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高平與張輝出獄了，這是他們的幸與不幸。他們在監獄里度過漫長的十年，當時定罪僅憑被告人供述和獄友袁連芳指證，而張輝的認罪書，還是在袁威逼下寫的。如若不是發現袁連芳竟成了另一案的證人，也許冤屈還將繼續統治他們的命運。
監獄作為一個改造教育犯人的場所，為何誕生了袁這樣的人物？我的報道對象齊紅（見本刊報道《齊紅為朋友拆竊聽器》），曾有過15年牢獄經歷，他后來升為所在監區犯人自治的管理層。下面是他的自述，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監獄文化的某個側面。
1991年，在看守所呆了兩年后，我開始監獄生涯。那里所有人爭奪的只有一項利益，那就是千方百計多掙分。分決定了減刑，決定著你能不能早點回家。分靠什么得來的呢？除了無止境的勞動，你必須檢舉別人、互相監督、表現自己，必須對法院所有的判定無條件服從。
在監獄，每個人都有一個聯號。24小時生活、生產的任何時間內，兩個人必須在一起，包括上廁所，睡覺?；閷Ψ降挠白?。當他們關系變好，兩人就會受到挑撥。
有時，我們會被告知，聯號揭發了自己的情況，或者聯號當中的某一個會得到懲罰，之后你會得到暗示，聯號舉報了你。這樣你和影子之間總是緊張的，互相仇視的、互相監督的。
而要檢舉一個人是很容易的。因為一個人對監獄制定的規章制度能夠不違反，這個人就是行尸走肉、就是一部機器。
我由于不認罪，于是被揭發被批斗。有時還對罵對打，這免不了一頓電棍伺候。伴隨著反抗經驗的豐富，周圍的影子也升級為眼線、密探，都是登記在案的。為了保持相互揭發風氣，監獄還成立了六人聯保小組——六人互相監督，睡覺時都排著睡，干什么都在一起。
我在監獄呆到第七八個年頭的時候，他們看到打壓無效反而幫我樹立起威信，于是改變策略，讓我擔任學習管理員。我寫各種文章發表在報紙上，竟也開始掙分減刑了。后來，監獄管理人員叫我幫忙寫文件，慢慢地，大家都來叫我幫忙，從入黨申請書到述職報告到年終總結到監獄長的論文，都是我一手包辦。
后來，我又升為監區犯人自治第一把手。多年以來，我積攢了不可挑戰的威望。我對獄警也有利用價值，他們需要我，又痛恨我。經常把我打了一頓之后又開始讓我寫論文。也有人想把我拖入泥潭，把那些檢舉別人的事賴在我頭上，想讓別人誤解，從而形成聯盟來對付我。他們可以為了把管理者拿下籌劃半年的時間——找哪個隊長告，哪個隊長的特點是什么，都暗中分析，一般來說最終這個人都會被撤掉。
當時我把整我的人抓起來一頓打，因此我挨了電棍處理。不過我很清楚，要當機立斷不要怕受處罰。怕受一次處罰，就意味著你一段時間都處于危險中。只有這樣才能讓更多犯人知道整我是沒用的，也要讓隊長們知道我不怕處罰。久而久之就沒人敢整你。
我被逮捕的時候30歲，當時我單純，書生意氣，15年牢獄讓我看到太多的罪惡和黑暗。它不是改造人的地方，而是培養犯罪的學校。2004年，一同從監獄出來的人跟著我，高呼要成立黑社會，我讓他們回家?？吹浇稚闲腥死淠槟镜谋砬?，我忍不住想，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奮斗的結局么？（林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