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0日，美國海軍FA-18大黃蜂戰斗機從星座號航空母艦甲板上準備起飛，作戰目標是伊拉克巴格達等城市
上一期專欄就“治安戰”的所謂危害性論調我做出了一些批駁，也引發了一些讀者的討論和提問，其中有不少讀者堅持認為，非常規戰爭或者反游擊戰與常規戰爭相差甚遠，因此如果長期專注此類戰爭，必然會損害軍隊的常規戰斗能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步兵分隊在大規模戰爭中的步坦協同和步炮協同能力。
在此必須說明，我并不認為軍隊長期專注于非常規戰爭對常規戰爭的能力毫無影響，但是其影響恐怕沒有想象中那么大。
從美國軍隊的經驗就可以看出，經歷了長期的非常規戰爭后，確實會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就是情報員和特殊任務部隊開始主導戰爭。在閱讀了大量文獻和走訪了一些前線作戰人員后，我發現美國軍隊的這種現象非常普遍。
在反恐戰爭中，特種部隊承擔了大部分的直接地面戰斗，比如在“9·11”事件發生后，首先進入阿富汗執行任務的就是特種部隊護衛下的中情局行動人員。他們負責與反塔利班的北方聯盟武裝力量取得聯系，隨后美國陸軍特種部隊開始與北方聯盟武裝協同行動。由于美特種部隊的加入，讓反塔利班武裝獲得了空中戰術支援和美國直接提供的技術情報，他們得以從被塔利班武裝打得落荒而逃的弱旅，一夜之間變成碾壓對方的勁旅，這個操作被美軍特種部隊總結為“賦能”。
特種部隊和情報人員開始成為戰爭的主體，過去常規戰爭中作用巨大的炮兵、裝甲部隊和遠程火力打擊單元成為輔助性的單位。在后續的反恐戰爭中，資源更多地向特種部隊和情報機構傾斜，每逢軍事行動，此類單位往往疲于奔命，而其他成本投入巨大的常規戰爭作戰單元，則最多只能打打下手。久而久之，此類單位一直未能在實戰中獲得太多有價值的經驗。
如果僅僅是短期存在這種現象還好，然而反恐戰爭持續了十多年，這無疑會出現很多負面的影響。首當其沖的就是這些打下手的單位，由于在長期的反恐戰爭中缺乏存在感，只能通過調整自身的裝備和戰術定位來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美國海軍的瀕海戰斗艦項目，其立項時間節點約為“9·11”事件的3年后。此時美國海軍已經意識到，此前用與蘇聯海軍爭奪制海權的遠洋艦隊，在反恐戰爭時代已淪為昂貴且作用有限的軍種。因此，他們希望通過瀕海戰斗艦項目，讓海軍獲得沿海地區對陸地淺縱深的作戰能力，以支援特種部隊或者游擊隊一類的單位，甚至打算用瀕海戰斗艦取代即將退役的佩里級護衛艦。
雖然瀕海戰斗艦擁有隱形、高航速、高自動化、模塊化任務模組等先進技術，但由于過度專注沿岸干涉，且無法在擁有強大制海能力的對手沿海生存，在大國海戰中幾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也無法承擔航母打擊群的協同角色。為此美國海軍于2020年不得不再次啟動星座級護衛艦的招標，瀕海戰斗艦最終被證明是個走了彎路的發展方向。
與之類似的項目還有昂貴且外形科幻的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該項目與瀕海戰斗艦一樣，也是基于美國海軍在21世紀初的需求而立項，當時認為未來海戰風險較低，海軍應該更專注于對地攻擊——該項目如今也因為成本過高且不適用于未來戰爭而不得不被叫停。
美國海軍可能是反恐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在阿富汗這樣的中亞內陸國家，除了海豹突擊隊和海軍航空兵之外，水面和水下作戰力量幾乎幫不上忙。所以海軍建設目標顯得非常無所適從。如果真要探究“治安戰”對戰斗力的影響，那么美國海軍可以說是最典型的案例。
但如果我們認真梳理美國海軍所走過的彎路，最終會發現這種局面其實跟“治安戰”本身關系并不大。無論瀕海戰斗艦還是朱姆沃爾特驅逐艦，其實都沒有參加過什么治安戰，之所以會有這種現在看來昂貴且無法適應未來戰爭的裝備立項，實在是因為2000年前后這個時間點，美國海軍在海上確實獨孤求敗，繼續發展決戰于大洋深處的海軍裝備，潛在對手似乎就只有外星人了，這個方向很難說服國會批準新型裝備的研發計劃，最后只能圍繞當時的現實對手，盡量制造一些大而無用的偽需求。所以，與其說是“治安戰”導致美國海軍走彎路，倒不如說是美國海軍多年缺乏明確的對手和建設方向，根本不知道走哪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