認識了一個北京女孩，后來女孩成了“潘太太”，一雙兒女的媽媽。
還有一條，是他的中華文化背景。他的曾祖父即已下南洋謀生，立家訓要求子孫后代都要受中文教育。潘諾的中文十分地道，參與創辦《歐洲時報》時，從翻譯電訊稿到后期編輯，凡事親力親為，一天最多翻譯過八九千字。后來他拿到博士學位，該報報道了他的事跡。由此也造成了他與中行結緣：分行首任行長偶然讀到了這篇文章，當即約見，延攬他來中行工作。
潘諾在家里也保留著中國傳統。過農歷春節，對孩子實行中文教育，在家要說普通話，讀寫中文，敬老，對人要有禮貌。他有些得意：見過我孩子的人往往要吃驚，在海外出生長大的孩子，怎么中文能講得這么流利？
正式采訪結束后，潘博士難得地講了一些工作之外的放松話：青年時代的打工細節，在旅館值夜，夏天到法國農村收割；今天早已湮沒無聞的董世海先生——這位對他影響極大、有舊上海銀行家風范的巴黎分行首任行長怎么手把手地教他，怎么一邊吃自帶的盒飯一邊談工作；講到工作中接觸到的國內訪客，講到了對海外華人子女中文教育的憂慮，這時他不再是話語平和甚至謹慎的銀行家，而成了目光憂慮、愛國之心溢于言表的老派中國知識分子，“你能體會嗎？這份中國心一直都在。 ”
他真是幸運的人。在一個天翻地覆的大時代下，居然能幸運脫離波爾布特和紅色高棉那鋪天蓋地、撕裂一切的紅色風暴，在一個安寧和平之所安頓下來，開始一段也充滿未知和挑戰、但正常安全的新人生。這是上天的無言之愛。他父親后來帶著妹妹逃難出來，一家人團聚在法國。
潘博士的伯父一家五口，叔叔一家六口，都沒來得及逃離。紅色高棉覆滅后，他托人去打聽過，沒有音訊，“我感覺兇多吉少”，他說。他到過中國的海南島，但柬埔寨自從離開就再也沒回去過。
潘博士和他的家族故事，只是上個世紀60、70動蕩年代下東南亞華人漂泊求生的一個縮影。在柬埔寨、在越南、在老撾——幾乎所有的華人家庭都曾被卷入到那場大風暴中，有的就永遠消失了。
有關印支半島華僑的命運，那是另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