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鋆在英國參加的悼念會
與大多數人想象中不一樣的是，對李昀鋆和一些喪親子女來說，一個多月前的清明節不是一個適合表達哀思的日子?！翱赡芤驗榍迕鞴澯刑氐奈幕饬x了，那位親人成了一個死亡的符號，甚至變成列祖列宗的一份子?！崩铌冷]說。因此，她會特意避開清明節去看媽媽，“還是希望她像活人一樣被對待?！?/p>
鮮為人知的事還包括：他們不喜歡聽到“節哀順變”；他們的哀傷不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自然地“好起來”；他們會因為害怕而極力隱藏哀傷和喪親的身份；他們的認知會遭受巨大顛覆；被夸贊“堅強”“能干”時，他們會感到憤怒；比起治愈哀傷，他們更希望與至愛之人保持連接……
通過44位喪親子女的講述，李昀鋆揭開了一幕幕隱秘的內心世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
事情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至少有了一份關于喪親子女的研究，永久收錄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論文庫中，不再是一本書或者一種類似的研究都沒有。而且越來越多人通過李昀鋆的公眾號，自發地了解和閱讀她的論文。比起“博士論文最多被五個人看過”的一般命運，已經好上太多。
但是不知道為什么，李昀鋆依然放不下，“想多走一點點”——把它推出來，成為一個面向普通人的讀物，大家可以在書店里買到它。這一過程，她形容為“帶到陽光之下”，而這一小步，耗費了四年。
2025年3月，李昀鋆的博士論文《與哀傷共處》出版。她希望這項研究能成為壓倒“避談死亡”這一社會禁忌的一根稻草，讓更多人正視并承認房間里有著一頭名為“死亡”的大象。
她在書中強調，要真正理解一個人的哀傷，必須回到社會情境當中?！皢视H從來不是一種發生在真空狀態的內在經驗?！?/p>
李昀鋆的博士論文答辯PPT首頁
“沒有人看到他們”
遇到44位訪談對象之前，李昀鋆在現實中沒有見過其他喪親的年輕人，她覺得自己仿佛是一個“異類”。
一切要回到2014年7月29日，那個成為她人生分界線的日子。
7月25日，正在復旦大學讀研的李昀鋆突然接到家人的電話，得知母親中風入院。之后的四天里，她幾乎寸步不離地守在醫院。學過的科學知識全無用武之地，她祈求所有叫得出名字的神靈讓母親醒過來。
四天后，她的媽媽去世了。
在外人看來，葬禮過后的她很快恢復如常：繼續回到學校完成研究生學業，順利申請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墒前麖奈雌较?，她甚至沒有一天不因想念母親而流淚，幾乎哭遍了校園的每個角落。
李昀鋆覺得自己“被困在了一個有隱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氣球里”。氣球明晃晃地放置在馬路中央，周圍人來人往，即使看到氣球，也看不見里面哀痛、發狂甚至嘶吼的她。
她將自己的博士論文稱為“自私的研究”。因為她執著地想知道死亡、喪親和哀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些同樣經歷了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他們之后的經歷是怎樣的？怎樣保持活著的勇氣？
訪談的時候，大多數喪親子女向她表示，這是他們第一次跟別人談起自己的哀傷。報名參加的原因也很簡單，參與者鄭小姐（匿名，下同）就曾直言不諱道：我是真的很想講。李昀鋆也發現，盡管他們可能會以“好奇”、“支持研究”作為表層理由，但深層的動力其實是——我需要一個出口。
在現有的喪親研究中，葬禮通常被視為協助宣泄和適應哀傷的場景。但繁重的治喪任務和他人的在場，往往會導致年輕子女們強行壓抑哀傷。葬禮之后，家人之間的避諱氛圍，朋友們知道情況后的冷漠、錯愕或沉默，也逐漸磨滅了他們想要傾訴的念頭。
這股按捺不下的強烈沖動，卻在一個沒有交集的陌生人這里，找到了“安全出口”。李昀鋆發現，在推崇集體主義的華人社會，哀傷更具有關系性和相互依賴性。因為不用擔心會對身邊人的情感、關系或生活造成影響，研究訪談反而成為他們愿意開口的契機。
李昀鋆特意把“時間不會療愈（Time won't work）”刻在iPad上
在一天一次的高強度訪談中，李昀鋆訓練出了一種“神奇樂感”，能夠敏銳地覺察并接住對方的情緒。但是接下來的分析工作卻令她痛苦萬分?！奥牭倪^程還是一個相對剝離的狀態，但是做分析的時候，你是要進到里面去的?！彼３懸粫壕偷贸鋈タ抟粫?，“太心疼了。這么多人承受著痛苦，這個世界居然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看到他們?！?/p>
盡管中國尚無代表性的抽樣數據，但參考西方社會，能夠大致推算出父母喪失在年輕子女群體中的流行率大概在3.4%到11%，并不像人們想象中那樣少。然而，自1917年弗洛伊德開啟哀傷研究以來，大多數研究都將注意力放在喪子父母和喪偶伴侶上。直到1987年，第一部探討年輕人哀傷的著作才問世。
在這本《青少年與死亡》中，作者查爾斯·科爾(Charles Corr)指出了這種現象的原因——“以青年為主的社會已習慣于否認或延宕老化的過程、死亡的必然性和哀傷的痛苦，這樣的社會必不能允許思考這些傷痛經驗發生在年輕人身上?！?/p>
年輕人的未來被認為是充滿希望的。他們可以建立新的親密關系，組建新的家庭，從而替代掉逝者。在李昀鋆看來，這種下意識的想法是將人與人的關系“工具化”，視其為“可以被替代的資源”，忽略了關系中的獨特性。
比起已經步入人生相對穩定階段的成年人，對于成年初顯期（18-29歲）的年輕人來說，父母不僅是養育者，更是身份建構和情感依附的對象。
在訪談提綱中，李昀鋆曾讓年輕子女們用10句話描述自己是誰。參與者何小姐第一個想到的是，“我是我媽媽的女兒，其他九個我完全想不出來?！碧招〗阍诟赣H去世后感到“活得很沒有滋味”，她把自己比喻成一塊空心的木頭，漂浮在大海上，一直到不了岸。
在東亞社會，子女通常將盡孝內化為人生終極意義的一部分，很多受訪者在喪親之后體驗到強烈的無意義感。有人不再想結婚，不再期待升學或升職?！鞍职謰寢屢呀浛床坏轿业奈磥砹?，那我努力還有意義嗎？”
人們常說“生老病死”，在人均預期壽命達到七八十歲的社會，他們的父母還沒來得及“老”，就在五六十歲的年紀溘然長逝。
張小姐向李昀鋆回憶，在父親長眠的墓園，許多人的墓碑上都有一長串的名字，“就很多后代，子呀孫吶，或是兒女幾個、兒媳什么的。我爸爸墓碑上就只有我一個人的名字?！边@讓她感到心酸和心疼。
這種“時間上的不合理”加劇了他們的困惑和憤怒。他們會埋怨逝世的父母，也會反芻父母生前與他人的互動，把責任歸咎于他人。這些“替罪羊”還包括：宏大的社會結構問題、致癌基因的表達概率，甚至是虛無的“命”……
盡管他們執著地尋找死亡的發生原因、解釋或意義，嘗試了很多，但都不足以讓他們與“父母過早離世”這件事情和解。李昀鋆說，“‘想通了’這件事，在年輕子女的經驗里很少出現?！?/p>
但社會對年輕人哀傷的普遍認知是“你還年輕，會恢復得快”、“逝者希望生者（年輕人）過得好，你應該振作起來”。在這種期待中，他們的哀傷經驗缺乏表達空間，更容易被隱形化，從而在政策、研究和支持系統中長期缺席。
李昀鋆在英國看到的墓地
不能說出來的字眼
與這一群體的緘默和隱蔽相對應的，是語言的缺失。
李昀鋆發現，類似“這件事情”等模糊、充滿距離感的詞匯，幾乎是所有年輕子女常用的概念。在她和褚小姐的對話中，對方從頭到尾沒有使用一次“死”字，分別提及過兩次去世和離開，卻說了77次“事情”來指代。
顧及參與者的感受，李昀鋆有意識地調整訪談提綱里的措辭，減少直接、準確的喪親語言，更多使用間接、含糊的代稱。這成了他們之間微妙的默契。
這也許得益于李昀鋆有過類似的失語時期。在母親去世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她覺得自己的哀傷是孤立無援的，“連說出來都找不到合適的詞語?！敝钡饺ジ壑写笞x博，“我當時想選擇Wallace（陳智豪）做我的博士導師，他的簡介里有一個研究領域叫作‘bereavement’?！彼恢滥莻€詞是什么意思，搜出來，意為“喪親之痛”。
“我在完全沒有預備的情況下看到，‘哐’一下就哭了?！崩铌冷]回憶，那一刻，她感受到的是一種知識的震撼和情感的認可?！霸瓉?，這種撕裂與思念，是有語言可以描述的，是他人經歷過的，是值得理解和研究的?！?/p>
“能夠命名情緒，是學會與情緒共處的第一步?！崩铌冷]說，“當你無法命名自己的感受，就會變得難以表達、難以求助?！?/p>
香港的哀傷輔導者發現，向喪親者提供咨詢的第一個挑戰，正是喪親等概念缺乏對應的中文詞匯。針對這種情況，李昀鋆實習的哀傷輔導機構“贐明會”會用其他方法幫助案主（即咨詢者）。通過畫畫，用不同的顏色去描繪情緒和哀傷，用橡皮泥、陶土也可以，甚至可以給自己的哀傷取一個名字。這么做是為了將哀傷外化和分離出來。
這種語言層面的回避和缺失，李昀鋆認為可能與我們文化中對死亡的忌諱和壓抑有關。在華人文化里，死亡經常被視為“不吉利”、“不能說出口的事”。喪親和哀傷，自然也就“不宜多談”。
水小姐家里的長輩就曾告誡她，不要在學校跟其他人談起父親去世的事情。在她的解讀里，長輩是因為擔心其他人會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她?！霸诒狈降脑?，可能會覺得你們家里的依靠不在了，怕我受到別人的歧視，或者其他一些不公正的對待?！彼〗阏f。
失去父母給子女們帶來了新的身份，即“沒有父/母的孩子”。如果逝世的是父親一方，剩下的家庭成員則會被打上“孤兒寡母”的標簽。在年輕子女的經驗里，這意味著劣勢、可憐和“與他人不一樣”。
李昀鋆每年都會在朋友圈以隱晦的方式紀念母親。上圖發于2018年。左側的必勝阿貍是母親生前親手繡的，中間是昀鋆的童年照片，右側的小熊公仔是她特意購置的，胸前縫有母親離世的日期
這種內在的污名感并非憑空想象。何小姐曾聽朋友的母親提出過“不要與任何單親家庭的孩子做朋友”的交友規則?？仔〗阋苍谙嘤H市場感受到類似“父母是否健在”的擇偶標準。受當地農村文化影響，吳小姐的母親因寡婦身份感到“低人一等”，甚至將哥哥大齡未婚的情況也歸結于喪父。
“這類污名化是在一些日常話語、態度或沉默中緩慢形成的?！痹诶铌冷]看來，年輕子女要想平順地接納喪親的身份并不容易，因為社會環境并未給予尊重，反而時刻在設置阻礙。慢慢地，年輕子女學會了用避而不談、含糊其辭和“沒有惡意的謊言”來保護自己。
李昀鋆也習慣把自己“藏起來”。
她每年都會在朋友圈隱秘地紀念媽媽。通常選在自己的生日或母親的祭日，避開清明節和母親節，并故意用一種“你看不懂的方式”。在其中一條朋友圈里，她曬出了兩只玩偶，它們看似平平無奇，實際上，一只是媽媽生前親手制作的；另一只則是李昀鋆精心選購的，胸前繡著“29Jul”（母親的忌日，7.29）。
去香港讀博之后，換了一個新環境，沒人知道她的家庭情況。聊到相關話題時，她會用“假裝媽媽還活著”的方式去回應。不刻意隱瞞，但也不會說實話。在這種文字游戲里，她感到一絲欣慰，仿佛媽媽還活在對話當中。
“比如聊到春節回不回家。如果我說不想回家，別人就會問為什么。我的真實想法是，我媽都不在了，我們家已經冰冰冷冷。但這會開啟一個奇怪的話題，別人會不知道怎么接下去?！?/p>
她害怕給朋友造成負擔，害怕讓對話陷入僵局。還有許多的未知。袒露了喪親的事實后，別人會用怎樣的眼神看她？會不會去跟別人說？在背后會怎么叫她？她很清楚，這是一種自己想象出來的害怕，“但是怎么說呢，又不能只責怪自己，因為我們在生活里的確接觸得太少了?！?/p>
她回想起在英國訪學的那段時光。聊到喪親時，她的指導老師毫不避諱地分享了丈夫、父親和小兒子的去世經歷。在茶水間遇見同事，當她說起自己的研究主題時，他們也會馬上調用日常經驗把話題接下去。
“不可否認，死亡在全世界都是一個禁忌話題，”李昀鋆說，“但是那個情境相對來說更開放一點，我不會想要把自己藏起來?！?/p>
李昀鋆發給研究參與者的春節關心消息
哀傷需要管理嗎？
這種蜷縮的狀態沒有一直維持下去。
2020年7月，李昀鋆在個人公眾號和朋友圈發布了一封博士論文答辯研討會的公開邀請信，第一次完全坦陳自己的喪親身份：
第一個問題，關于我是誰。真正定義我每時每刻身份的，不是我的顯性社會特征，而是隱藏在這背后不被人看到的經歷：“我是一個失去母親正在哀傷中的女兒?！?/p>
上一封公開信已經是三年前。在那封訪談邀請信里，她從頭到尾都不曾提及自己的喪母經歷，哪怕也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報名。從保持研究的客觀性的角度來說，這么做具有正當性，但她內心的不安和害怕無法被忽略。
這一次，李昀鋆決定做那個“能說的人”?！拔铱吹教嗳硕疾徽境鰜碚f，大家都站在臺下，一起默默地哀傷。我也像大家一樣藏著的話，就還是在跟著規則走?！?/p>
喪親心理學泰斗肯尼斯·杰·多卡在《被剝奪的哀傷》中提出了“哀傷規則”的概念。他指出，社會為喪親者制定了一系列要求，包括喪親者應有的反應、可以哀傷多久等。李昀鋆發現，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同樣存在一套“何謂適宜的哀傷”的評價體系。其核心主題在于：哀傷反應不宜過于激烈，不宜公開表露，要接受變故并繼續生活下去。
她的訪談對象大多不同程度地內化了主流文化對哀傷的規訓。他們對自己強烈的哀傷反應感到恐懼，懷疑自己是異常的。還有很多年輕的喪親者告訴她，他們很想說，但會控制自己不說太多，“怕變成祥林嫂?！?/p>
比起封建社會中的女性悲劇，李昀鋆更愿意把魯迅筆下那個反復訴說喪子哀傷的女人的故事解讀為一面鏡子——照出社會對“過度哀傷者”的不耐煩和排斥。作為一個日常哀傷互動的反面示范，它警示所有人：哀傷可以有，但不能太久、太多；一旦超過可容忍的限度，就會觸發懲罰機制，招致嘲笑和排擠。
在訪談中，李昀鋆愈發清楚地感受到，中國文化中強調的“節哀順變”有著超乎想象的影響力。這句條件反射式的慰問語隱含了對“迅速調整”的期待，讓哀傷變成一種“自我管理”：你必須在一段合理時間內走出來。
奇妙的是，這句來自《禮記》的古話，正好適應了現代社會的需求。
在追求效率和生產力的工業化社會，死亡意味著“生產流程的中斷”，需要快速處理。
母親去世后，當李昀鋆還在消化整件事情的時候，下一步就已經開始：很快有護工過來換掉媽媽的病服，隨后推到停尸房冷凍，第二天就送到殯儀館火化?，F代殯葬服務講究快速、有序、美觀，她只來得及匆匆看母親一眼?；鸹?，她進去撿骨頭，工作人員告訴她，撿大的就好了，小的不重要。
假期天數有限，職場期待喪親者“盡快恢復”?！肮I化社會中，我們對哀傷的想象也被重塑。就連哀傷也必須守時、有度、迅速歸位，成為一種‘可管理的情緒’?！崩铌冷]說。
有學者總結了西方工業社會對哀傷的一系列假設。概括來說，哀傷被認為是短暫而有限的，是一個包含不同階段的線性過程，可以一步步得到解決。配套的哀傷理論中，最廣為人知的要數庫伯勒-羅絲的“哀傷五階段論”：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郁、接受。
但李昀鋆在年輕子女身上看到的哀傷，更像計算機運算中的循環（loop），會在不同情景下不斷被觸發、重啟。
這些“情緒開關”藏在每一個生活細節當中。陳小姐在看到與父親相像的人時，就會因思念而止不住地流淚，“電影《相親相愛》里的三口之家，那個爸爸特別像（他），我就從頭哭到尾……有時候在街上看到一個人，身材比較像爸爸，我就像按了一個按鈕一樣，哭了出來?！瘪T小姐將母親的離世形容為心理地震，內心的余震永遠不會停止。
盡管很難與真實的哀傷經驗產生共鳴，階段論等哀傷理論仍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李昀鋆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們符合社會對情緒秩序、功能恢復的期待?！敖Y構化的理論會給我們一種安全感，比如經過這五個階段，我就可以一步一步‘走出哀傷’?！?/p>
李昀鋆一開始也帶著“哀傷需要放下”的預設。她曾與何小姐談論什么可以讓她放下，結果對方反駁道：“我倒是想問一句，什么能讓你放下呀？……她對我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響，可以說塑造了我的整個人格，怎么可能放下？”還有一個例子是，在豆瓣書評中，有讀者以為這是一本心靈療愈指南。
李昀鋆呼吁哀傷經驗的“正?；╪ormalize）”，它不是一種病，不是一種需要盡快結束的狀態。她理想中的哀傷友好型社會，不會否定痛，也不會催促恢復，而是允許每個人在哀傷中繼續活下去——慢慢來，哭了也沒關系，想念也不丟臉。
她希望讓喪親者知道，“哀傷就是愛，你愛一個人多久，就會哀傷多久?！?/p>
研究參與者發給李昀鋆的節日問候消息
“可能不會那么迷茫和孤獨”
李昀鋆對這本書的期待，基于一個未來式的圖景。她希望有一天，在各個書店里會出現很多排關于喪親與哀傷的書，而自己可以成為其中的一本。
如果你走進香港的書店，大概率能看到一排或幾排關于死亡、喪親的書籍，數量不會太多。20年前香港大學教授周燕雯曾在自己的博士論文里將香港的哀傷研究形容為“嬰兒期”（infancy），今天的情況并沒有太大變化。內地的哀傷研究更是寥寥無幾。
李昀鋆所在的學術圈子，一群博士湊到一起，不一定會打聽家鄉、年紀、情感狀況，但是一定會問：你做什么研究？聊到她的課題時，幾乎所有人都會詫異：“為什么要研究喪親？研究這個有什么用？時間過去，自然就會好起來?！?/p>
她總是要花很大力氣向別人證明，研究哀傷是有意義的。而研究老年人或流動兒童的同學則很少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耙驗榇蠹夷芩查g從頭腦中調出這部分的研究資料，但你提喪親，大家不知道有類似研究?！?/p>
有了出版博士論文的想法后，李昀鋆聯系過幾家出版社，但都石沉大海。她又向《哀傷療愈》《兒童青少年哀傷與干預》的作者劉新憲請教。劉新憲是一位失獨父親，在兒子去世后成為了一名哀傷咨詢師和研究者。他詳細地向李昀鋆分享了自己的出版經驗，并誠實地表示，在國內出版哀傷心理學書籍，難度極大。他曾計劃譯介大量國外喪親書籍，但因沒有出版社愿意合作而作罷。
當夢寐以求的出版機會到來后，李昀鋆卻陷入了新的焦慮。她曾無數次對出版社的編輯說，“我擔心你們的書會賣不出去?！?/p>
五山是責任編輯之一。他坦言，在最開始的策劃階段，他曾考慮用模糊重點的方法，回避死亡和喪親，改用“重大挫折”一詞來宣傳?！澳菚r候的想法是，你別管我在營銷方向和文案上使用了什么詭計，能把這個話題和內容推薦給更廣大的讀者，這不就是更好的事情嗎？”但五山很快就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為對有類似經歷的人來說，這不是有益的做法，也不夠勇敢。
2025年3月1日，李昀鋆應邀到上海為“一席”做了一場演講。一位去過現場的網友在視頻下方評論道，在那天的所有演講里，這是他最不喜歡的，因為話題過于沉重。但在奶奶去世之后，他為自己聽過這篇演講而感到幸運。
李昀鋆能理解這種心態轉變?！皼]有經歷過的人不想要提前預演，這很正常。但當你不得不面對這些痛苦掙扎的時候，你會特別想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做，特別希望自己的情緒可以找到共鳴?！?/p>
李昀鋆時常設想，在失去母親的時候，如果能在圖書館或書店找到這樣的書，或者知道有哀傷輔導，自己也許不會那么迷茫、孤獨?！拔业陌粫瘳F在那么痛苦，可能會有笑的部分，笑著跟你說我媽媽是一個很好的人?！钡F在，她是哭著說的。
李昀鋆在簽書現場擁抱找她簽名的讀者
在香港的醫院里，每一個經歷家人去世的人都會收到一沓手冊，告訴你可以去找哪幾家哀傷輔導機構。包括前文提到的贐明會在內，這類機構主要有三家。新冠疫情之后，申請服務的人越來越多，哀傷輔導資源愈發吃緊，輪候時間也從原來的一個月延長至三個月。
內地只有一些零星的渠道能獲得哀傷服務。研究初期，李昀鋆曾嘗試從提供哀傷服務的公益機構入手尋找合適的訪談對象。找了一圈，只找到兩家相關機構：一家是為喪子父母提供服務的上海星星港關愛服務中心，另一家是開展治喪服務的重慶市冬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這種資源的缺乏，不僅意味著哀傷者得不到幫助，更進一步鞏固了‘哀傷要自己扛過去’的觀念?！痹谠L談中，很多年輕子女都提到類似的感受，“我當時什么都不懂，只能等時間快點過去?！崩铌冷]認為這種等待并非出于信念，而是出于無奈，以及一種深深的空白——當身邊沒有語言、沒有空間、沒有資源，時間就成了他們唯一能依賴的東西。
不僅外部資源有限，年輕子女自身的求助意愿也很低。西方研究發現，年輕人的求助比例非常低。贐明會的統計數據也印證了這一結論。根據該機構2023-2024年度喪親輔導個案的年齡分布數據，18到30歲年齡段的人僅占不到7%。
尋求幫助的羞恥感、對哀傷輔導和心理咨詢的不信任、社會文化禁忌等等，都是導致這一局面的潛在因素。在未來的實踐中，李昀鋆希望能搭建一個多層次的哀傷支持體系，從年輕子女個人、家庭、學校/社區、專業人士、法律法規等層面介入，最大程度地提供療愈資源。
從宏大的遠景回到當下，每個個體可以怎么做？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師李泓有這樣一個觀察：因為害怕，我們失去了關心喪親人士的機會。李昀鋆對此完全認同，她的建議是：不要害怕。哀傷者真正需要的，往往是“被看見和承認”。你可以說：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但我真的很想陪你。
——如果你想講，我愿意聽。
——我沒經歷過這樣的痛，但我愿意陪著你一起走一段路。
不需要完美地安慰，只需要誠懇地在場?！爱斈悴辉俸ε驴拷?，喪親者也就不那么孤單了?！崩铌冷]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