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0日在美國洛杉磯港拍攝的貨船。隨著美國關稅措施對國際貿易的沖擊逐步顯現，美國最大港口洛杉磯港負責人6月7日表示，該港口工作崗位近期已減少近半。此外，港口5月份的貨物吞吐量比預期減少了25%
2025年5月28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作出一項重大裁決，認定特朗普于4月初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全球加征關稅政策越權，要求美國政府在6月9日前撤銷所有涉案關稅并退還已征收款項。
幾分鐘后，白宮就宣布將對裁決結果提出上訴。不到24小時——5月29日，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批準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暫緩執行請求，關稅政策暫時恢復。最終，該官司可能會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待其作出終審判決。
此次裁決觸及了美國總統權力的邊界問題。雖然“IEEPA”授權總統可以在“不尋常威脅”下采取經濟措施，但將貿易逆差定性為“國家緊急狀態”顯然突破了傳統解釋。根據美國憲法，與貿易相關的權力，通常需要國會的授權或立法支持，而特朗普繞開了國會。
這場訴訟可能成為重新定義行政權力的里程碑事件，背后也是美國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博弈、兩黨的撕裂在司法上的呈現。
2025年5月21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灣區圣萊安德羅的一家沃爾瑪超市，價格跟蹤軟件顯示一款中國產的毛猴玩具售價變化情況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26年的美國海關法院。根據1980年的海關法案，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有權管轄任何在國際貿易領域針對美國政府、官員、其他政府機構的民事訴訟。該法院共有9名法官，其中1名為首席法官，均由總統經參議院建議和同意后任命。
耐人尋味的是，該法院的首席法官馬克·巴內特由前總統奧巴馬任命，2021年被拜登提名為首席大法官。審理該案件的三位法官當中，只有蒂莫西·萊夫由特朗普提名，簡·雷斯坦尼、加里·卡茲曼由民主黨籍的總統里根和奧巴馬提名。
這已經不是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第一次與特朗普“對著干”。特朗普2018年開始對華加征“301關稅”（政策源自《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2020年就有3600多家美國企業發起聯合訴訟，要求當時的特朗普政府對部分中國輸美產品暫停關稅清算，最終獲得勝訴。
美國法院能否真正制約總統的權力？政治博弈會影響最終的裁決結果嗎？這場司法拉鋸戰又將如何影響未來的關稅政策走向？《南方人物周刊》采訪了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決策委主任楊晨。他是中國最早從事國際貿易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業務的律師之一，代理了中國加入WTO二十余年來諸多具有重要意義的案件，是復雜的國際經貿環境變化的見證者。
楊晨，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決策委主任
敢叫停關稅的法院是什么來頭？
南方人物周刊：美國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法院為什么能叫停關稅，究竟有多大權力？
楊晨：我們與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打交道特別多，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自己代理的美國貿易類的案件，有三分之一都會走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
涉及國際貿易和海關的事項，基本都在這審理。其管轄范圍包括美國海關、商務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等行政機構，涉及反傾銷和反補貼的“雙反調查”、“337條款”調查、海關征稅估價等，如對行政機關的裁定有異議，都是在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起訴。關稅本就屬于它的管轄范圍。
南方人物周刊：據你了解，該法院的審判標準是否會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性？
楊晨：它是一個比較中立的司法機構，過去很多時候都會作出與行政機關不一樣的判決，會糾正官員的做法，不太受行政權力影響，跟別的聯邦法院沒有太多實質性區別。除非到了美國巡回上訴法院或者最高法院，會有更多政治上的考量。
從我自己的觀察來看，整個美國的司法體系中，其實大部分法官做的都是純“技術活”，比較嚴格地按照美國的法律，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給出判決。不是特別受政治干擾。
每個法官都相對比較獨立，美國的制度體系賦予了法官非常高的地位。你可能會遇到完全中立的法官，也可能會遇到不友好的法官。他會基于自己的經驗、價值觀和世界觀作出評價，再把它適用到具體案件中，但它只代表個人。
南方人物周刊：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巴內特指定了三名法官來審理該案件，其中只有一位特朗普提名的法官，其余兩位都是民主黨籍的總統任命的。派這三位法官來審理，裁決結果似乎已經很鮮明了？
楊晨：我的感覺不太強烈。首先，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的層級并不高，并且，在美國整個聯邦法院體系里，法官的個人特色比較明顯，不同黨派可能使得他解讀的傾向性有一些不同，但他的黨派立場不會嚴重影響他的裁決。我更愿意相信，三位法官還是基于自己對司法、行政、立法的三權分立的解讀作出的判決。
南方人物周刊：這三位法官有沒有你比較熟悉的，他的行事風格和審判標準是怎樣的？
楊晨：加里·卡茲曼，他的風格非常技術派，限制政府濫用權力，是他一貫的觀點。我們之前有一個反補貼案件，當時美國商務部作出了一個對中國企業不太友好的認定。我們提起訴訟后，這個案件就是他審理的。他要求美國商務部披露整個調查中的程序性做法，以確保當事人在程序上有充分的權利，比如是否要求企業提交相應文件，是否給予法律范圍內合理的補正機會，證據能否充分反映事件全貌。
最后，加里·卡茲曼法官推翻了美國商務部的做法，把這案子給發回了，要求商務部重基于案件的程序重新作出認定。最終，美國商務部也按照他的要求作出改變。
加里·卡茲曼比較注重程序正義，要求整個事實的收集和邏輯說理，來防止行政權力的濫用。
南方人物周刊：作為一位律師，對于看重程序正義的做法，你可能會比較欣賞？
楊晨：程序包括采取所有的手段還原事情的真相，協調各方專家，給你充分的辯論機會。但我近年來有了不同的看法，因為有時這種程序會過于復雜，消耗當事人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比如，我們在美國有一個集體訴訟案件，已經做了5年“證據開示”，當事人每年需要花費上億的費用，到現在還沒有開庭。結果，第一個審理的法官身體出了問題，換了第二位法官，把第一個法官前面做的很多工作都推翻了。在訴訟沒有審限的情況下，效率很大程度上完全基于法官個人的風格。
對小企業來說，負擔不起程序正義，只能放棄。當程序變得非常復雜的時候，已經不是真正的程序正義。
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關于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宣布美國對貿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準關稅”，并對某些貿易伙伴征收更高關稅
政治博弈影響司法公正？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跟其他的法官打交道的時候，有沒有碰到黨派立場比較鮮明的？
楊晨：有的，但不多。比如，在某個商業秘密的案件中，法官基于黨派立場非常先入為主地認為中國企業一定采取了什么手段竊取了美國企業的商業秘密，否則不可能發展這么快。法官一開始就往這個方向去走，到后面才慢慢扭轉，但花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成本。
南方人物周刊：兩黨的撕裂是否已經影響到了美國司法體系的獨立、公正和程序正義？你近年來在實際處理案件時，應該有更深的感觸。
楊晨：不要過分迷信美國司法體系的獨立性。黨派之爭會影響到一些結果，所以美國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一定會有傾向性。包括在審理特朗普自己的案件時，其實最高院是給特朗普保駕護航了，否則特朗普的競選資格可能都是問題。
但是，要把政治與法律技術做一個區分，不要簡單地去否定美國的司法體系。認為“三權分立”不存在，我覺得這也是不正確的。在美國的法律體系里，我認為很多法官還是專業且中立的。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最終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其中3人由特朗普提名，民主黨只有3名大法官。這是否意味著，即便“非法”顯而易見，最高院也存在一定概率支持特朗普？
楊晨：是有這個可能性，但我覺得并非完全是法官的黨派立場。這個案件如果最高院支持特朗普的話，可能更多是出于他們認為的國家利益。在對外的國家利益上，美國“三權”是比較一致的。
美國在2007年開始啟動對中國的反補貼調查。我們負責的一個案件，一直打到了美國最高院。最高院作出了對中國更有利的判決，認為美國政府沒有權力對中國進行反補貼調查。
但對于已征收的反補貼稅，政府會退稅嗎？這個問題美國最高院留給了美國國會（奧巴馬政府當年一直就這個問題敦促國會通過新的立法），最后雖然兩黨也有很大分歧，但在美國國會并沒有引發任何爭議，在掌聲中一致通過一個新的法案。新法案認定中國不再是傳統的計劃經濟，可以對像中國這樣的轉型期的經濟體進行反補貼調查，并可以追溯到2006年。
黨派的問題，在大部分的聯邦法院、聯邦地區法院和國際貿易法院這樣的專業法院并不明顯，最高院會更加明顯。但不管是法院、政府還是國會，只要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他們會形成高度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拋棄法律的公正。
另外，保守派法官強調立法權優先。理論上來說，6個保守派大法官會更加尊重征稅是國會的權力，從而支持國際貿易法院。但也不排除會突破我們的預期：第一，一旦認定跟國家安全掛鉤，可能就符合了IEEPA的要求；第二，會不會有更多公共政策的考慮。
加里·卡茲曼法官
南方人物周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已實施一段時間了，判定總統“越權”的裁決才出來，中間會有一個時間差。
楊晨：這個速度已經算快了。但法院拉鋸戰，的確可能會變相支持一些不合理的行政行為。如果這個案子打1-2年，即便最后糾正，可能行政部門的目的已經實現了，司法救濟的滯后性導致最后的救濟途徑可能沒有太多的意義。
南方人物周刊：不到24小時，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就批準了暫緩執行的請求，這個批準像是給特朗普爭取了時間。
楊晨：法院判決是否暫緩執行，有若干個法律標準。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就是，如果現在就執行了，是否會造成不可挽回經濟安全方面的損害？可能還存在退稅問題，會導致整個關稅體系、財政體系發生很大的混亂。
南方人物周刊：一兩年之后，裁決的結果會顯得沒有意義，所以“暫緩執行”的決定在當下就顯得無比重要。
楊晨：非常對。如果暫緩三個月，甚至延期更長的時間，一直要等到上訴法院判決出來，可能很多出口商、進口商已經調整了供應鏈。對一些國家而言，有些產品利潤很薄，即便加征10%的關稅，可能都已沒法繼續經營。個體就是政策的犧牲品。
南方人物周刊：為什么美國國會沒有阻止特朗普？因為國會中的多數黨是共和黨？
楊晨：國會立法有程序和周期。目前，國會中共和黨還是占據一定的優勢，想要共和黨站出來迅速立法限制總統，似乎也不太可能。而且，其實已經有立法，無外乎對于立法怎么去解釋的問題。
南方人物周刊：過去，美國法院在貿易政策上傾向于尊重總統，還是國會相當程度上把這個權力讓渡給了總統？
楊晨：是的。在貿易問題上，我認為從過去30年就開始了，國會通過的很多法案，都是從行政效率的角度，把權力更多讓渡給了行政。這也是為什么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擁有更大的權力，可以直接代表美國作出一些貿易相關的重大決定，有較大的決策權。
還有一個原因是，美國的外交權核心在總統。所以，我們也看到美國總統對貿易方面的執法權力變得越來越大，而貿易成了外交調整的一個杠桿或尺碼?？偨y借用外交擁有更多經濟上的權力。
美國紐約，市民在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前休息
“一個案子很難改變風向”
南方人物周刊：貿易沖突是否會暫停，似乎并不取決于白宮是否會輸了這場官司，納瓦羅稱“即使我們敗訴，也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加征關稅”。這種“考古式”的法律挖掘，總能找到一條適合的法律條文來支持關稅政策？
楊晨：非常對。面對關稅戰，我們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貿易摩擦和國際局勢動蕩將成為常態。過去30年的全球化進程可能不再存在了。不確定性是確定的，其他的都不確定。
認清大勢是討論所有問題的前提，不能抱有幻想。美國貿易法下面有若干條款，隨便抓一個都可以用。比如，之前對華進行的“232調查”（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我們大量研究232條款和以往案例，會發現該條款美國都很多年沒用過了。
南方人物周刊：這場拉鋸戰，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對美國“三權分立”制度的一次考驗，關系到美國總統權力的邊界，最終的裁決結果將帶來怎樣的影響？
楊晨：會有里程碑的意義。但我覺得它只是整個大勢當中的一部分，只是個案。過去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尤其到了特朗普的兩個任期，都是在朝著行政集權的方向走?，F在這個階段則更為明顯，共和黨控制了國會，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又任命了三位大法官。
在行政權與立法權存在沖突之際，司法將傾向哪一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種導向，但一個案子很難改變風向。未來會看得更加明顯。
現在中國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GDP總額占到美國的2/3。美國對中國，是一個全面打壓限制的態勢，美國的精英形成了一定的共識。這不是三權分立、兩黨自身的問題，是他們共同的目標。
南方人物周刊：通過這個案子你對我們的企業有什么建議？
楊晨：不能因噎廢食。有很多企業一遇到新的變化，就覺得我們的官司還能打嗎？
我說為什么不能打？不要把自己的案子盲目上升到政治高度，要把政客與普通官員進行區分。站在白宮的角度，會考慮政治，但在個案中，很多法官會基于自己的認知和法律的要求來作出判決。直到今天，在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或其他法院訴訟，我們依然有很多關于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的案件打贏了。
企業要做好更全面的準備，要考慮怎么進行供應鏈安全布局。今天你在美國遇到的問題，明天可能在歐洲也會遇到；今天沒遇到的問題，明天也可能遇到。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式，必須在動態管理當中去評估你的產品和競爭對手。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看到環境的大方向，有成熟且帶有前瞻性的解決方法。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很多非常優秀的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