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過年，沒有收到鄧紹基老師寄來的明信片，總覺得心里少點什么。以前幾年里，每年春節，打開信箱取信，都能看到熟悉的字跡，來自于鄧紹基先生。
記得去年那張賀年片與先前的都不同，明信片上有了我妻子的名字，只怨我當時給鄧老師寄明信片時，妻子的落款寫得模糊了一點，導致鄧老師在回寄明信片時，將妻子的名字“張萱”錯寫成了“張瑩”。只是沒有想到的是，這竟然是鄧老師寄給我的最后一張明信片。
我對于古典文學一竅不通，但卻有幸與鄧老師有了5年的交往，在他生命最后5年里，我感受到了一位師者的崇高風范。這種言傳身教，與學科領域無關。
第一次與鄧老師見面，是在一場通識教育的講座上。鄧老師知道我們同學大多數專業興趣不同，于是他從?？?、版本學等問題入手，向我們講述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些逸聞趣事，大大地吸引了我們的興趣。
在講座的最后，鄧老師忽然提到了魯迅曾說過的一句話，“明人刻古書而古書亡”。說到這個問題時，鄧老師向我們出了一道題：這句話最早的出處是哪里？而且還補充說明：他翻閱了很多資料也沒找到。哪位同學有心可以去考證一下。
我聽完講座，直接去了圖書館，在古籍電子庫里輸入了“明人刻古書而古書亡”9個字，果然，結論出來了，這句話最早出現于清代陸心源所著《儀顧堂題跋》的第一卷：《六經雅言圖辨跋》。
我忍不住在圖書館里就給鄧老師寫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我考證的過程與聯系方式，貿然將信寄到了建內大街5號的社科院文學所。
坦誠地說，我不太指望鄧老師會理會我，畢竟這是用互聯網查出來的結果，對于許多治學嚴謹的老先生來講，這幾乎是無法容忍的“投機取巧”。
過了幾天，我竟然接到了鄧老師打來的電話。電話的具體內容，現在我已記不清了，但鄧老師在電話里肯定了我的考證，并表揚了對于新技術的應用。其中有句話我一直記得：“搞古典文學也要及時用新技術，像互聯網這樣的東西，對于古典文學研究來講，有很大意義?！?/span>
掛電話之前，鄧老師對受寵若驚的我說，歡迎到他家里坐坐，關于一些問題，可以再進一步聊聊。不久之后，我聽說鄧老師在網上開了博客。
正好那段時間，我忙于寫碩士論文。寫作過程中遇到了一點點困難，一位姓蔣的青年教師公開表示否定我的觀點，這增加了我的寫作難度。因為除了寫作之外，我還要抽出時間與精力，應付這位蔣先生的糾纏。
因此，我幾乎每天要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來看閑書，有時候在世茂大廈一樓的餐廳，有時候窩在北海公園的某個角落，打發困頓無聊的時間。
某天，我在車公莊出地鐵，忽然想起來這就是鄧老師家附近。于是很唐突地給鄧老師府上打了一個電話，沒想到鄧老師很高興地在電話里向我發出邀請：上來坐坐吧。
社科院宿舍都是老樓房，樓梯很寬闊，沒有電梯。鄧老師的客廳種滿盆栽，他坐在椅子里，很高興地聊起我寫的那封信，我非?；炭?。然后他又關心地問我，碩士論文做什么選題？我說，做話劇與基督教的關系。
鄧老師微微一笑，“這個選題非常好，我以前在家鄉念小學，就念的是教會學校，每到一些節日，老師都會讓我們排演一些話劇，演完話劇，同學們互贈禮物，有的同學家庭條件好，就會帶一支鉛筆來，有些家庭條件差一些，就帶一塊糖，這個記憶很美好?！?/span>
說到這里，午后的陽光傾灑在鄧老師臉上，和藹的笑容仿佛正在消融我心里的冰雪。
鄧老師又問，“聽說你很能寫東西，最近有什么新作？”
“我正打算寫一本書?！蔽胰鐚嵒卮?，“關于1978年之后的中國文學史，這段歷史寫的人不少，我爭取寫到2008年，當然我覺得自己能力也有限，但是很想嘗試一下?！?/span>
鄧老師微微一笑，“這個想法也很好，30年中國文學史，特別是80年代，有很多值得回味，也很匪夷所思的現象，你要忠實寫下來，不容易?！?/span>
與鄧老師聊了近兩個小時，真切感受到來自于前輩學者的熱情關愛，對于當時在困境中的我，這幾乎是不敢想象的奢求。告別時，鄧老師起身執意要送我到客廳門口，告訴我，他喜歡和年輕人聊天，讓我以后有空一定來他家里坐坐。但在那次之后沒多久，我就離開北京，到了武漢。
我更沒想到，在車公莊與鄧老師這次分別，竟是永別。
鄧老師已經逝世一年了，但他的師者風范，卻一直激勵著我，在為學術的人生中，繼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