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
（1914-1989） 字昭琛，山西平遙人，北京大學教授、文學史家。先是從事漢魏六朝文學研究，后來轉向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新文學史研究學科的奠基人，著有《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古文學史論》《魯迅作品論集》等。著名弟子有錢理群、陳平原、溫儒敏等。
1980年代初，導演黃健中帶著演員劉曉慶來到北大鏡春園76號，拜訪自己二哥黃侯興（中國社科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的導師王瑤。幾天后，王瑤自我調侃地對黃侯興說，“你看，劉曉慶憑一部電影《小花》家喻戶曉，可誰又知道我呢？”
今年，“王瑤百年誕辰紀念”在京舉行。5月7日下午，北大博雅酒店，主持人頗有深意地說，自己已將當天會議發至微博，不少網民卻問，誰是王瑤？
這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奠基人”寫過一篇《自我介紹》，其性情可見一斑：邇來垂垂老矣，華發滿顛，齒轉黃黑，頗符“黑白顛倒”之譏；而濃茗時啜，煙斗常銜，亦諳“水深火熱”之味。惟鄉音未改，出語多諧，時乘單車橫沖直撞，似猶未失故態耳。
他在清華的同學、北大的老同事季鎮淮生前更記得，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自昆明回到北平，搬入清華新西院，已寫完研究生論文《魏晉文化思想與文人生活》的王瑤意氣風發地向他宣稱——“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p>
大半個世紀呼嘯而過?！巴砟甑乃雷约号Φ臉O限與邊界，再也沒有年輕時那樣的狂傲，”王瑤的第一任博士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說。他把王瑤的一生劃分成3個階段：從1943年進入清華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院到1952年，是“清華10年”，對應的是學術史；從調入北大任教到1977年“文革”結束的25年，對應了政治史；從1978年中文系始招研究生，到1989年溘然長逝，對應的則是教育史。紀念會這一天，他提出了一個視角——從百年讀書人困窘看王瑤。
王瑤先生童年照
1945年的王瑤先生
脫黨
“對于昭琛，我也有我的認識，他有他的優點和長處，但也有缺點和不足的地方。我不能把他看成一個圣人，如果那樣看他就不真實?！蓖醅幍钠拮佣努L目前定居英國曼徹斯特，在發給我的資料里，她平靜地收尾：對于我們走過的路，經歷的時代，現在似乎越來越明白了。
但真正難以說清的，恰是他者對逝者的述評。歷史學家趙儷生是王瑤自大學開始的好友。王的弟子告訴我，兩位老人在世時心存芥蒂，互不認同彼此的某些觀點。趙曾在文中寫道：“王瑤兄出生在山西平遙。這個地方，無論在政治上或者在金融事業上，都是不尋常的。在政治上，它一度是‘代’郡的郡城，故城郭保留，宛然至今。在金融業上，它是票號的發祥地，有明代華爾街之稱。這種在操業上的歷史上積淀下來的嫻于計算的明敏，不能說一點也沒有沾染到王兄的身上?！?nbsp;
無論如何，這個父親曾是票號店員的農家子弟天賦過人。自稱王瑤“莫逆之交”的古文字學家朱德熙指出，他做學問兼占兩種優勢：一是記憶力強，過目不忘；二是聰明絕頂，有敏銳的洞察力和細密的分析力，知人、論世、治學，多有深刻獨創見解。
1934年，王瑤同時考取了北大和清華，最終選入清華中國文學系。由于擅長文學評論與文學理論，整日研讀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塞爾斯基，他在校內被傳為“小周揚”與“小胡風”?！拔伊粢獾?，當他露出快要發脾氣的時候，同時卻又流露出一股孩童的真純。這個境界很美麗，很高乘。他后來博得若干學生的崇敬，我想這是原因之一?！壁w儷生回憶說。那時他與王瑤、馮契（哲學家）一起進入“左聯”。在他眼中，相比溫和深沉的馮契，王瑤更像是一個革命者，或是一個激進主義者：走起路來，得得作響；講起話來，山西鄉音很重，內容像連珠炮般噴出，語音越說越高亢。到老，聽說王瑤在教外國留學生，他還不無譏諷：你那留學生的中國話一定也是山西味吧？
1935年3月，王瑤等10名學生在學校宿舍被軍警押至公安局拘留所，兩次審訊與“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互動詳情。第四天才由梅貽琦校長領回。同年，“一二·九”運動爆發。見聞一多勸阻學生不要鬧事，他與同學在下面急得直跺腳——他是這場反對“華北自治”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骨干分子。
第二年3月，北平河北高中學生郭清因抗日被捕，受刑死于獄中。王瑤參加抬棺游行示威，第二次入獄，兩周后被釋放。這年5月，經趙德尊（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學委秘書）等人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學韋君宜的先生楊述監誓。11月1日，他受命主編《清華周刊》第45卷。
《周刊》上的時評，彰顯了他對政治的熱忱與判斷力。比如《西安事變》一文，在只能讀到中央社片面簡訊、“對張學良的動機和主張尚不清楚”的情況下，他“根據過去事實的推測”，“這并不是單純的爭權奪利的叛變與內戰”，很可能是“為了要對敵抗戰，為了反妥協外交”，“對蔣作最后諫諍”。
1937年1月底，王瑤在第10期與11期合刊附錄上，刊發《為〈清華周刊〉的光榮歷史敬告師長同學》——“本月12日校長出布告說本卷周刊‘抑且愈多乖謬’，‘著自即日起停止出版’”。
趙儷生透露，勒令?？雇醅幥榫w低落，只占其一?！爱敃r的革命，雖然瓦窯堡精神已經下達，但正如少奇同志文章里講的，左傾關門主義殘余仍很嚴重，組織對成員的看法有時很片面，有時也引起成員對基層組織有看法，此其二?！贝罂纪旰?，王瑤請假回到家鄉。
不久，蘆溝橋事變，抗戰爆發。北平與平遙相繼淪陷。其間，他接到清華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的通知，終因戰局險峻，交通阻隔，被困家中4年。若干年后，揭批他的大字報上寫道：“1934年，清華大學被捕后登悔過啟事，混入黨內，37年脫黨?！?/p>
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曾任王瑤助手。他感到有意思的是：1936年，王瑤撰寫長文《一二·九與中國文化》，高度評價其為第二個“五四”，是徹底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然而在80年代，一次紀念該運動的會上，他基本未作發言?！巴跸壬鷽]有細說。事實上，運動內部非常復雜，包括黨內斗爭。他可能早已覺察革命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與組織失聯后，主觀上沒有很積極尋找?！?/p>
1944年，在聞一多的引薦下，王瑤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安贿^，‘脫黨”絕不意味他的信仰有變。他一生都堅持馬克思主義，內心以左翼文人自居?！卞X理群強調。
1961年的王瑤先生
王瑤先生與夫人杜琇、兒子王超沫、女兒王超冰
“教授就是我這樣的人”
1941年秋，王瑤離開家鄉，“沿途爬山過嶺，困苦不堪言狀”，到達西安。相顧兩茫茫之際，他來到乾州。趙儷生正在當地中學教英語，維持一家生計。
當天，四壁蕭然兩床被。妻女睡一床，趙儷生與王瑤合睡另一床。幾個晝夜的暢談，兩人一致認定：“進《宰輔傳》壓根沒有門；進《忠烈傳》也未必有資格；進《貨殖傳》根本沒有那本領；到頭來還是進《儒林傳》吧。這就是我們的路線?！?/p>
1942年5月，王瑤抵達昆明，9月復學西南聯大。第二年，完成大學畢業論文《魏晉文論的發展》。繼而考入清華文學院中國文學部，師從朱自清，攻讀中古文學。
“朱先生手拿方紙卡片寫黑板，一塊一塊地寫；他跟著抄，一塊一塊地抄。我坐在后面聽沒動手?！奔炬偦磻浀?，朱自清在暑假開設《文辭研究》，只有他倆聽講。王瑤的踏實認真實出他的想象——“他在歷經了一段生活波動后，似已認清了自己的責任和前途?！?/p>
1951年，王瑤發表了《中古文學史論》，來自他在清華講授“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漢魏六朝）”講義，至今公認為研究漢魏六朝文學的里程碑式著作。在書里他提到，成稿于1942年至1948年，每一篇寫成，都先請朱佩弦師（朱自清）過目?！耙压实穆勔欢鄮?，也曾給過作者不少的教正?！敝熳郧宀∈徘?，對他將史料竭澤而漁、探明史識的能力，倍加贊許——“前天讀了你的《小說與方術》，覺得非常精彩。你能見其大，將繁亂的瑣碎的材料整理出線索來，這是難得的，有用的；同天讀到你的《古文辭的研讀》，也覺得有特見?！?/p>
錢理群等人以為，魏晉風度的清峻通脫，也與王瑤的氣質性格吻合。分析他身處的時代背景，陳平原認為，“對于抗戰中撤退到大后方的讀書人來說，中古的魅力某種程度在于南渡的心境?！?nbsp;
《中古文學史論》的問世，奠定了王瑤在學界的地位。1949年春，他與韋君宜、楊述夫婦在北京重逢。他的春風得意令韋君宜恍若昨日：“臨走時，他一邊飛身上車，一邊笑著說，你們別以為教授都是老頭子?，F在，教授就是我這樣的人。說著用手一指自己鼻子，如飛而去?！?/p>
王瑤先生與孫玉石、錢理群等學生
第三次轉折
自昆明北歸后，王瑤在西南聯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結識的好友范寧（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偶然買下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王瑤借讀后，產生興趣?！坝谑前亚迦A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新文學作品，借閱不足，還將吳征鎰去解放區時所寄存在余冠英先生處的小說詩歌等新文藝作品，悉數閱讀，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好友開玩笑問他，你打算改換門庭？他不置可否：做點準備?！皬拇?，他和中國古文學史研究分手，專心致力于《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編撰?！?nbsp;
關于王瑤這次學術上的轉型，弟子們說法不一。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學生樂黛云（北大比較文學研究學者）、孫玉石（北大中文系教授）表示，那是受外部牽制。
1949年，全國實行高校教學改革?！靶挛膶W”成為中文系一門主課。由于師資不足，王瑤在清華改教這門課程。在一無助手、二缺相關書籍的條件下，他自編課本，這即是《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由來。1952年，中央大規模調整全國高校院系設置，清華將文科各系并入北大，吳組緗、王力、王瑤等也從清華調入北大中文系，他仍講授“新文學”。
“我覺得，他做現代文學史是很勉強的，”樂黛云回憶。1952年夏，北大黨組派她到王瑤身邊任助教，以便將來接班?！拔乙膊幌矚g這門學科，”她硬著頭皮向王瑤求教。他問她“你學它干嘛？現代史是非常困難的，有些事還沒有定論，有些事貌似定論，卻還未經歷史的檢驗?！苯又?，他點燃煙斗，冷然一笑，“況且有時還會有人打上門來，說你對他的評價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偉大等等，你必須隨時警惕不要遷就強者，不要只顧息事寧人！”“他擲過來銳利考察的一瞥，你何不去學古典文學呢？至少作者不會從墳墓里爬出來和你論爭！”她反問他，“那么，先生何以從駕輕就熟的中古文學研究轉而治現代文學史呢？”“我們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p>
錢理群、陳平原則認為，解放后，如果王瑤繼續研究中古文學，“也就那樣了”。新文學史對他而言，卻是創造一個全新的結構，開創一個歷史。因此，他的轉學有外在壓力，也有內在興趣。陳平原認為，這個興趣基于幾點：“第一，他曾經是個左翼文人。第二，他對魯迅非常崇拜?，F代文學這門學科，尤其是50年代以后，魯迅文化支撐起整個學科的半邊天。第三，他受朱自清先生的影響。在1929年至1933年間，朱自清在清華講過《中國新文學研究》這門課，留下了系統講義，王先生手頭有這份講義。1978年錢理群這一屆研究生進來，他把講義交給趙園（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整理，發表在上?！段乃囌搮病飞?，他還專門為之寫了一篇文章?！彼麄冞€估計，面臨社會轉型、政權更迭，王瑤定會冷靜思考，下一步往何處去？怎樣安身立命？假如心懷抵觸，不會順利寫出《史稿》。
兩代學人達成的共識是，這部研究現代文學史的開山之作，為王瑤屢受政治責難、沖擊，埋下了重重一筆。
1986年，竹內實、孫玉石在王瑤先生家中
“茍全性命于治世”
“同志們：我是一個思想上存在著很多毛病的知識分子，我的主導思想一直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1951年11月，結合“三反”、“五反”，全國文聯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又稱“洗澡”運動。王瑤是重點批判對象。
1952年2月26日，他在中文系教師大會上宣讀《我的檢討》，將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歸結為“自私自利”與“自高自大”?！斑@就意味著他的檢討，是限制在思想范圍，盡量回避立場問題，絕不涉及政治問題?！卞X理群讀過這份檢討——“我想象的新社會是什么樣子呢？用馮友蘭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下棋式的社會，而不是一個打牌式的社會；我覺得一個人應該得到最充分的發展機會，如果他被淘汰了，那是應該的，因為他的能力不如別人。我錯誤地以為新社會就是一個容許自由競爭的社會，一點也不了解集體主義精神，不了解新社會的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的精神”，他進一步剖析：王瑤終于認識到自己的“自由競爭”中個人充分發展的理想與新社會的集體主義精神與高度組織性、計劃性的矛盾；他知道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理想與追求，知道自己無力也不想改變新社會，只能選擇逐步適應。一貫清醒，也自以為清醒的王瑤，實際上已經看清了自己以后的命運。
這年年底一次中央政治局會上，中央高層決定成立北京市高校黨委會。1953年1月23日，黨委會成立。時任黨委書記的李樂光傳達政治局會議精神，指出教改以后人心惶惶，“王瑤要求轉業，做不了靈魂師?！?002年，《文件中的王瑤》的作者陳徒手看到北京市委大學部檔案的北大部分時，他注意到，從那時起，王瑤的動態消息在黨內文件中頻繁出現。
他謄抄資料時感覺，當年中央黨委高層需要掌控學界人士的思想動向。例如針對每一政策或每一措詞發布，亟需了解標桿性人物的反應。北大中文系則被視為“重點系”，里面一批學者的言論與王瑤一樣一并收集——“在至今留存數百萬字的北京高校黨內文件中構建了獨特的‘北大中文系意見群’”。王瑤自然是“重點系重點人物”，反映者可能是他的同僚或學生，他們的匯報在彼時彼境純屬合理正常行為。
樂黛云證實了陳徒手的說法。作為黨員，她多次被叫到領導辦公室，詢問某些活動中王瑤持何政治觀點?！叭绻羞^重的話，我也不敢說。一般性發言，也是報給黨組織。上面讓他帶人在賓館里編書，可用他卻不信任他?！?/p>
1954年10月31日，中國文聯與作協共同召開八次擴大會議，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評《文藝報》編輯工作錯誤。11月3日，王瑤寫《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又在對胡適文藝思想及其影響清理過程中，發表批判文章。因行文頗具說理水準，不同于一味空洞謾罵，受到領袖的點名表揚與接見。
“不要以為他批胡適都是形勢所迫。魯迅與胡適之間素有重大原則分歧，對他們的評論涉及每個人的現實選擇方面。他歷來傾向魯迅，肯定左翼文化。批判胡適，他是確有想法?！卞X理群想起，王瑤曾要他梳理自己的文集，特意囑咐對自己批判胡適的那篇文章，刪掉過分的時代用語，核心要旨要保存。
當然，王瑤未必知道校系黨組對他的真實看法——“認為他多從個人名利、興趣出發，完全不顧教學需要，走粉紅色的個人主義道路?！北贝簏h委不知從何處斷章取義，向上報告，“王瑤說，上課馬克思，下課?？怂?，回家法西斯?！北M管他在“文革”時申辯了，這句話“是講小說《高乾大》中共產黨正面形象高乾大迷信巫神時，講到人的思想表現復雜情況和世界觀的決定作用時講的。例如有這樣的人如何云云，并非講自己”，但在50年代中期，還是被當作曝光他的隱蔽性與兩面性，顯示高級知識分子對黨三心二意的政治態度、思想落后教授的典型名言，被周揚、楊秀峰等文教主管者在報告中不斷引用，“1958年中共一次高層會議上，市委書記處書記鄭天翔又把這句話引進《關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中，更使這句名言在黨內高層干部中廣泛知曉?！?/p>
1955年，全面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王瑤陷入困境?！缎挛膶W史稿》里，他對胡風及胡風派作家魯藜、綠原、路翎評論正面，多處引用胡風觀點。2月，他參與批判。陳徒手通過材料看出，“他常常到會，有時還出主意?！边@年10月，王瑤在《文藝報》上發表《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公開檢討《中國新文學史稿》里“客觀主義的寫作態度和它的危險性”。從此，該書停止出版。
王瑤用他的方式來排遣心中郁懣，無疑加重上層對他的負面印象：1954年左右，中文系教授評薪，季鎮淮比他高一級，他不服而嘲謔，人家是有德干部，他是“無德干部”——有才無德；1957年反右，他和其他教授去青島辦公。他張口即來，“躲開火熱的太陽，也躲開火熱的斗爭”；鳴放時，因無確切“反動把柄”，他被劃為“中右”，暫渡一劫。他來蘭州大學講學，與趙儷生一家歡聚，又拋出——“我現在是茍全性命于治世”。
1958年2月“雙反”，黨委說，“這是我們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接近最后的決定性一戰”。接著，文化教育界對這批知識分子大搞“插紅旗，拔白旗”。
那會，黃侯興是中文系56級3班學生。校黨組織安排這一班級成立魯迅文學社，他任社長，旨在批判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張天翼來到北大做幕后策劃。黃侯興后來懺悔道，他們還不曾上過這門課，竟“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地行動起來——“我們把王瑤先生請到班上，給他一張椅子坐下，讓他聽我們開批。我們在《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大刊上，大肆刊登批斗他的文章。臨了他說道，今天認真聽取同學們的批判，我認為革命性還可以，科學性差點。這還得了，我們更反了?！?這年9月，王瑤向自己的學生交出《〈中國新文學史稿〉的自我批判》，撤掉全國政協委員身份與《文藝報》編委資格，《史稿》淪為“剪刀加糨糊”的偽科學代表，在刊物上以專號大加撻伐。
“他仍然老老實實去教書了，但他的言論仍然未盡合拍?！表f君宜寫道，楊述率大學工作組去北大，中文系向他反映王瑤在內的教授頑固不化。他單獨找過王瑤，“系里叫你檢討，你心里到底服氣嗎？”王瑤笑了一聲，“跟你說實話吧，我的嘴在檢討，我的腳在底下畫不字！”
60年代初，王瑤曾與趙儷生交心，“不要熱衷于出版書和發表文章，我于此有慘重教訓，真是‘一文既出，駟馬難追’，今后我將盡量少寫文章，教書也要習慣于人云亦云”，老同學聽了，感慨而略含諷刺，“自然規律真可怕，想不到王瑤也老成持重，非常有修養了?！彼脏嵵貏窀妫骸盃可娴秸叻矫娴脑捑褪欠巧髦夭豢傻?，不只我們的身份是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就是黨員，甚至有過功勞、地位很高的人物也一樣，說錯了話就是‘不得了’：彭德懷不就是為了懷疑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等政策而弄得身敗名裂嗎？要把6億人民向著一個方向集中領導，就必須排除各種各樣的懷疑和干擾。我不只是謹小慎微和暮氣塞竅，我承認自己對許多事情是根本無力判斷的，因為要下判斷就必須掌握全面情況，光靠自己的見聞和一份報紙是無法下結論的。你自以為是堅持真理，在別人看來恰好是歪理；客觀影響如果不好，你當然得承擔政治責任。我勸你還是吸取57年的教訓，有點暮氣的好?！壁w儷生不再言語了。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1963年給本系研究生做輔導時，王瑤大膽放言。尤指曹禺解放后之所以沒寫出超過《雷雨》的作品，一是受了題材的限制；二是很受拘束，“寫到一定程度就不敢放手寫了”；市委相關部門很快掌握信息，定罪“借為曹禺鳴不平來發泄不滿情緒”。
陳徒手抄到這里時，不禁為他在那一晦澀時刻敢于發出真知灼見而暗暗吃驚，又為一代有著深厚積淀的學者即將卷入的命運深深惋惜。
王瑤先生去世前留下的字跡
我是清華的，不是北大的
1966年8月24日。王瑤家被西頤中學紅衛兵與北大中文系紅衛兵先后抄家。自此，中文系貼出揭露其“罪行”的大字報；同年9月，他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右派”； 1968年，他將一張反面折疊的宣傳預防傳染病的連環畫墊在痰盂下，因沒看到畫框上方印有一幅微小的毛主席像而被保姆揭發，受到嚴厲批判與毒打，扣上“現行反革命”帽子；同年8月，被關進牛棚，受到嚴格審查與監督勞動。
王瑤向樂黛云談起，在“牛棚”里，嚴肅的朱光潛先生偷偷寫了一首打油詩，念給他們幾個聽。艱難苦悶中，他們忍不住笑出聲來?？词貥O為惱怒，強令他交待背誦。他矢口否認，招致一頓痛打。黃侯興也說起，1973年，他結束在“五七”干校的審查批判，回到北京。得知王瑤關心著他，他登門道歉?？蛷d里，師生相對無言，淚水代替了沉默?！按蟾攀菫榱烁淖兡浅翋灥目諝獍?，先生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一天下午，他和幾個被管制的教授在校園里拔草。幾個紅衛兵走過來嫌他拔得不干凈，聲色俱厲地問，你在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拔草?！问裁床?？’‘毒草?！趺窗?？’‘連根拔?！粋€紅衛兵朝他的腰部猛踢一腳，氣呼呼地說，牛鬼蛇神還有閑心開玩笑。說完他哈哈大笑?！?/p>
“對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來說，幽默感非常重要，因為它能產生某種防護作用，使我們在逆境中可能自我解嘲，讓感情有一個小小的出口，不至于崩潰。我想昭琛的幽默感一定起過這種作用?！敝斓挛跽f，“不過幽默感在這方面的作用只相當于苦笑，并不能從根本上排除痛苦?！?/p>
王瑤的一些弟子現在才從師母杜琇那兒得知，老師在那些年里曾數度企圖自殺。為活下去，為應付外調，他也不得已“蒙混過關”、“混淆視聽”過。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其時，王瑤正赴廈門大學，參加魯迅逝世40周年及在廈大任教50周年紀念大會。他開懷地演講《魯迅研究的指導性文獻——學習毛澤東同志關于魯迅的論述》，迎接新氣象的到來。
1980年代，他在不同場合聲明——“我是清華的，不是北大的?！?985年，清華重建中文系，徐葆耕來北大聽取他的建議。他指出，這次中文系是“復辦”，而不是“新建”。紀念聞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會議上，他說，以前的清華文科似乎有一種大家默契的學風，就是要求對古代文化現象做出合理的科學的解釋?！皯摽吹?，清華中文系不僅是大學的一個系，而且是一個有鮮明特色的學派?！?/p>
“每個人都會珍惜自己的青春年華。他的欣欣向榮、他的兩部成名著作都緊系清華，那是他人生的黃金10年。爾后的坎坷似乎都發生在北大。他說過，1957年以前，我每年出一本書。那以后20年，一本書也沒出過?！标惼皆斫?，并提出，老師是否反思過，如果他從未離開清華，就能“人盡其才”？
“我不反??！”
“我不反??！人人反省，錯誤人人有份？！當人說話都不起作用，都不準說話的時候，他反省什么？我只有挨斗的份，我還要反??？我不反省?！比酥聊耗?，看到有文章高談對“文革”要“人人反省”，乃至提到民族的懺悔意識云云，王瑤很反感。學生輩痛恨過去大好光陰浪費，他也無限傷感：我也是10年！不光你們年輕人耽誤10年，老年人的10年更可怕，他更接近死亡了，更無法補救了。
“那年王先生65歲。這個歲數對一位人文學者不是過不去的坎。以他的身體與精神狀態，還能做更多的事情，可他不算盡心盡力?！标惼皆f，導師后期出過的10本書，有7本是叢刊。余下3本書里，《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與《魯迅作品論集》是學術著作，約有1/3是“文革”前寫的。用心杰作就是為紀念魯迅誕生百周年而作的《〈故事新編〉散論》。
“我一直認為昭琛具備一個大學者應有的素質。要是環境更好一點，興趣更專一點，他一定會做出更大的貢獻?！敝斓挛觞c評道。數十年如一日，王瑤每天讀報，一字不落，從字里行間猜測言外之意。錢理群、陳平原還常見到他坐在客廳里，扮演“政治分析家”，口若懸河、興致勃勃地揣度天下大事，關注國家民族命運。
“這類終不免是一種清議、空談的政治分析，不僅牽扯了先生過多的精力，實質上成為一種才華的浪費；而且時時、處處作為政治分析的習慣，也弄敏了先生的神經……”錢理群寫道。但在王瑤，熱衷政治絕不純然是個人癖好。他告誡過錢理群等人：淡化政治，淡到了零的程度是不行的。政治這個東西是客觀存在，你不找它，它還要找你?，F代文學離不開政治，生活里的人誰也離不開政治。這政治過去看得太狹窄了，要把它看作是一個廣泛的范疇。但是怎么廣也不能廣到沒有。
“由于才高、興趣廣，除了讀書，還關心現實，所以他做學問總有點逢場作戲的味道?！?朱德熙指出過王瑤的弱點。同樣，錢理群也記憶深刻，王瑤選擇他做助手時說“我寫文章，出席各種會議，老在人們面前晃來晃去，不過是表示我還有用。你的任務就是幫我晃來晃去，代表我的存在?！边@番話讓他在震驚之余，頓感悲涼：“研究現代文學不會再有大的作為了，可王瑤又回不到古典上去。他絕望，又想反抗絕望?！?/p>
晚年，王瑤負責參與編撰《中國大百科全書》；擔任過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大力扶植青年學術力量；1987年，他申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挑選陳平原等一批學者專家，組織課題組。第二年元旦過后，《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開啟寫作。當天，大家聚在鏡春園76號，他笑稱，這是他平生最后一項學術事業，“只準成功不能失敗?！薄跋壬ナ狼鞍肽?，雖有各種干擾而難得平心靜氣讀書做學問，只要提及此課題，他那明顯蒼老了許多的臉上馬上容光煥發，”陳平原說，告慰王瑤在天之靈的是，這份他尚未來得及展開的學術史研究終有收獲。
另一方面，王瑤又對錢理群吐露：我現在無論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掙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斃”——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扎”。選任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會委員，“王瑤式”的表達在政協小組會上再度廣為流傳——“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
王瑤曾與錢理群討論過“中國需要大學者，竟又沒有產生大學者”這一問題。我問，這是不是他的終極遺憾，抑或困窘。錢理群沒有直接回答我，反而談論起作家張曼菱在《北大回憶》中一幕：她曾于未名湖畔捧讀朱光潛的一本美學著作。一位老人走到她身邊說，這本書沒有價值。只是照搬國外，倒不如去讀外文原版。這老人就是朱光潛?！八J為自己沒有原創性，根本不是第一流的學者。這不只是朱光潛這代人的困窘，也是王瑤在內，乃至以下我們幾代人的困窘。它不能全然歸咎歷史條件、，也包含個人自身的因素?！?/p>
1989年4月28日，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五四”70周年紀念。中午吃飯時，有人發現，王瑤手中的包子半天無法下咽。
11月21日，在肺病未愈的情形下，他強要參加巴金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的開幕式。會上發言未幾，便無力支撐，迅即被人扶出，送入醫院。5天后，不能再言語，思維意志仍舊清晰。他斷斷續續寫下：“最近10年，巴金學術研究收獲頗大，其作者多為我的學生一輩……觀點雖深淺有別，但都是學術工作，不是大批判，這是迄今我引以自慰的?！?/p>
12月13日上午，他在一個弟子的手心上劃起一字——“死”。錢理群聞訊后，告知陳平原：大樹倒了。
（參考資料：《王瑤全集》第五、七、八卷；孫玉石、錢理群、溫儒敏、陳平原選編《王瑤和他的世界》；《王瑤先生紀念集》；孫玉石、錢理群編《閱讀王瑤》；王瑤著《中古文學史論》；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陳平原著《大學何為》；陳徒手著《故國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趙儷生《含苞待放、脫穎欲出的王瑤與馮契》；趙綱《王瑤先生與我的父親趙儷生》；錢理群《讀王瑤“檢查書”》；王瑤《我的檢查》、《關于我的“材料”的說明》，由杜琇提供；吳福輝《懷想王瑤先生》；黃侯興著《北大九年——1956-1965》。感謝杜琇、樂黛云、謝冕、孫玉石、王得后、趙園、吳福輝、錢理群、陳平原、凌宇、黃侯興、陳徒手、高遠東、陳丹晨等師長給予采訪幫助，實習記者羅陽、鄭子琳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