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視覺中國
人：南方人物周刊 桑：桑德爾
2016年特朗普上臺，美國民粹主義強勢抬頭，社會政治極化進一步惡化。四年后的2020年，特朗普競選連任失敗，但仍收獲不少于50%的民眾支持率，隨后發生的國會山暴亂，讓美國社會撕裂的傷口暴露無遺。
在這一嚴重的社會危機背景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于2020年底推出新作《優績的暴政》（2021年中信出版社引進，中譯本書名為《精英的傲慢》）。
他從公平、正義、尊嚴等政治、道德哲學角度出發，對美國當下的社會撕裂作出剖析和解讀。他指出：近四十年來，美國社會壓倒性的“優績至上”原則造成了一種“暴政”，它使得社會嚴重分化；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贏家、輸家之間鴻溝加大，正義遭背棄，工作喪失了尊嚴，來自工人群體的憤怒被點燃，民粹主義強勢抬頭。
精英大學的通路，是這種優績制的核心表現形式之一——為了能夠擠入頂尖大學、常春藤名校的大門，美國的青少年們承受著巨大的學業和精神壓力，不同的家庭背景也使得教育機會嚴重不公平，2019年美國“高校招生舞弊丑聞”的曝出成為這一極丑陋現象的注腳?！拔膽{主義”和優績制的核心是：成功是憑借自己的努力和奮斗而來，個人靠自己賺取一切，現實的境遇都是你自己行為的后果。
桑德爾稱之為“優績的暴政”，傲慢的贏家也與被剝奪了尊嚴的輸家一同受傷。他呼喚人們反思對成功的態度，重拾謙卑的美德，擔負起對他人、共同體的義務和責任。
在給桑德爾發去的采訪提綱里，本刊記者寫了一串長長的問題和背景介紹，談到了與此相關的當下中國熱點：“雞娃”、“內卷”、天價學區房現象、“海淀媽媽”、“順義媽媽”，以及官方自2021年6月推行的中小學“雙減”政策，對校內家庭作業、校外培訓機構的規范管理。
這些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讓他極為關切。在視頻采訪交流中，我們得出一致結論——盡管中美兩國在歷史、文化、政治和社會制度上迥異，所遭遇的社會問題和現象卻有著驚人的近似性，人們有著相同的焦慮和困惑：
激烈的高等教育的競爭，城市中產家庭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白熱化競奪，市場的邏輯“入侵”社會的許多領域，崇尚個人奮斗以實現階層躍升以及由此帶來的焦灼感。
以下是本刊記者對桑德爾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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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的贏家？
人：在中國，有關教育以及教育公平的話題是最熱烈、最能喚起焦慮和共鳴的重大社會話題。在當下中國，教育仍被看作是一個解決公平、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最優、大家最認同的方案。在采訪提綱中，我介紹了中國家長、孩子們面臨的困境和我對此的分析，以及中國教育部在2021年6月推行的“雙減”政策，包括此后對學童家庭、教輔產業所產生的一連串影響。您對這種現象有何看法？它和美國青少年面臨的問題相似么？
桑：我認為你的觀察是對的，中國青少年所承受的巨大的競爭壓力，和我所擔憂的以及在《精英的傲慢》一書里寫到的美國青少年是一樣的。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注意到我的學生們中間、那些成功進入哈佛大學的年輕人的問題。他們當然是很優秀的學生，他們當然在高中和更早階段就非常努力地學習。但是，他們同時也是他們的老師、父母高壓下的受害者。
你提到的中國現象和美國非常相似。在高考競爭中，那些勝出的學生來自富裕家庭、城市家庭的比例要高得多。在城市的家庭中，孩子們很小就被推進了“軍備競爭”，父母投入了大量的輔導時間，為他們請特別的針對輔導，所以有更大的獲勝可能性。美國也是這樣的。盡管大學招生程序的設置本意是為了某種智力篩選，但事實上，我們看到來自富裕家庭背景的孩子具有更多的優勢。在美國，長春藤名校超過2/3的學生來自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在普林斯頓和耶魯，來自全美財富排名前1%家庭的學生，要比收入居全美后60%的家庭的學生還多。隨著美國財富差距鴻溝的加大，這些經濟上的不平等也使得大學入學機會變得更加不平等。
在中國和美國，青少年所承受的已經不僅僅是大學入學競爭的壓力，它也反映了某種社會不平等。我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在美國，家境富裕的學生是如何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名校招生錄取中更具有優勢的。
我看到中國官方在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通過“雙減”政策，包括限制學校布置作業的數量，尤其是在更早的小學、初中階段。這樣，孩子們可以有一個更平衡的生活，而不是全部時間都花在學習上、缺少足夠的睡眠。他們能有更多出去玩耍的時間，參加體育活動，學習樂器，作為一個人完整地成長?！半p減”政策的另一內容是嚴格規范營利性的校外教輔機構，這應該是一種為高考建立更大機會公平的努力。在我看來，讓學校減少家庭作業是一件好事；規范營利性的校外教輔機構，給那些成長背景處于劣勢的青少年提供更大的機會，我認為也是很好的。
但是，我認為僅靠“雙減”政策，對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是不夠的。美國面臨的問題和中國相似，真正的問題在于精英大學入學競爭帶來的壓力——因為一個孩子個人的未來、職業前景如此依賴于他能否在高考中表現出色、能否進入頂級名校。
因此，我提出一個挑戰性的問題——為什么我們讓大學、特別是精英大學成為我們在社會中獲取成功的最主要通道？那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除非我們做出改變，除非找到提供機會的更多路徑，給那些沒能進入頂級高校的年輕人更多的機會，除非我們找到給每一個人實現職業發展和工作機會（的辦法），否則這種高強度的壓力、強競爭的體系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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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版優績制是根據市場價值定義的”
人：但在中國，通過考試篩選精英的制度有著悠長的歷史。一個來自中下階層家庭的儒生，如果他能順利通過層層的科舉考試，就可以做官，成為擁有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社會精英。這也是一種“優績制”，或者說也是經由教育通道實現的“精英政治”。我們今天的版本和古老的科舉制有什么根本區別？
桑：我們今天的、現代版的“優績至上”的原則，和古代儒家的精英傳統的主要區別在于：首先，傳統儒家理念里的精英政治，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追求金錢，它主要是關于公共治理，關于如何成為一個有治理責任的公職官員——他要根據“社會的善”（social good）來治理，維持社會和諧，培養“民”的個性，提供某種道德教化。這是傳統儒家對精英政治的理念。
今天，我們談論精英政治、優績制，談論我們所見到的傲慢，經常會想到的是那些華爾街金融家、對沖基金經理、科技創業家，他們賺了幾十億的財富。然后，我們爭論他們是否配得這些市場所賦予他們的巨大財富。所以，現代版的優績制是根據市場價值、根據金錢來定義的“優績”。這跟傳統儒家對“優績”的理念非常不同，儒家的“優績”是關于公共治理、德性培養，是關于尋求“共同的善”（common good），塑造有美德的“民”， 而不是關于賺錢。傳統儒家對精英政治的理念帶有倫理和哲學的定義，和美德緊密關聯，完全區別于現代體系的精英政治?，F代版本的“優績制”是被市場的邏輯、被金錢所定義的，那就是我批判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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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是，現代的政治和過去已經完全不同了。譬如在實行選舉制的西方國家，民眾應以何種眼光選出他們的總統呢？
桑：理想地說，那些從事公共治理的人應該具有很強的倫理信念，他能夠識別什么是“共同的善”，根據“共同的善”的眼光來進行公共治理。?
不幸的是，這只是一種很難實現的理想狀態。很多美國人投票給特朗普，因為他們感到憤怒、對精英心懷怨恨，特別是很多工人對“贏家-輸家”之間越來越大的鴻溝感到憤怒和憎惡。特朗普利用了工人階層對精英的憤怒，對那些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的憤怒，對專業人士階層的憤怒，因為這些階層、群體都從全球化中受益，但美國的工人群體大多數沒有。大部分人收入停滯不漲，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很多人感到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們輕視他們、不尊重他們。
2016年，大量的工人投票給特朗普，不是因為他代表著“共同的善”，而因為他們感到憤怒，對那些高學歷的、傲慢的精英心懷憎恨，因為這些精英并沒有根據“共同的善”來進行治理。相反地，他們使得不平等的現象更嚴重了。
2017年，桑德爾在北京大學演講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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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實上，2016年特朗普的上臺和之后發生的種種，包括2020年大選波折和國會山暴亂，讓中國的知識界極為震驚和困惑。大家都試圖理解美國社會到底怎么了，對此有大量的討論，也有很多書籍被引進，包括亨廷頓對美國國族認同問題的闡述，經濟全球化角度的解釋，以及您所提出的“優績的暴政”。在種種因素里，您個人會怎么排序？
桑：我認為特朗普的崛起有兩個主要的支持資源。一個是他迎合了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不幸的是，美國民眾當中會有一些人被種族主義、仇外情緒所吸引。他大肆煽動種族主義，尤其是對移民的偏見。很多選民被這種丑惡的心理所吸引。
我認為第二個支持資源也許更強大——幾十年來，“贏家”和“輸家”之間的鴻溝不斷加深，撕裂了整個美國社會。這種分裂不是通過分割的方式，而是通過腐蝕掉原本把整個美國社會凝聚起來的內聚力。這是原因之一，但不只是伴隨著人們收入、財富的不平等，還有社會上對成功態度的改變。那些攀爬到最高層的人們認為：他們的成功來自自己的奮斗，是對他們優績的衡量尺度，他們因此配得市場經濟所賦予他們的一切。
他們因此相信：那些在經濟全球化中陷入困境的、被丟下的人同樣配得他們自己的壞命運。這就把我們帶回到了“優績的暴政”，精英的傲慢。它讓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看不起那些受教育較少的、不那么走運的人。這就導致日益增長的怨恨、憤怒。特朗普能夠利用底層民眾對精英的不滿，這是他贏得大選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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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在一個允許用市場價值定義‘共同的善’的世界”
人：您在書里嚴厲批評了美國過去四十年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奧巴馬和希拉里，指出美國現代版本的精英政治是技術專家型的，是以GDP為導向的，認為他們要對當下民粹主義的崛起負責。問題是現代政府的職能已經變得非常復雜，政治家們都不得不依賴某些專業領域的專家，就如奧巴馬政府那些哈佛畢業的、高學歷的、經濟或金融方面的專業人士。當我們談到今天任職于行政體系的專家，您會如何定義今天的“實踐的智慧”（practical wisdom ）和“公民的美德”（civic virtue）（注：亞理斯多德提出的概念）？
桑：今天，我們傾向于認為：有專業之長的專家們是最有資格來做公共治理的。但是，光有專業能力和知識還不夠，因為技術官僚的知識里缺少“實踐的智慧”，缺少“公民的美德”。我們之前討論了古代儒家的理念，談到什么人有資格來治理。參照傳統儒家的理念，技術官僚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他們缺少對價值、美德、個性形成的理解。在“實踐的智慧”和“公民的美德”里，需要對“共同的善”具備道德的判斷力。
這種資格，甚至那些最了不起的經濟學家、科學家都未必具備。這屬于倫理的范疇，而不只是技術官僚的范疇。這是技術官僚和真正的政治家之間的區別。
近幾十年來我們面臨的問題之一，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允許用市場價值來定義“共同的善”的世界。但是，我認為在世界上不同國家的社會里，包括美國、中國，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單純追求GDP最大化，并不能通向“公共的善”（public good）和獲得“共同的善”。因為GDP是一種基于市場邏輯的價值，它主要關心的是經濟的增長。而我們已經看到：即使經濟增長了，當社會不平等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時，就很難去維系社會凝聚力、保持社會的和諧。
我認為中美兩國的社會都已經開始對那種單純由市場驅動、技術官僚定義的“公共的善”進行重新再思考了。我主張：“共同的善”是和歷史傳統、“實踐的智慧”、“公民的美德”、性格的形成相關聯的。它不能單獨由某個X來提供方案，不能單獨由經濟學家或者金融專家來提供方案。它需要的是那種具有美德、判斷力的人，他們具備富有人性的判斷力來識別“整體的善”、“個體的善”、作為社群整體的“善”，并尋求一種德性教育。
我們都意識到我們不只是消費者（記者注:如果純粹按經濟學和市場邏輯，那就把民眾視同消費者）。我認為，在我們的大學里，尤其是那些以培養未來領袖為目標的大學里，只教授一些技術官僚式的專業知識是不夠的，只學科學或者經濟學是不夠的，未來領袖們也需要學習哲學、批判性思考、倫理學、道德傳統和“共同的善”。在過去，這曾是公共治理的一部分。我們要教育給下一代人的，不僅僅是技術官僚式的專業知識，還需要公共治理所需要的人性判斷力、實踐的智慧、美德，以達到“共同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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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傲慢，作為美德的謙卑
人：您嚴厲批判了那些高學歷的、取得事業成功的社會精英身上的傲慢，也探討了這背后的神學和新教倫理演化歷史。如果驕傲是一種持久的人性誘惑，在一個馬克斯·韋伯所謂的“祛魅”的現代社會里，個人如何合理地放置個人奮斗的那部分呢？如何在大膽追求個人抱負的同時，又得以保持謙卑呢？
桑：這確實是個難度很大的挑戰。在《精英的傲慢》里，我確實強調了謙卑。對那些成功的人來說，謙卑尤其是一種重要的美德。美國社會當下問題的原因之一是我們今天沒有足夠的謙卑。那些成功人士，特別是那些賺了很多錢的人，包括對沖基金經理、華爾街的銀行家，他們相信成功來自于自己的努力，他們因此配得市場給予他們的所有好處。
但是，這種態度忘了運氣的因素，忘了在我們獲取成功的過程中，運氣是如何起作用的。這種態度也忘了他人為我們付出的，包括我們的父母、家人、老師、社區、國家。在今天，存在著一種傾向：認為我們是白手起家、自給自足的，我們配得我們的成功，成功來自于我們的個人奮斗。那是我所批判的。當我們提醒自己運氣在我們人生中所起的作用，數算我們所得到的好運，這有助于保持某種謙卑。
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所獲的一切都來自于個人努力，相信自己是白手起家的，當我們看到那些身陷困境、運氣差一些的人，就很難去認同或同情他們。我很可能認為那些窮人只是不夠努力工作，因此不值得我去幫助或得到社會的幫助。
但是，如果我記得運氣、幸運讓我有可能成功，這將更容易站在他人的立場去理解和體會。當看到那些在困境中掙扎的人們，因為出生的偶然或者命運的神秘，我就會對自己說：“那樣的厄運也可能發生在我身上?！币虼?，我會對“共同的善”負有義務，有義務去幫助那些運氣欠佳的人，而不是對比自己的成功，然后沾沾自喜。
謙卑可以來自對人生中運氣因素的覺察，或者意識到是上天恩典使得我得以興旺。謙卑能夠讓我們對那些境遇不幸的人施以慷慨，能夠通往“公共的善”，能夠醫治因為“市場社會”產生的不平等所導致的社會裂痕。
2018年，桑德爾參加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公主獎頒獎典禮，西班牙國王為他頒發社會科學獎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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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是，教授，您的個人故事恰恰是最典型的當代“贏家”版本：一路的優等生，校辯論隊辯手，牛津大學羅德學者，29歲就在政治哲學界奠定了個人地位，然后是哈佛的明星學者，如今是享受全球知名度的超級巨星。我很想知道您本人是如何對付…我可以把它稱為“精英綜合癥”嗎？類似癥狀有：傲慢，對失敗的恐懼，強烈的競爭攀比意識，以及為下一項目成就的持久焦慮。
桑：你說得很對。我必須承認我就是我所批判的精英群體里的一員。我在哈佛教書，擁有各種各樣的優勢和特權。我擁有某種特權能在全世界范圍旅行，包括多次到訪中國，去過中國的很多地方。
是的，我必須承認我就是精英里的一份子。但是，我希望我身上沒有很多精英人士流露出來的那種傲慢，因為對我來說：我所獲取的成就，是一路上他人的大量幫助、運氣、幸運和機會的共同結果。
我成長在一個富裕的家庭，我的家人一直鼓勵我做各種探索嘗試，鼓勵我重視教育，對我的教育非常關心。我很幸運地遇到了很多好老師，從我少年時一直到讀研究生階段、做博士論文，我從這些老師那里學到大量的知識。我也從我的家庭成員、老師們以身作則的榜樣身上，學到了如何培養良好的性格、誠實和正派。所以，我意識到：對我所取得的成就，我不能把它看作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奮斗，我把它看作是建立在很多幸運的人生經歷之上的。
因此，我認為所有的社會精英都有責任和義務把自己獲得的成果拿出來，和他人分享。你也許知道，我的一個小分享嘗試是把我在哈佛的《正義》課拍攝錄制下來，放到網上向所有人免費開放。我認為，任何一個人如果在某個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他應該有足夠的謙卑意識把他所得的和他人共享，不管這種所得的具體來自于哪種（先天/后天）優勢，他擁有它已經是一份足夠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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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那些擁有巨大財富的人給予了太多認可”
人：您特別強調“貢獻的正義”（contributive justice）。當我們談到“貢獻的正義”，會不會給干涉他人的生活留下一個后門，可能會給侵犯他人的個人權利和選擇以自由？
桑：我認為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機會為“共同的善”貢獻自己的那一份，不管是通過他們的工作，養家，或是服務他所在的共同體。這就是“貢獻正義”。但“貢獻正義”也意味著社群應該對每個人貢獻的那一份給予尊重、承認，這就是我所說的“工作的尊嚴”。
“貢獻的正義”是指為“共同的善”、“公共的善”做出貢獻。是的，它確實可能給某些人一個借口去干涉他人的生活，侵犯他人的自由。但“貢獻的正義”本身是要求：沒有人可以被剝奪為社群工作、服務的機會。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機會。當人們在做重要的工作時，或者為社群做出有價值的貢獻時，他們就應該被肯定、得到應有的獎賞。他們不應該被忽視，僅僅因為他們沒有大學文憑。那是我反對的。
所以，我提出“貢獻的正義”是互惠的，每個人都有機會工作、參與到為“共同的善”做出貢獻，而社會則要對每個人作出的那份貢獻給予認可和尊重，而不是只對那些最出名的人、或是我們社會中那些賺了很多錢的人，像對沖基金經理、高科技創業家們。我認為我們對那些擁有巨大財富的人給予了太多認可，而對那些沒上過大學但努力工作、造福于他們周圍的人所做的貢獻，給予尊重和認可遠遠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