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未知的東西正在做某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需要警惕”
因為晨間有寫作安排，我和張丹丹的采訪約在上午10點。當晚她需要給項目合作方提交一份三萬字的結題報告。作為北大國發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她的日程常常嚴絲合縫，只有早晚能擠出些時間“寫自己的東西”。
這次的項目合作方是國內某頭部外賣平臺。她坦誠地梳理著背后的邏輯，“中國可能是靈活就業人員占比最高的國家，大國才能有大平臺，大平臺才能促進這種新業態滾雪球般壯大。而大平臺積累的數據也可為研究提供素材，利用這些數據我們可以進行開創性的研究，從而推動中國勞動經濟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p>
這次采訪前不久，我與《優秀的綿羊》作者威廉·德雷謝維奇有過一場對話。后者向我回憶起青年時在學術職業發展道路上的價值迷茫。這位前耶魯大學助理教授最終離開了學術界，成為一名作家。十年過去，在非升即走、長聘壓力和績效考核的重重裹挾下，許多青年教師對如何堅持好奇心和自主性的困惑仍然突出。在我的預設中，張丹丹的履歷足夠亮眼，她的學術發展路徑或許可以提供某種回答。
張丹丹將自己定義為一名“非典型學者”。
2012年，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后，張丹丹加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任助理教授。那時，為了進行自主的數據收集工作，國內多家高校在籌辦調查研究中心。北大、清華和人大都成立了類似的機構，以量化社會科學為核心領域，研究方向涵蓋社會分層、人口變遷、社會治理等主題，注重通過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和數據分析，為中國社會問題提供政策依據。
彼時國內具備長期社會調研經歷的學者并不多。張丹丹本科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人口學，碩士階段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老師等進行中國勞動經濟方面的研究。2001年，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發起了中國城市勞動力調查項目的首輪調查。此后，項目組每年都會出一本《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綠皮書》，以觀察和追蹤勞動力市場的動態變遷。
當時的中國正值關鍵的經濟轉型期：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國企改革掀起“下崗潮”，團隊要關注轉軌期的流動人口與城市貧困，探討社會保障優先次序與瞄準機制；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開始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團隊要觀察勞動力市場沖擊與居民就業、生活、人力資本投資變化，預測加入WTO對就業的長期、近期影響……作為項目組成員，張丹丹需要在基層接觸各類勞動者，收集一手資料再做研究。
2005年起，她繼續攻讀博士，師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與商學院研究院孟昕教授。隨后，作為主要成員參與了后者發起的“中國城鄉勞動力流動調查”。該調查旨在記錄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以及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并理解現行制度對流動人口及其家庭的影響。此后，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群體，便成為張丹丹重點關注的研究對象之一。
在北大任職后不久，張丹丹獲得了一個難得的研究機會——在南方某沿海城市的監獄，就“留守兒童與犯罪”展開抽樣調查。張丹丹的博士論文曾有一章專門研究農民工犯罪。這次調研給了她從宏觀到個體的縱深窗口。
然而，這個讓她非常興奮的機會最初并不被外界看好。理由很現實，根據當時的評聘制度，新入職的教師須在6-8年預聘期內達成既定數量和質量的科研績效指標，方可獲評長聘教職。相比開“新坑”重新“挖礦”并承受“是否真有礦”的不確定性，常規路徑是將博士論文完善后發表。此外，風險還體現在研究經費上。新入職的年輕學者經費有限，為了湊齊調研資金，張丹丹將安家費、科研啟動費、個人儲蓄全數投入，與合作者湊了大幾十萬元，項目才終于啟動。
2013年夏天，她在那所監獄前前后后待了四個多月，完成了兩千余名服刑人員的問卷和訪談，其中17%的被訪人員有留守兒童背景。她的研究發現，有留守成長背景的流動人口因成長階段存在父母關愛和社會價值觀培養缺失、教育受阻以及性格偏差等因素，成年后犯罪的可能性會顯著增加。研究呼吁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關注留守兒童數量增長給社會帶來的潛在負面影響，“因為每個人都會承擔其后果?！?/p>
除了那些寫進論文的訪談對象，讓她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旁觀者”。當時，調研活動通常被獄方安排在監區內的培訓中心階梯教室進行。每次活動結束，都會有一個四十來歲的“文身大哥”過來打掃。他也是服刑人員，但并不在抽調名單中。直到有一天，這個“看起來挺兇”的“文身大哥”終于按捺不住好奇開了口。閑聊幾句后，他突然發問，“你們是怎么看待我們這類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們??？”張丹丹連忙否認，她對此有些難過，但這樣的瞬間足夠真實。作為研究者，對研究群體處境的浸潤與研究本身需要的抽離同樣重要。
“對我來說，學術從來不只是一份工作。面臨生存壓力我們需要無時無刻不考慮發文章、申請課題等‘KPI’……但是我決定做一項研究一定是好奇心把我推到了那里?！睆墓慕嵌?，這種選擇當然有風險，但好奇與真誠自有其力量?！叭耸菬o法逃離你所生活的時代的，無論是制度變化、文化沖擊還是技術變革，它總會以各種方式對你的人生施加影響。但那些困惑怎么辦？你總得找方式去看清、去疏解，甚至去治愈。我不是小說家，也不是音樂家，經濟學研究就是我跟世界對話的方式?！?/p>
2016年6月10日，張丹丹（右二）和團隊完成監獄調研后合影
“如果不曾深入了解對方的處境，就很難理解他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近的研究對象是外賣騎手。
張丹丹：對。2024年下半年，我的團隊承接了某頭部外賣平臺關于外賣騎手行為選擇的研究項目。外賣騎手屬于靈活就業人員。與常規就業不同，靈活就業人員可以選擇自己的勞動時間。工作靈活性提升的同時，也要求他們管理好自己的工作時間和節奏。比如他們需要決定什么時候上工、收工，什么時候休息、復工，要不要連著干；又比如遭遇惡劣天氣（意味著單價上浮），或者收到差評、被無故取消、餐廳卡餐等（意味著收入出現短期波動），他們會如何調整……外賣員做這類決策需要考慮很多變量。通過平臺數據結合在線調查，我們希望去理解靈活就業者是如何決定勞動供給的。
前段時間我和學生點外賣，在多家平臺比價后，選了價格最實惠的那個下單。不久后便接到騎手來電，他說這家店出餐太慢（注：因為日料需要現場制作，出餐時間通常比快餐店長），因為他后面還有別的訂單沒法繼續等了，試探性地詢問我們能否取消。餐廳離學校不遠，我們便提出自行取餐，還提前點了“已收到”。那位騎手特別感謝我們，反而是餐廳的老板好奇我們為什么不投訴騎手。
其實正是因為我們在做這個群體的研究，能體會到“超時免單”等消費者福利實則是通過算法將壓力轉嫁給騎手，使其處于高壓環境，人就容易急躁和不耐煩。如果不曾深入了解對方的處境，就很難理解他人。
南方人物周刊：騎手如何實時動態調整自己的接單和配送策略？比如有騎手提到，同樣時間不同區域，單量也不一樣。一下接多個單，就要判斷哪個餐廳、哪個菜出餐快，為避免耽誤送其他單的時間，出餐慢的單子會放到最后取。
張丹丹：據我們的調研，騎手中的“單王”通常出在“眾包”和“優選/樂跑”里，他們是騎手中“最卷”的，很多“優選/樂跑”騎手會從午高峰不間斷地跑到晚高峰，幾乎不休息。與“專送”（注：專送騎手通常會與承包商簽訂勞務合同，有底薪，收入較為穩定，需要接受站點的排班和調度，是外賣平臺基本的運力保證）不同，“眾包”（注：可根據自己的時間“搶單”，無需按時上下線，沒有嚴格的考勤要求，不享有相應的福利待遇）和“優選/樂跑”（注：靈活性介于“專送”和“眾包”之間，有適度約束）騎手可以自己搶單，不想接的訂單可以轉（但是有次數限制）。有的騎手個人算力很強，他知道什么時候跑、在哪里跑、如何跑收益最高。
調研發現，騎手跑單強度存在兩極分化，盡管“專送”和“優選”騎手占比不足一半，但貢獻了80%的外賣運力，而“普通眾包”騎手對整體運力貢獻較小。此外，騎手中六成有兼職工作，其中20%同時在兩大外賣平臺接單，15%在制造業就業，其他兼職涉及餐飲、零售、建筑等行業。外賣行業整體流動性較高，36%的騎手入行不足半年，一半的騎手入行不到一年，不到1/3計劃半年內離職。
我們隨機抽取了將近1000個外賣騎手四周內的全部跑單行為，去分析他們在一段時間內的跑單行為，獲取影響其平臺勞動供給行為的因素。我們發現了明顯的性別差異，從整體看國內的騎手是很“卷”的，他們善于根據非可預測的收入沖擊實時調整勞動行為，以最大化自己的收入。
從平臺角度、匹配效率、成本控制等商業邏輯之外，他們也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更好地理解騎手的行為邏輯，以制定更能反映騎手訴求的算法。
南方人物周刊：你一直關注零工經濟，騎手群體跟此前你研究的其他零工群體有何不同？
張丹丹：靈活就業越來越普遍，但不同平臺的零工從業者差別還是挺大的。從我們的調研數據來看，外賣騎手群體男性占比約95%，年齡集中在35歲左右，多為已婚人士，雖然該群體中城鎮戶籍人員占比相對較高，但約七成仍為農民工出身。制造業從業者則整體更年輕，年齡多在25至35歲，農民工占比接近90%。網約車司機群體年齡段則集中在40歲以上。
整體來看，農民工群體的職業流動呈現出一定的梯度特征：二十多歲進廠，三十多歲跑外賣，四十多歲跑滴滴。這些零工職業群體內部也存在較強的同質性。比如外賣騎手與網約車司機的整體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制造業工人，網約車司機中負債群體的占比較高。
我們也關注了騎手群體中的性別差異。盡管女性騎手數量逐年上升，但占比仍較少。在我們隨機抽取的樣本中，女性騎手占約5%，各城市情況略有差異，但普遍不超過10%。常規就業領域的性別差異研究已十分豐富，我們也想了解在靈活就業中，彈性工時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縮小職業參與和發展中的性別差異。然而從調研數據來看，女性騎手的工作時段多集中在白天，跑得很像“專送”騎手；而男性騎手基本全天接單，晚間配送頻率也較高。除了夜間安全問題，也因為女性騎手仍需承擔主要的家庭照料責任。
2024年9月12日，張丹丹和團隊成員在北京某外賣站點進行外賣員訪談
“如果本人或企業沒有上繳意愿，政府補貼也無從發放”
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以來，京東、美團、餓了么等平臺先后宣布將逐步為其外賣騎手繳納養老保險等社保方案。你的研究是否涉及這一行業變化？
張丹丹：是的。2024年年底，我們就曾抽取了某頭部外賣平臺的三萬余名騎手進行調研。其中四分之一的騎手對自身參與社保情況了解甚少，甚至并不關心。對高收入騎手來說，若需按照現行比例繳納社保，他們實際到手的收入會大幅降低，因而對參保有抵觸情緒；低收入騎手同樣對社保這類長期保障興趣不高，他們更傾向于先保障眼前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我們在5月隨機采訪了幾位騎手，他們對繳納社保的態度大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對工資影響太多，寧愿不交”，“以后有沒有養老金領太遙遠，過好當下再說?！贝送饣氐较M端，即便是支持保障騎手權益的消費者，也未必愿意分攤因此增加的外賣成本。
張丹丹：很多人站在不同的視角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認識。有些人可能刷新聞時會關心外賣騎手的權益，可一旦點的餐送慢了些，也會去投訴。相較于消費者、平臺、商家，外賣騎手是這條生態鏈中最弱勢的一環，他們能左右的東西太少了。我接觸到的外賣騎手甚至會用“棋子”來形容自己。
按照中國的《社保法》，“靈活”的就業模式與社保福利本身就是不兼容的，企業職工社保（即“五險一金”）是與勞動合同綁定的，是強制上繳的；2023年后出臺的“靈活就業人員社?！眲t是由靈活就業人員自愿繳納，目前也只有養老保障一項。
另外的“新職傷”（注：即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是人社部門針對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貨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人員推出的“工傷保險”。與傳統的商業意外險不同，“新職傷”保障無需騎手個人承擔費用，全部由平臺出資，且不區分全職與兼職身份）目前在7-9個大平臺和7個省試點，2025年擴大到17個省，這個是由指定的7-9個用工平臺繳納，是強制繳納的，但是費率較低，保障力度比較大。兩者不能兼容，主要的問題是靈活就業的社保責任主體的認定不清晰，如果只要在平臺上接單都是平臺的騎手，平臺都簽署勞動合同并繳納“五險一金”社保，那么巨大的成本是平臺難以支付的。所以在執行層面，必須綜合考慮騎手的參保意愿、平臺繳費成本，以及騎手收入波動大、職業流動性強等客觀因素。
南方人物周刊：2025年4月起，美團在福建泉州和江蘇南通兩城區推行了騎手養老保險試點：對當月收入達到就業地相關繳費基數下限，且近6個月有3個月滿足該條件的騎手，美團以相關繳費基數為基準，補貼50%的費用。同時，考慮到部分騎手對現金流有較強需求，該方案允許騎手選擇更長的繳費周期，也支持騎手自主選擇在戶籍地或就業地參保繳費獲補。美團是在“五險一金”外做的探索。
張丹丹：是的。因為現階段外賣騎手規模相差巨大，目前京東與美團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線。京東是與全職騎手簽訂勞動合同，繳納“五險一金”，但實際覆蓋范圍可能比較有限。長遠看，如果京東保持這種繳納方式，其全職騎手的規模大概率會控制在較小規模（注：京東官方數據顯示，截至3月，簽署正式勞動合同的外賣全職騎手在1萬名左右）。美團（注：美團此前披露的數據顯示，該平臺累計注冊騎手超過700萬人，2024年美團月均有單騎手達到336萬）則走的“靈活就業人員社?！鼻?。按照現有規定，靈活就業人員可以自主選擇要不要繳納社保，且通常只能繳納養老保險，費用需由個人全額承擔（不強制平臺支付）。美團在上述試點的做法就是為符合要求且愿意繳納養老保險的騎手提供50%的社保補貼。
南方人物周刊：國外有可供參考的經驗么？
張丹丹：中國是全球靈活就業領域研究的領導者。其他國家可能研究啟動比較早，但數據規模有限。十年前，海外學者的研究對象主要是Uber。一些歐洲和新加坡的學者也會研究當地外賣行業的靈活就業情況。但無論是歐洲還是新加坡，通常在騎手規模達到5萬左右，本地的外賣企業就開始啟動社保繳納，由此產生的成本壓力客觀上抑制了其進一步的規模擴張。中國企業的發展路徑完全不同。國內的外賣平臺起步都是通過代理商或加盟商把責任下放，騎手多了，運力保證了，老百姓的單量也就越來越多。中國的市場體量足夠撐起巨頭平臺，也就創造了全球最大規模的外賣市場。
南方人物周刊：其實這個問題也不只存在于外賣騎手群體。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4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超過2.4億人，但因收入不穩定，繳費基數連年上漲，參保所要支付的成本高（注：與企業職工僅需承擔社保的個人部分不同，靈活就業人員需個人承擔100%的社保費用），實際參保比例較低。要保障和支持靈活就業人群參保，實現“全民參保計劃”，仍有諸多挑戰。
張丹丹：最近我在一場會議上聽到某地方的基層工作人員的分享。該地是外來靈活就業人員集中區域，很多靈活就業人員都是同時打幾份零工。那位工作人員就給我們算賬，這類打工者的社保該如何算，因政策復雜性高，算到最后，現場所有人的腦袋都要炸了。為提升社保參保率，當地有針對靈活就業和自主創業人員的社保補貼政策。如果一個人打三份零工，理論上這三份工作的社保，政府都會給到對應的補貼，但如果本人或企業沒有上繳意愿，政府補貼也無從發放。這一類屬于我國社保體系中的“補充”保險系列，由各地方政府靈活掌握，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嘗試。
2023年9月，張丹丹和研究團隊在昆山調研零工市場。圖為早上5點多的零工市場
“市場的技能需求是一直在變化的，AI只是一種新的變量”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蘇州昆山圍繞制造業零工化趨勢做了近三年的調研，發現在智能化背景下，企業越是使用新技術，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可能從事零工。
張丹丹：是的。2013年國家發布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嚴格控制勞務派遣用工的數量，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10%。雖然10%是個制度性紅線，但實際上企業總會想一些辦法來規避這種約束。所以，公開數據對制造業的零工化很大程度上存在低估。根據大量實地調研數據，我們可以推算出，當前制造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用工是零工。
因為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比較優勢，制造業產能在提升。這里容易誤解的是，在數智化背景下，機器人數量在上升，人工數量在下降，但實際上現階段制造業的用工需求依然很大。制造業產能的擴張會放大用工需求，但放大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那些機器暫時無法覆蓋的精細化的低技能環節。因為機器暫時還替代不了人類手指的靈活度，我們會看到制造業工廠、電子廠里，工人每天十幾個小時都在完成重復性的打螺絲、裝配工作。
所以隨著技術進步，規則性、程序化工作會被廣泛替代。市場對極高技能和極低技能職業的需求在增加，而對中間技能水平職業的需求則在減少。這就導致部分原本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應從事中等技能的勞動力，也只能從事一些低技能重復性強的制造業一線藍領工作。這也意味著，在智能化背景下，企業越是使用新技術，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可能從事零工。人們可能不得不思考：該如何根據技術進步對人才需求的趨勢和市場的需求引導教育的發展，在智能化大背景下如何做好教育的適配性。
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種觀點是，在AI Agent(有能力主動思考和行動的智能體)時代最大的挑戰不是“你還能做什么”，而是“你是否能被AI系統有效調用”？一個人如果無法準確描述自己在AI系統中創造的價值（你是意圖的提出者？流程的組織者？還是反饋的評估人？），系統就會把你邊緣化。在這種技術主導的體系下，“勞動”與“價值”的概念正在被重構。在一些人的想象中，未來人將成為系統的“認知接口”，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崗位角色。這其實延續了過去我們在平臺零工經濟中看到的趨勢：人被“拆解”為功能性的、標準化的組件。你怎么看AI時代，“勞動”概念的演變？我們要如何把握住“定義自己”的能力？
張丹丹：其實市場的技能需求是一直在變化的，AI只是一種新的變量而已。我們最近的研究關注到了不同職業的AI大語言模型暴露度。我們隨機抽取了智聯招聘提供的2018年1月到2024年5月的125萬條招聘大數據（包括招聘廣告中列出的崗位職責、崗位需要的技能等），用深度學習的方法O＊Net（注：O＊Net是美國勞工部提供的一個在線公開且實時更新的指標體系，它將一千多個職業細分為約2萬個任務、3萬個技能，以及兩千多個詳細工作活動中的3萬個不同技能）進行匹配，然后匯總到職業層面，分析各職業的技能需求變化情況。
我們發現在AI大語言模型時代，雖然從整體上看有些技能仍然被需要，但需求量在下降。這些需求包括溝通能力、學習能力、情緒智力、適應能力和思維能力等。其中需求下降最快的是“溝通能力”。原因可能在于AI大語言模型的溝通能力非常出色，特別是在職場上，如果你給老板寫郵件、討論問題，使用AI大語言模型大概率會比你自己完成得更出色，所以用人單位對這方面的需求會下降。還有“學習能力”，AI大語言模型的學習能力非常強，它可以輔助使用者完成學習方面的躍升。在情緒智力，也就是情商方面，AI大語言模型同樣表現得很好。
不過有降就有升。用人單位對包括專業性、管理能力、自我驅動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協調合作能力等的要求在上升。這是因為AI大語言模型在輔助完成具體工作的時候可能會出現“幻覺”。以醫療領域為例，AI大語言模型雖然可以提出診斷建議，但非常需要專業人士來判斷是否可以接受這一輔助判斷。
另外，關于“自主性”，也就是你提到的“定義自己”的能力。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企業確實正在大量使用AI大語言模型來替代部分人工。但從另一個角度看，AI大語言模型如今更多還是作為我們的助手。通過管理它、利用它，充分發揮主動性，我們就可以更高效地完成工作。當然，我們的主動性也體現在不斷根據職業、行業、技術等的變化調整和完善自己的技能。
我們這一代人正處于這樣一個受到沖擊的時代，不確定性極大。我的研究也在不斷跟進技術進步的步伐，想把技術進步的影響看得更清晰。但真實的結果是什么樣的，現在還是未知。很多未知的東西正在做某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需要警惕。
（參考資料：一席yixi《如果AI能創造足夠的資源，那工作還是必須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