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雅圖試著給張欣打電話。十多年沒有用過這個電話號碼了，不知道還能不能聯系上他，心里沒有把握。接通電話后，彼此就都不用問是誰，因為太熟悉對方的話音了。如今張欣已是功成名就的美國經濟學家，而年輕時，我們曾是情同手足的好友。
三十多年前，張欣赴美留學，先是考取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東亞系。1984年讀完碩士學位，轉而去密西根大學改讀經濟學，師從計量經濟學大師鄒至莊教授。1989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后，長期擔任美國俄亥俄州立托列多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經濟系終身教授。他曾出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與英文《中國經濟研究》雜志的共同主編；曾在世界銀行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東南亞國家融資政策；曾在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前幾年還出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和管理學院院長。他的論著大部分是對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及其轉型改革的研究，其中有關一般不均衡理論、改革階段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的論文在美國學術界受到普遍好評。
在電話中聽說他明年就要退休了，不得不感慨時光流逝是如此之快。1968年冬，我去蘇北大豐的一個勞改農場務農，在那里認識了張欣。盡管看上去就是個文弱書生，但他很能吃苦，為人熱情，性格溫和，幾乎從未和別人面紅臉赤地爭吵過。我們被編在一個生產連隊，清一色的男知青。我當連長，他是一排長，副排長蔣洪現在是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也是這屆全國政協最敢言的委員之一。他們這個排是由最強悍、最愛打架，也是最令我頭疼的一幫知青組成，于是就派了最得力的張欣去帶領這支隊伍。張欣很快就在他們中間建立了說一不二的威信，并逐漸把一排帶上了正路。由此可見他的人格魅力。
張欣早年喪父，做中學教師的母親含辛茹苦地把他姐弟倆拉扯大?？墒窍锣l不久就傳來了母親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消息，在上海的寓所也被造反派頭頭強占，相依為命的姐姐遠放黑龍江插隊。張欣把悲痛埋在心底里，依然是積極、熱情、平和，連隊里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的遭遇。我明白說再多的安慰話對他也是沒有用的，只有給他更多關心，我倆的情誼越來越深。長長的冬日是農閑季節，海邊北風呼嘯，大雪紛飛，沒有辦法下地，大家就整天賴在茅草蓋頂的宿舍里。多數人就以睡懶覺和打紙牌消磨時間，我和張欣等人就找各種書籍交換著閱讀。當年那種如饑似渴的學習勁頭，為我們這些沒有讀完初中的知青打下了后半輩子治學的基礎。1970年底，電臺開始教廣播英語，我和張欣都成了第一批自學者。我半途而廢，他卻一直堅持了下來，為日后留學美國創造了條件。
轉眼到了1972年夏，張欣的命運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先是和我一起回城，在一所中學當上了體育老師。不久他旅居法國的舅舅回國探親。因為他是法蘭西學院唯一的華裔院士，在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當局為了迎接貴賓，在一個月內就把張欣的姐姐調回上海，并把強占的房子還給了他們。于是張欣家在虹口花園里弄的小樓就成了我們經常聚會的地方，三天兩頭在那里高談闊論，交換書籍，傳遞小道消息。1976年10月，“四人幫”剛倒臺的那幾天，上海名義上仍在其余黨的控制之下，實際則已處于無政府狀態，因為人們知道他們的末日不遠了。那幾天，張欣每天下班后就去人民廣場聽小道消息。在那里，他結識了幾個交通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和他們共同發起上海群眾慶祝打倒“四人幫”的百萬人集會。我也被他拉去參與籌備這次集會。此后，張欣的政治興趣越來越濃，我則回到了書桌。第二年，他就在上海市中心貼出一張大字報，要求為被飽受批判的“物質刺激”平反，認為這是發展經濟的必要手段。這張大字報在上海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這張大字報給張欣帶來不少麻煩，但也因此把他帶上了研究經濟學的道路。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后，張欣考取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但他“身在曹營心在漢”，興趣已經在經濟學上，應付中文系的課程后，大部分時間都在世界經濟系聽課，幾乎修完了全部的經濟學課程。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在1979年的復旦大學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大力發展集體所有制》的學術論文。當年一個經濟學教授在復旦大學學報上發表論文都非易事，但一個中文系的二年級學生的論文居然發表了，實在是讓人跌破眼鏡的。
大學畢業后，張欣隨即就去美國留學了。最初幾年我們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我到美國留學的第一個暑假還開車從洛杉磯到他在俄亥俄的家中做客。他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書那年，我們常在一起度周末。最近幾年，我們都忙得東奔西走，彼此間的聯絡就變得稀疏了，但年輕時建立起來的友情還是歷久彌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