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北京玉淵潭公園。凡之昂離職的時候剛好北京櫻花盛開
一個有志于寫作卻并未接受過專業的寫作或新聞訓練的年輕人最好的去處是哪里？
凡之昂的答案是新媒體。她學的是工科，媒體實習經驗全無，更無從了解如何進入一家專業媒體。2016年畢業后，凡之昂先是在一家公益機構做了一年志愿者，其后入職了她一直供稿的新媒體工作室WAVE（化名）。
有別于傳統媒體，WAVE沒那么看重學歷背景，只要通過筆試就可以開始寫稿?！耙环菘梢詫懽鞯墓ぷ?，薪水居然還不錯，那它當然是一個好的選擇?！比肼毢?，凡之昂發現許多同事跟她想的一樣。WAVE因而匯集了許多有志于寫作但未被傳統媒體收編的年輕人。
年輕不僅意味著“他們浸泡在互聯網的時間更長，更熟悉那些稍縱即逝的熱點和暗語”，還意味著他們更愿意時刻回應、加更長時間的班。
作為一家新媒體機構，WAVE的產出高度依賴互聯網，流量是其評判一篇文章是否優秀的唯一標準。凡之昂寫的第一個“10萬+”是一篇有關保健品的稿子。此后她常常受到流量的眷顧，相繼寫出工作室最早的一篇閱讀量200萬的文章以及最早的三篇“10萬+”的文章。
那陣子是她身為寫作者最自信的時候，“我真的相信自己是一個獨特的作者，能寫別人寫不出來的內容，表達獨特而精妙的想法。但興奮和眩暈感很快隨著更多的寫作任務而消退了?！彼?025年春天出版的《不再踏入流量的河》中寫道。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是一本反思之書。它記錄了一個喜歡寫作的年輕人由新媒體編輯成長為主編又逃離行業的歷程——做一個賺錢的員工還是一個勤奮的作者？脆弱是不夠職場的表現嗎？一份穩定的工作就意味著安全嗎？——這些疑問不只是一個新媒體從業者的困惑，也是一個年輕人對自我與工作的關系的探索。
工作未滿一年時，凡之昂和朋友相約五一假期去香港旅行。由于發稿壓力，她沿途始終抱著電腦，朋友只能獨自出去玩?！安恢雷约涸诟陕?，很想離職?！?/p>
那是她第一次閃過離職的念頭。在WAVE工作的四年間，她想走的心起起伏伏，其間被非虛構寫作的熱情和新冠疫情打斷，終于在2022年離開行業。
離職前的大半年，她發現自己每到周日晚上就會大哭，哪怕剛和朋友度過了一個充實的周末?！昂髞砦抑?，心理學中用burnout（職業過勞/倦怠）一詞指代這種狀況，如果長時間在壓力下工作，人們會感到疲憊、無助、自我懷疑，嚴重者甚至會抑郁。職業過勞有長期影響，比如失去有效滿足工作需求的能力。長時間無法再從事一份全職工作，也是職業過勞的后果之一?！彼龑懙?。
文化研究學者安妮·海倫·彼得森曾就burnout的主題訪談了上百位美國千禧一代的年輕人，并結合訪談內容與個人經歷寫成《躺不平的千禧一代》。在書中，彼得森稱，“做自己喜歡的事，每一天都不再像是工作了，正是倦怠的陷阱?！?/p>
關于這一點，凡之昂有自己的答案。
2017年10月，凡之昂在四川雅安的村子里做兒童圖書館。這是小朋友當時在圖書館里開辟的一個小空間
以下是她的自述：
“無法再隨意輕視與我不同的人”
我提過三次離職，第三次才走成。
工作的第二年，我對寫科普類的稿子很倦怠，想寫克制的、不那么趕時髦的稿子，想去其他媒體寫非虛構，被領導勸住了。他給了一個公司拆分的賬號，讓我從頭開始做非虛構。第二次提離職是因為被一個同事說我不夠資格編輯她的稿子，當時我的情緒已經很差，同事說完之后我崩潰了，覺得自己在公司的位置很可笑——做了很多事，還是會被別人看不起。其實我那個時候已經無法從這份工作中找到任何價值感，一上班就哭，回到家后也沒有任何活力。
我跟領導說狀態太差，上不了班，他給了我一個月假。我記得那天傍晚走出寫字樓的時候剛好看到夕陽，很美，我很震撼。過去幾年，我下班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坐班車，再轉地鐵回家，一路都是烏漆嘛黑的。那天，我特意走了幾百米坐公交車，車行駛得很慢，沿途看到外面的風景，覺得世界都變得不一樣了。第二天，我去了圓明園和頤和園，跟朋友觀鳥、爬山，看一群老人拍照。
一個月后我回去上班，軀體化癥狀仍沒有好轉。整個人很麻木，不知道為什么要工作，一整天卻停不下來。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我聽過最多的抱怨。后來為了寫書，我采訪了幾位前同事，每個人都說過這句話。大家還說，每個月就靠發工資的那幾天支持自己繼續工作下去。WAVE出現大批離職不是在工作最累的時候，而是在取消加班費和績效收入、整體收入減少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時候。
2022年，我終于辭職。剛辭職時很開心，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一整天，我學會了開車、游泳和做飯，整個人的狀態慢慢復蘇過來。之前公司有食堂，我很少做飯。媽媽老是說我，我不屑一顧，覺得做飯浪費時間，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F在就覺得做飯能感受到食物變化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還花了很多時間練習攝影，沒事就到外面拍一拍，做了一個攝影冊子。我重拾自己對性別史的興趣，參觀了北京很多與女性歷史有關的景點，做了一個性別視角的文化導覽。
不再工作后，我認識了很多也不工作的朋友，有人做設計，有人幫人文身，大家都不是很有錢的人，常常聚在一起討論省錢的小妙招。我們避開周末高峰一起玩，約好每頓餐標不能超過50塊。
我無法再隨意輕視任何與我不同的人了。以前是個工作狂的時候，我輕視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但現在我也是這樣的人。以前的公司秉持技術樂觀主義，篤信工業化生產是好的，小農生產模式不靠譜。我受這種文化影響很深，對“進步”“成長”這類詞語始終帶有焦慮，認為自己應該努力工作，讓事情變得更好，甚至是改變世界。
現在很多想法都發生了變化，道德觀不再像從前那樣非黑即白。我覺得人能夠照顧好自己，并且對身邊的人有一點點益處就已經很不容易。
2024年3月，凡之昂在加拿大農場里負責把菜苗移栽到土里
販賣焦慮的人要自己先焦慮
我從小就喜歡寫作。學會寫字后，我開始寫日記。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靠幫同學改作文賺錢，一篇五毛錢。到了青春期，一發生難受的事情我就寫日記，邊寫邊哭。有人喜歡跟朋友打電話哭訴，但我不行。
盡管喜歡寫作，高中文理分班時我還是選了理科。成長于一個高考大省，沒有人會鼓勵一個有志于考上“985”或“211”的學生去讀文科。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也都學理科。我初中是在農村讀的，由于成績好被選進一所“超級中學”，學校匯集了各區縣成績最好的學生，競爭非常激烈。在高中，我所有科目的成績都不突出，除了語文——它讓我意識到，就算在某些地方競爭不過別人也沒關系，我并非一無是處。
我的大學在一座南方省會城市，讀工科的我沒接受過專業訓練，也沒有實習經驗。WAVE不那么看重學歷背景，只要通過筆試就可以開始寫稿。大學畢業后，我在一家公益機構做了一年駐村社工，其間一直給WAVE供稿。2018年，我入職WAVE，做新媒體編輯。一份可以寫作的工作，薪水也還不錯——這在當時的我看來就是一個好選擇。
最初，我以為自己可以從寫小稿過渡到寫長稿，再到專欄，慢慢積累名氣和機會，最終自由寫作。
成為正式員工后，一切都變了。寫稿只占我工作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我還要帶新人，編輯他們的稿子、對接商務，寫稿的注意力會被這些事情不停地打斷。
寫了半年我就寫不動了。不是因為那些選題不是我想寫的，而是焦慮。當我還在寫某篇稿子的時候，就要找到下一個選題，這樣交稿后才有事做，時間不會被浪費。
整個過程很緊繃，我最焦慮的永遠是自己沒有題。
每周的選題會上，我們都要報題，包括操作方向。作者們必須隨時關注可能出現的熱點新聞，不管是明星離婚還是地方災害，因為這些話題自帶流量，作者則可以通過“蹭熱點”分得一部分流量。如果一個作者沒有題，就要寫同事報過的、還沒來得及寫的題。我經常在新聞門戶網站、微博和國內外期刊上找選題，它們不一定要表達個人觀點，更多像是在完成一個工業化產品，比如WAVE就蹭過某明星離婚的熱點，寫了一篇婚姻中財產如何分配的稿子。
在WAVE平均每篇文章閱讀量只有一萬左右的時候，我寫出了最早一篇閱讀量“10萬+”的稿子。在平均閱讀量兩三萬的時候，我寫出了第一篇閱讀量超200萬的稿子。制造爆款是這里的最終追求。起初我因為這些流量而信心暴漲，但興奮很快隨著更多的寫作任務而消退。
一開始，我們還會分析每一篇稿子的好壞，仔細揣摩流量的理由。但當我工作了四年，整個工作室發布了幾千篇稿件時，我們已經可以把所有稿子的標題和數據輸入EXCEL表格中，尋找閱讀量最高、打開率最高、轉發率最高的稿子的共同點。
城市、中產、大學、焦慮等標簽的稿子最受歡迎。販賣焦慮的人要自己先焦慮。
我寫過好幾篇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年輕人（尤其是文科生）找工作困難的稿子，其中一篇是講年輕人的第一份工作可能會影響之后的薪資水平。在我最想離職的時候，也寫過自由職業會使生活狀態不穩定的稿子。
寫得越多我越迷茫，焦慮甚至成為一種隱喻。過去，我常常把對未來的想象與工作綁定在一起。但工作了幾年后，我不知道自己日復一日地寫稿下去還能干嘛，我是不是要一直這樣工作？
2024年夏天，凡之昂在老家用膠卷相機拍攝的照片
工作就一定要失去對自我的控制嗎？
還沒離職的時候，我就寫好了《不再踏入流量的河》的大綱，當時只是想寫，沒考慮過出版。辭職后因為各種事，我一直沒動筆。后來搬到加拿大，冬天太長，我沒事可做，只能待在房間里寫書，斷斷續續寫了兩三個月。
寫書的過程好似精神復健。我從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反饋，知道自己在跟誰對話，以前公眾號有一百萬讀者的時候，我并不知道他們是誰，自己為什么而寫。
我其實對別人的生活沒那么感興趣。有一陣子，許多同行在寫50歲的農婦寫詩。這個話題是挺有意思的，但我看這些干嘛呢？
這不意味著我不關心別人的生活，我奶奶至今還生活在農村。但農婦寫詩其實是都市里的文藝中產愛看的內容，生活在農村里的人有更現實的關切。
2024年暑假，我在邯鄲的小山村里住了一個月。那里整月不下雨，每個村民早起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會下雨嗎？天氣預報怎么說？不下雨的時候，為了保住田里的苗，村民要從井底打水，用推車拉到田里澆水。
當你身處那樣的環境，關心的是更實際的問題，而不是坐在北京寫字樓里會關心的問題。我們總是在快速地跟進所有熱點，關心別人可能對什么感興趣，生產同質化的內容。我覺得很沒意思，即使再換一個更優秀的媒體，我也不想再寫那些稿子了。
辭職后，我取消關注了三百多個公眾號，朋友圈也關閉了，每天就是看書和看小視頻。沒有什么東西是我不知道就不行的。
我想過是不是藍領工作更有意義，對人的精神傷害更小些。我應聘過照相館的照相員（只需要按快門的那種），也發布過有償家政服務的廣告，都無疾而終。后來在加拿大的農場，我工作過一段時間。這段經歷對我來說更像是體驗。當我這么想時，不再覺得自己的未來完蛋了。
過去，我總是把對未來的焦慮投射在一份工作上。辭職后，我開始系統性地反思工作。我覺得把愛好當作工作沒有問題，關鍵是，工作一定要讓人失去對自我的控制嗎？
我們對工作的想象可能有問題，似乎它一定是不講個人感受的去人化體驗，可是如果工作不必如此呢？我不能接受工作的時候必須泯滅掉自己所有的個性，像機器一樣運轉。
我曾經認真看招聘網站，試圖找到合適的藍領工作，但發現自己其實并不想做，因為它的工資太低了。一個面點小工需要從早9點做到晚9點，中間沒有休息時間，而收入可能只有做新媒體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我意識到自己想要的其實是有更高自主性、可以自由支配時間的工作。即使現在還沒找到一個確切的養活自己的方式，但不代表著我非得在一個固定的體系里尋找自己的位置。
（部分內容摘自《不再踏入流量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