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 為全球幾千萬人開課——一位公共哲學家的誕生

1971年，洛杉磯西部帕利塞德區，18歲的邁克爾捧著一個飾有漂亮蝴蝶結的白色禮盒，走向一棟位于懸崖的豪華住宅。

他長著一頭深色卷發、身材纖細，是帕利塞德高中的學生、校學生會主席、辯論隊的辯手。白色禮盒里裝著一袋6磅重的軟心果汁糖,還有一封邀請信——邀請時任加州州長羅納德·里根來他就讀的中學參加一場公共辯論。

在州長住宅的私家車道入口處，他看到一個崗哨，州警們牽著幾頭大型德國牧羊犬來回走動。當時正是越戰時期，美國西海岸成為反越戰運動的大本營。里根是公開支持越戰的強硬分子，因此經常成為反戰大學生們抗議、襲擊的對象。

州警們狐疑地打量著這個面孔稚嫩、身體明顯還未完全長成的男孩，盤問他的身份和來意，反復檢查禮盒，把里頭的糖果袋上下左右來回按壓。確認沒什么問題后，終于給他放行。

邁克爾走向大門、按了門鈴，彬彬有禮地介紹了自己的來意，留下了那個已被蹂躪得變了形的白色禮盒。

幾天后，帕利塞德高中接到一個來自州長辦公室的電話——對方告訴他們，里根州長決定接受邀請來參加公共辯論，和中學生們就一些彼此有分歧的問題進行交流對話。唯一的條件是，事先不得對外公布這一消息——因為他們擔心附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激進大學生會跑到現場丟雞蛋、砸西紅柿。

少年邁克爾美夢成真了！

?

?

想打敗未來總統的少年

邀請里根州長來中學參加公開辯論的念頭，源自邁克爾·桑德爾當時對時政和辯論的狂熱。當時，他是學校里很厲害的辯手，對自己的觀點和辯論技巧非常自信。

州長里根一家也住在帕利塞德區，他當時是來自共和黨右翼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而邁克爾和帕利塞德高中的學生幾乎清一色持左翼立場，和他們的州長在所有重大問題上觀點迥異：從越戰，到聯合國，到年滿18歲是否應該擁有選舉權等等。

“我當時很確信自己能夠把他辯倒、說服?！彼竽懙亟o州長辦公室寄去了一封邀請信，大意說——他所在社區的中學生們在很多問題上和他有觀點分歧，現在有一個公開辯論的機會，他們很榮幸能聆聽他的想法和意見，和他就這些問題進行交流、探討。

信件寄出后，石沉大海。

一天，邁克爾的母親在閱讀雜志時，讀到一則報道說里根州長愛吃軟心果汁糖。他忽然有了一個主意，立刻跑到糖果店去買了一袋6磅的軟心果汁糖，把它裝進一個白色禮盒，打上一個漂亮的蝴蝶結。

之后的故事就像開頭那樣發生了。在預定公開辯論的日子，里根如期而至，出現在帕利塞德高中的禮堂里。在2300多名高中生面前，邁克爾和未來的白宮主人展開了觀點交鋒。

邁克爾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向對手拋出了精心準備的“炸彈”。然而，他發現自己一點都沒傷到里根，甚至連“拳擊手套都沒碰到他”。對他拋出的每一個咄咄逼人的問題，里根都以一種優雅、帶著輕松幽默感和富有條理的方式回應。辯論進展到開放現場提問的環節，同樣的情況又發生了：盡管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基本都是和州長觀點不同的，但是，里根對每一個問題都以一種令人吃驚的、令對手迅速瓦解武裝的方式給予了回應。

一個18歲的高中生挑戰了未來的白宮主人、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鷹派、一個即將對美國乃至整個世界格局的走向產生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

對這位未來的哲學家而言，這將是他人生諸多高光時刻的一個序幕。

?

?

故鄉明州的公民傳統

中學期間，邁克爾·桑德爾是一個內斂、同時非?；钴S的學生，他是學校的優等生，熱衷參加校內公職競選，喜歡辯論，擔任過班委會主席、學生會主席。他后來把始于少年時期的對公共事務的熱心和關切，歸因于故鄉明尼阿波利斯公民傳統的潛移默化。

1953年，邁克爾出生在美國中西部明尼蘇達州的一個猶太裔家庭，在該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郊區的霍普金斯長大。采訪中，他向我總結如何保持謙卑的秘訣之一：數算自己的幸運，其中一條是“從小家境優越”。而來自家庭的信仰傳統，則為這顆年輕的心靈提供了一個倫理的框架。

明尼蘇達州是北美新大陸最早的殖民拓荒地之一，長久以來就有著對政治“古怪而活躍”的熱情。統計數字顯示：2004年美國大選，明州選民的投票率高達77.3%，居全美第一。作為該州政治文化中心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著濃厚的公民參與傳統，曾出過一大批活躍于美國政壇和公共生活、同時又特立獨行的標桿人物。

小邁克爾喜歡打棒球，是社區少年棒球隊的成員，他很享受場上場下和伙伴、鄰居、市民們一起為球隊的精彩表現合力歡呼的時光。因此，他從小就自覺是社區核心成員的一份子。這后來成為他哲學思想的底色——強調和社群、共同體的連接，認為“共同的善”（common good）要優先于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桑德爾13歲時，他們一家搬到了西海岸的洛杉磯市。這是一個繁華喧鬧、人來人往、流動頻繁的大都市，被邁克爾后來描述為文化上是“個人原子化的，無根的”，迥異于明尼阿波利斯。但在當時，這個13歲孩子的最大悲傷是，從此他得在遠處支持他心愛的家鄉棒球隊——明尼阿波利斯雙子隊。

桑德爾一家住在洛杉磯西部的帕利塞德區，這里面向太平洋，風景宜人，自1920年起就是著名的富人區，許多醫生、律師、企業家、政要和社會名流都選擇定居于此。邁克爾先后就讀于當地的公立學?！晾鲁踔泻透咧?。

在精英子弟云集的帕利塞德高中，校方奉行“優績至上”的教學理念，對學生的學業表現緊密跟蹤，并進行分類。AP課程班（類似中國的快班或跳級班, 學生修高級課程，可取得大學同等程度課程的學分）的孩子們大部分時間被安排在一起上課。同學間競爭之激烈，后來被桑德爾描述為“已經到了不太健康、不太可取的地步”，成為他多年后批判“優績的暴政”、揭示它給輸贏雙方帶來的傷害的動因之一。

中學期間，邁克爾發現自己對政治和歷史很感興趣。從帕利塞德高中畢業后，他去了東海岸的布蘭迪斯大學主修政治學。布蘭迪斯大學是一所以人文學科為特色的小型研究型大學，有猶太裔背景，是波士頓地區五大名校之一，尤以其本科生教育為特色。

?

?

一個實習記者的巔峰體驗

?在布蘭迪斯大學，桑德爾過得非常愉快。學校實行小班制授課，學生因此和教師有大量的交流、探討機會。他主要學習政治制度、歷史、經濟和其他人文學科。他的本科論文寫的是美國政黨的衰弱。

此時，哲學的魅力對年輕的邁克爾還沒有顯現。大一時，他選修了一門政治理論課，老師們開出一張長長的、關于過往著名思想家著作的書單，包括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康德、黑格爾等等。這些書讓他感到乏味、晦澀、抽象，離他感興趣的話題非常遙遠?！八晕耶敃r認為政治哲學不適合我，我對具體的、現實性的東西興趣更大?！?/p>

而現實中的政治活動，大概沒有比正在進行中的美國總統大選讓一個政治學專業的學生更興奮的事了。

大一時，桑德爾就擔任了大學廣播電臺的負責人。電臺的頻道信號很糟糕，但它給了這個年輕人一張媒體采訪證。憑著這張采訪證，他開始以記者身份大搖大擺地去體驗自己當時最感興趣的政治熱點事件——197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1974年，大三結束的那年暑假，桑德爾向所有他能想得到的報紙都投了實習申請。最后，休斯頓的一家報紙給他提供了一個在華盛頓分社的實習機會。這是一個美夢成真的機會——那年夏天，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正在對尼克松彈劾案舉行聽證會！

更幸運的是，該報的華盛頓分社規模比較小，大概只有五名記者，人手頗為緊張。這使得這位實習生也能夠坐在國會旁聽彈劾聽證會，出入最高法院舉辦的聽證會現場。

此時，一枚重磅定時炸彈爆炸了。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掌握了一個新的情況：尼克松從1971年年初起，為記錄與手下的談話和電話內容，下令在白宮辦公室里安裝竊聽系統。他自己還保留著這些對話錄音。負責調查水門事件的特別檢察官發出傳票，要求總統交出這部分錄音。最高法院不得不對尼克松是否必須交出這些錄音帶作出裁決。

當時，全美幾乎所有媒體都涌到了華盛頓的國會山上，大多數媒體不得不每兩家分享一個聽證會的席位。桑德爾不得不每半個小時和一家底特律報紙的記者輪換上場，然后趕回報社發事件進展的最新報道。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聽證會期間，委員會開始逐步對外公布這些作為證據的錄音內容，一次公布兩到四卷，共有幾十卷。這些都是十分關鍵的事實證據，透露了誰在什么時候、對誰、說了什么話、總統本人到底對支付給竊聽案參與者的封口費知道多少等等關鍵信息。

桑德爾于是自告奮勇地提出可以為報社整理、篩選這些錄音文件里的重要信息。每天，他到國會山去領取屬于他所在報社的那份材料，從一大堆材料中搜尋新的猛料。

隨著8月迫近，桑德爾開始擔心自己來不及全程旁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如何展開、發展和收尾，就得趕回學校上課。

1974年8月8日晚，尼克松面向全美發表電視演說，宣布辭去總統職務，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聞而下臺的總統。與此同時，他的副總統福特在國會參眾兩院面前宣誓就任總統。

站在眾議院的走廊里，桑德爾親眼旁觀了福特宣誓就任總統的過程。在8月底趕回波士頓前，他終于給自己報道的故事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桑德爾回到校園，上課、讀書、寫畢業論文。

一天，他的一位教授忽然對這個看起來很能折騰的年輕人建議說：羅德獎學金的申請日期馬上要截止了，“你為什么不去申請一下呢？”

由英國政治家、商人塞西爾·羅德于1903年創設的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是歷史最悠久、最負盛名的國際獎學金項目之一，有“全球青年諾貝爾獎”的美譽。每年，該獎學金委員會從全球選拔一百多位羅德學者，資助他們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深造。迄今，羅德學者中已產生了四十多位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領導人、三十多位著名軍事家和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

他被幸運地選中。

?

?

最終，和政治哲學墜入愛河

在牛津大學的第一年，桑德爾開始有了自己核心的關切——社會公平、正義。

第一學期，他開始做一個福利經濟學課題，想以一篇論文解決一個問題——如何把對平等的關切放入社會福利機制里。同時，他還選修了一門哲學輔導課，目的是為他所關注的具體、現實的問題搭建起一個理論框架。

他的經濟學導師對他提出的構想頗為贊許，認為可以發展成一篇有創見的博士論文。但對他指導最多、和他關系最密切的哲學教授Alan Montefiore卻說：“不，如果你真的對公平問題感興趣，你必須讀康德，你必須認真嚴肅地對待哲學?！?/p>

1975年12月，桑德爾在牛津的第一個長達六周的假期到來。他和一幫研究生一起到西班牙南部研讀休假。和他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數理經濟學家，兩人想合作把這篇福利經濟學小論文發展為一篇文章。此外，桑德爾還隨身帶了四本哲學書：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漢娜·阿倫特的《人類的境況》、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和羅伯特·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

當時，有“綠魔”之稱的《正義論》出版到第四年，它從哈佛大學發端，隨后風靡整個西方思想學術界，成為當時政治哲學界最轟動的巨作。羅爾斯的哈佛同事羅伯特·諾齊克隨后寫了《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從古典的、激進的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反對羅爾斯對平等的“過分偏愛”，成為當時對《正義論》的一個主要回應。

在西班牙南部的晚上，桑德爾和朋友一起研討、修改那篇“很有前途”的經濟學小論文。早上，那位喜歡通宵達旦讀書工作的朋友呼呼大睡時，他就自己一個人讀哲學書。

休假結束回到校園，他終于聽從Alan Montefiore的建議，選了康德哲學的指導課，接著是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洛克、盧梭、黑格爾、早期馬克思、亞里士多德以及斯賓諾莎的課程。他發現自己逐漸淪陷，徹底愛上了哲學，“再也沒有辦法逃避”了。

桑德爾后來回憶說，他從一開始投身政治哲學，就并非純粹出于對抽象哲學的熱忱。至于最后如何陷入愛河，“只是當我開始看到了它們是如何觸及到我所關心的那些問題”，“我意識到只有通過學習哲學，我才能夠真正通往這些問題?！薄蔷褪枪?、正義和“共同的善”（common good）。

?牛津期間，對年輕的桑德爾思想影響最深遠的，是加拿大籍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Margrave Taylor）。

查爾斯·泰勒是晚近西方特別是英美道德哲學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社群主義的主將，1970年代以來，以其對黑格爾哲學的再解讀、對原子主義式的消極自由的批評、對社群價值的強調、對西方文化中自我認同觀念發展的梳理、對承認的政治的研究以及對文化多元論的論證，強烈地影響著西方思想界。

在泰勒的指導下，桑德爾繼續系統地學習政治哲學，在第四年完成了博士論文。這是一篇對從康德發端、由羅爾斯發展成熟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批判。1982年，他在這篇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繼續完善、發展，出版了他個人的第一本學術著作——《自由主義和正義的局限》。

該書問世后，可以“一鳴驚人”來形容它在學術界引起的關注度和理論震蕩。這位年輕的博士在當代政治哲學界迅速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一位青年學者甚至以“出道即巔峰”來形容桑德爾的成功。

?

?

正義，權利，共同的善，還是美德？

政治哲學有三個重要問題：政府應該存在么？若政府應該存在，一個美好的政府應該如何組成？若一個美好的政府應由民主組成，這個社會應該如何運作，或具備什么指導原則？

對于第三個問題，從1980年代到1990年，西方政治哲學界最主要的爭論之一發生在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間。雙方爭議的焦點在于：作為人與人的關系基礎，作為考慮政治、社會制度安排的出發點，應該是正義，是共同的善（common good）,還是美德?

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被公認為自由主義在西方政治哲學領域的一次巨大貢獻和突破。而桑德爾的《自由主義和正義的局限》則被認為是社群主義群體批判羅爾斯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1971年，50歲的哈佛政治哲學教授羅爾斯完成了他個人學術生涯的第一部著作《正義論》。這本綠封皮、厚達六百多頁的書一經出版，立即風靡哈佛校園，被贊譽為復興西方政治哲學的扛鼎之作。當時，羅伯特·諾齊克預言說：“從今以后，政治哲學要么在羅爾斯的理論內做，要么必須解釋為什么不這樣做?！?/p>

之后發生的一切，百分之百印證了諾齊克的預言——此后整整半個世紀，在思潮涌動、群星璀璨的全球思想學術界，無論是諾齊克、法學大家羅納德·德沃金，還是以“公共交往理論”揚名天下的尤爾根·哈貝馬斯等一干重量級思想人物，都緊緊圍繞著羅爾斯的議題展開討論，提出質疑和挑戰。而桑德爾對羅爾斯發起的批判被認為是社群主義陣營對《正義論》的最重要、最尖銳的回應。

可以說，桑德爾的主要學術思想是緊緊圍繞著羅爾斯的“正義論”展開的。凡是上過哈佛公開課《正義》，或是讀過桑德爾面向公眾的政治哲學普及書《公正》、《金錢不能買什么》、《精英的傲慢》的，都會聽到這個被他頻頻提起的名字。

羅爾斯的《正義論》立論宏大、思想深邃、論證嚴密，而桑德爾的批判論證過程也極為精妙和復雜。接受采訪時，多位政治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都坦承：研讀這兩本著作頗為吃力，至今都沒有十足把握說自己真的把兩位“大神”的思想給消化了。

簡單地說，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核心理論想解決一個問題：在一個像美國或者大多數西方國家這樣的多元社會里，當人們對何為“美好生活”有不同看法時，憲法或者法律就不應該對“美好生活”（good life）的某個特定觀念進行描述。在尋求建立一個公正社會時，人們應該尋找這樣一個權利（right）框架——它對人們持有的特定道德和精神信仰是保持中立的。

羅爾斯創造性地提出“無知之幕”的方法論，以解決人們應該如何思考并達成正義原則。他主張人們應當通過想象自己站在“無知之幕”的背后——不知道自己具體是誰，強壯或弱小，健康或有疾，富?；蜇毟F，不知道自己的種族、宗教信仰以及性別，對“善”持何種觀念，有怎樣的價值排序。在這樣的處境下，人們會選擇怎樣一套原則來治理我們的共同生活？

“以這種方式來思考正義，是尊重每一個人是自由的、獨立的個體，有能力選擇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目標，不受由歷史、傳統或者所繼承地位帶來的身份的界定或影響。這是羅爾斯非常強有力的理論?！鄙５聽栔赋?。

在1980年的成名作里，年輕的桑德爾提出的批判是：盡管羅爾斯的雄心可以理解，但要在對定義何為“美好生活”（good life）的眾多競爭性觀念中完全保持中立，然后得出正義（justice）和權利(right)的原則，是不可能的。

桑德爾后來如此描述自己的核心觀點：在人們進入“公共廣場”就正義和權利的意義進行辯論時，如果要求他們應該先把自己的歷史、傳統、文化、道德和宗教忠誠這些個人信念都遮蔽掉，就會失去某種關乎倫理、公民性的重要東西?！八?，我提出：當我們作為公民在一起對正義和權利的意義進行推理、思考時，我們不應該把我們的倫理、精神方面的傳統、信仰、觀念擱置在一邊。 相反地，我們應該利用它們，使用這些伴隨著我們的對‘美好生活’的觀念?！?/p>

桑德爾認為羅爾斯把個人的個體性和權利放到了不恰當的優先地位，忽視了人的集體性和共同性。其理論的出發點是孤零零的人，他們惟一追求和考慮的就是自己的權利。他論證說，羅爾斯把權利(right)置于“善”(good)之前，預設了一種對于人性和自我的形而上學觀點，也就是說，在羅爾斯的眼里，人是脫離環境沒有經驗特征的存在物，一心捍衛自己的正當權利，只從個人角度考慮“什么是我的”，毫不關心“我是什么”。

這是一種和羅爾斯針鋒相對的主張，他主張用 “共同善（common good）的政治學”代替以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為核心的“權利政治學”。

以謙遜美德著稱的羅爾斯留意到了這位后輩對他發起的尖銳的攻擊。在1993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政治自由主義》中，他對自己的“正義論”做了進一步修正和發展，對包括桑德爾在內的一些重要批評意見進行深思熟慮后的回應。他修改了自己立論的哲學基礎，承認了“多元的善”，而非《正義論》里“同質的善”，并且提出“交疊共識” (overlapping consensus)的觀點，即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們在政治公正方面分享一致看法的那一個共同部分。但他仍然堅持權利（right）優先于“善”（good）的原則。

因為對“共同的善”（common good）、對社群的責任和義務的強調，桑德爾常被人們歸入“社群主義”陣營。這一陣營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他牛津時期的導師查爾斯·泰勒、邁克爾 ·沃爾澤 (Michael Walzer)、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阿米泰·愛茲安尼 (Amitai Etzioni)。但桑德爾本人對“社群主義”的標簽一直有所保留。他后來解釋說，這個標簽暗示當一個社群的多數人認為什么是正義，正義的定義就是什么。這會導向純粹的多數主義。他以實行種族隔離制時期的美國南方為例，當時這個社群的大部分人認同種族隔離制度的觀念，但這并不能使這一觀念“正當化”。

“所謂正義，是必須有能力對現有通行的做法和觀念進行批判，它不應該去維護任何一種價值觀，只因為它正好某個時候在一個社群占主導地位。那是我拒絕‘社群主義’標簽的原因?！?/p>

2009年，正在清華大學哲學系讀博士的朱慧玲到哈佛大學訪學，她當時正在以桑德爾的政治哲學思想為主題做博士論文，與桑德爾相約見面討論。第一次見面時，她說更應該把他的思想定位于“公民共和主義”，即一種強調自治、公共參與和公民德性的政治哲學。

“他當時眼睛一亮，問我說你真的這么認為么。我非常贊同你這個說法?！敝旎哿嵝χf。此后，她兩周一次到桑德爾的辦公室和他討論問題、進行學術對話，逐漸和桑德爾一家建立起非常密切的聯系，后來在桑德爾的推薦下翻譯了他的多本著作，還于2015年底擔任了《公正》公開課中國區的主持人。

1982年，獲得劍橋哲學博士學位的桑德爾回到美國，進入哈佛大學政府學系教授政治哲學。那時，一個完全無哈佛背景的年輕學者拿到哈佛大學的教職是非常少見的。他能獲得這一教職，正是憑著他那本批判羅爾斯的成名作。

在這座頂尖學術殿堂里，這位年輕講師的辦公桌被安排在Littauer中心的地下室里。

一天，地下辦公室的電話鈴響了。桑德爾拿起話筒，電話那頭有個聲音說：“是邁克爾·桑德爾么？”桑德爾說：“是的。您是？”對方回答說：“我是約翰·羅爾斯，R- A- W- L- S，好像怕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然后他說他得知我已經到哈佛了，所以打電話來看看我是否愿意和他共進午餐?！?/p>

“我們一起吃了午飯，他自始至終對我非?？犊艿?，盡管我批判了他的理論?！吧５聽柡髞砘貞浀?。

“桑德斯劇場的蘇格拉底”

桑德斯劇場大概是全球最廣為人知的哈佛場館——通過網絡，數千萬從未有機會到訪哈佛校園的學習者仿佛置身于劇場，和年輕、驕傲的哈佛學子在“正義課”一起學習、思考，同時接受來自桑德爾的蘇格拉底式發問和挑戰。

它也是美國歷史上最悠久的劇院之一，以其獨有的設計風格和聲學條件聞名，擁有1166個席位，整座劇院呈半圓形，保持了觀眾與舞臺之間的親密性。19世紀到20世紀以來，許多學術泰斗、國際政要和文學巨匠都曾踏上桑德斯劇院的舞臺，包括溫斯頓·丘吉爾、西奧多·羅斯福、馬丁·路德·金等。

1990年代中期，桑德爾在桑德斯劇場開講“正義課”。這是一門面向本科生的政治哲學導論課?！罢x課”后來成為哈佛大學歷史上最熱門、影響力最大的本科生課程之一，注冊人數之多創下了哈佛的歷史紀錄，桑德爾也因此獲得哈佛大學“卓越教學獎”。

在課堂上，桑德爾開創性地革新了教學法：通過設置火車撞車和救人、器官移植、代孕等一系列道德選擇困境，他采取蘇格拉底式的發問，挑戰、引導學生參與公共對話和辯論，進而令他們反思自己的選擇背后的價值和信念，由此帶領他們通往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康德、邊沁、洛克、羅爾斯等哲學大家的思想。

?對于自己獨特的教學法，桑德爾解釋：“我總是想把哲學和現實世界連接起來，作為一種啟發、理解我們所遭遇的爭論和困境的方式，無論是在政治生活里，還是來自我們每一天的具體生活。把哲學和真實世界相關聯的興趣，促使我在教學中不采取自己站在講臺上講課的方式，而是在授課過程中把問題、挑釁、挑戰拋向學生，邀請他們在學習過程中自己來作出回應?！?/p>

桑德爾認為，一旦學生對他們生活的倫理維度有了批判性意識后，他們就和過去不一樣了?！斑@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職業或事業方向，但它指向生活、世界的方向。如果課程掌握得好，學生看待世界和他們自己的位置會和過去不再一樣。無論他們的職業是什么，追求什么，他們對道德、公民性的可能性和困境會有覺察，而在過去他們也許是忽略了?！?/p>

?

?

把世界變成“桑德爾的全球公共辯論廣場”

在全球范圍內，桑德爾是最早使用新技術把哲學推廣到象牙塔之外的先鋒人物。

2008年左右，他和哈佛大學、美國公共電視臺（PBC）合作，剪輯、制作了他在桑德斯劇場教授《正義》課的現場錄制片，在全美播出，把頂尖名校的熱門課堂向公眾開放。2009年9月4日，他把一共12集的《正義》上線，向全球所有人免費開放，成為哈佛大學歷史上第一門網上公開課。

《正義》公開課隨后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擴散。在桑德爾的引導下，有趣的道德困境選擇、新奇的蘇格拉底式發問，以及對不假思索的選擇背后的價值、觀念和哲學觀的反思，吸引了包括我和我身邊幾乎所有同學朋友在內的全球各地高校學生觀看、學習。據哈佛大學提供的統計數據，全球共有幾千萬人次觀看了這一課程。

在采訪中，桑德爾向我回憶：《正義》公開課最初只是一個實驗，因為那時網絡公開課還沒有流行起來?！拔覀冏鲞@個實驗的出發點，是想看看能否用新技術把哈佛的課堂對社會開放，這樣世界各地的學生，不只是學生，任何地方的公眾，只要他有電腦和手機，就能看到我們在哈佛課堂上對倫理困境的學習和討論?！?/p>

“我當初的愿望是學習的機會不只屬于擁有特權的少數人，它也應該是一種‘公共的善’（public common），而不是一種私人特權。最初，我估計大概會有幾百人有興趣。所以，當全球有幾千萬人觀看哲學課時，確實讓我大吃一驚、大為震驚。這驗證了我們當初的愿望是正確的?！?/p>

這也為桑德爾打開了一扇接一扇把哲學帶向公共空間的華麗大門。

之后，他和英國BBC共同制作了“公共哲學家”系列。在這一專題中，他主持探討全球熱點新聞事件背后的哲學和倫理問題：其中一期是探討針對女性的暴力，事由是印度新德里發生了臭名昭著的強奸事件。在英國議會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宮，他主持了一場公眾和國會議員之間就民主問題的辯論。在巴西，他領導了一場關于腐敗和日常生活倫理的公共辯論，收看的電視受眾高達1900萬。在日本，他和NHK電視臺合作，召聚來自中、日、韓三國的學生一起討論歷史性過錯的道德責任問題。

2016年起，他和BBC合作第二個新項目，采用實時圖像連接技術實現全球公共討論。在這個名為“全球哲學家”的項目中，桑德爾領導、主持當下最棘手的有關移民和國界線、氣候變化、成功的倫理因素等話題的全球公共討論，“到場”的參與者來自三十多個不同國家。

這位哈佛明星教授最終走出了桑德斯劇場，把世界變成他的“全球公共辯論廣場”。

在過去十多年間，他在全球范圍內旅行、演講、主持各種公共對話。在首爾的一個露天體育場，他面對14000名聽眾演講。在東京，有關他的演講入場券在黑市被炒到500美元的高價——略顯諷刺的是，這正是他在《金錢不能買什么》一書和相關講座中所批判的。

他也多次到訪中國，每到一所高校，會場密密麻麻涌動著年輕粉絲，還有黑壓壓的人群擁堵在門口和窗臺，被一家英文報紙描述為“通常只有好萊塢明星和 NBA 球員才能享有的受歡迎度”。

在2016年接受哈佛校園刊物的采訪中，桑德爾說自己在計劃把研究、教學和新技術綜合運用起來，在全球范圍內推動公共討論，為超越國界、跨越文化的公民教育和公眾對話搭建平臺?！拔蚁肽苡袡C會使用技術來創建真正的全球公民教育是激動人心的，為哈佛學生，也為其他任何地方的學生和學習者，無論他們人在哪里，生活在何處?！?/p>

桑德爾會如何解釋自己在全球范圍如此持久的搖滾明星般的影響力呢？

他說自己真正看到的是一種普遍存在著的巨大饑渴，從美國到歐洲，從南美到東亞。

“（人們）渴望參與關乎倫理、精神領域問題的理性公眾辯論。在很多地方，這反映了公共討論的某種空白，也反映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教育體系嚴重依賴于自上而下的、被動性的學習?！倍倪@種授課和鼓勵公共對話、討論的方式顯得很新奇，“它在東亞顯得很新奇，在很多西方民主國家居然也很新奇。今天在美國，公共討論要么是狹隘的技術官僚層面的談話，要么是電臺談話節目、有線臺電視上那些叫嚷比賽，國會里上演的黨派之間互丟食物大戰。

“人們想讓政治是關乎真正重要的事，包括倫理性的、精神層面的問題。人們想讓公共生活比政治黨派、被收視率驅動的商業媒體所能提供的具有更大的意義?！?/p>

在一些哲學專業論壇，也有幾位年輕學人對桑德爾在學術生涯中后期沒有延續他《自由主義和正義的局限》、《民主的不滿》所達到的理論與學術高峰有微詞，認為他浪費太多時間去當明星學者了。

這似乎只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學院派知識分子要不要介入世界？以及，以何種方式介入世界？畢竟，政治哲學本來就是一門實踐哲學——從古希臘時期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到近世的洛克等人，他們在個人著書立說之外，指導君主、培養弟子、和城邦公民們在廣場上辯論，甚至直接參與政治行動。

參考資料：哈佛官方網頁，《哈佛公報》（The Harvard Gaz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