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博第四年，趙四仍覺得自己的博士身份有些難以啟齒。在社交場合中，需要向陌生人介紹自己時，她都支支吾吾，猶豫不決。
她懼怕說出自己“在讀博”后迎來的“哇”、“啊呀”等語氣詞。每次遇到這樣的情形，她都尷尬地用“腳趾摳地”。她更喜歡別人喊她趙四，這是她起的筆名，有“無名之輩的意思”。
博士生趙四內心覺得讀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沒有很厲害”。博士與其他人的區別只在于，這個人寫了一本論文，獲得了點知識。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意義?！斑@不代表你更聰明，更有智慧，也不代表你道德更高?！狈炊赡苁?，“這個人路徑依賴比較嚴重，沒什么自我，（利用讀博）逃避至今?！痹谮w四眼里，她屬于后者。
也許，更直接的問題是，決定讀博的人究竟在追逐什么？答案不盡相同。有人將博士學位作為進入高校的跳板；有人視之為唯一志趣，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還有人覺得自己的專業足夠浪漫，卻又下了不再從事學術工作的決心……
一個博士學位的完成，短則三四年，長則七八年。當一位博士研究生被授予博士學位、走向勞動市場時，很有可能的情況是，他/她兒時的同學早已結婚生子，工作十年有余。選擇學術道路就意味著選擇了一條不同于多數人的賽道，人生的時間軸、自我評價得另當別論。
這是一條看似光環無數、實則異常孤獨的賽道，往下走，很難望到頭。除卻精神層面的孤獨，博士們需要對抗的還有年齡焦慮與同輩壓力、漫長的未知、科研的無果、對學術體系的懷疑、追索意義感的失落，以及情緒問題，等等。懶惰，是其中最容易對付的。
當互聯網上有關“996”工作制的討論正酣時，這群人正獨自穿梭于實驗室、圖書館，循著“796”或是“10106”的時間表生活。但不同于別的崗位，許多受訪者強調，這是一類“只為自己打工的工作”——“做得多就收獲得多”。
近日，我們采訪了近10位博士，從他們的講述里，或許更能幫助我們理解，博士們的掙扎與堅持，孤獨與困惑，那些留下的人也未必比離開的人更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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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音樂學博士的思考
中央音樂學院錄取通知書的封皮是暗紅色的，經燙金工藝處理過的三行字妥帖地居于中央，上面寫著，“中央音樂學院的光芒將永遠照耀你的前程”。
收到錄取通知時，趙四意外地平靜。她14歲到北京，先后就讀于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和中央音樂學院。很多時候，她出入的不是音樂廳，就是國家大劇院，身邊相處的同學和老師很多曾在國際音樂比賽中演出成名。在這樣的環境里待久了，趙四有時感覺，“是不是我也還行？”但更多時候，她覺得自己活在名師、大家的陰影下。
她發現，身邊不乏沉迷于名校光環、精英氛圍的同學，許多人的巔峰時刻就是上了這樣一所學校，每逢校慶，“發幾張過去的校園照片，寫上‘母?！?，再配兩個哭泣的表情?！蹦切┪淖掷餂]提到的，可能是之后略顯平庸的人生。
▲趙四 圖/受訪者提供
趙四5歲開始學鋼琴時，父母便為她規劃好了以后要走的路，他們希望趙四學藝術。兩人沒想到，其實鋼琴對趙四的“摧殘也非常大”。
趙四討厭練琴?？贾醒胍魳穼W院附中前，專業課老師告訴她，以她的水平去考附中鋼琴專業，一定考不上。折衷考慮，她選了“需要看很多書，文章也要寫得好”的音樂學。后來升學也沒再換過專業。
讀碩士時，趙四的研究興趣是觀念史。簡單點說，就是研究“大家為什么沒完沒了地在演奏死去的人的音樂”。她當時想：“如果我讀博的時候繼續研究它，應該挺快樂的?！彼慌懦庾鲅芯?，知識的艱澀與追求知識時的狂喜令她著迷，她覺得這是逼自己讀晦澀理論的好機會。同時，她也被另一種念頭拉扯著。
這是一種迫切地想要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系的念頭。這股沖動牽引著她與過去乖巧、懵懂的自己決裂。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仰賴音樂學院的高雅與“離地”，趙四能做個不聞窗外事的乖學生，過著一種可預期的生活。對于音樂學以外的專業，她一無所知。實際上，她很早就迎來自己的迷茫期。由于對專業前景感到迷茫，她曾在“豆瓣”上認真提問：“高二，音樂學，畢業后除了在象牙塔搞搞學術，都能干啥？”
趙四的確做過一些嘗試。比如說，在古典藝術經紀公司的格子間做PPT，在二手奢侈品公司做新媒體編輯，或是給一家新媒體寫專欄。她的導師不理解，“你明明擁有不上班的機會，為什么要每天早上趕早高峰去擠地鐵？”其實，她只是想試試別的可能。
音樂學院碩士畢業后的去向無非兩種：一種是進入大劇院、出版社或其他解決北京戶口的“體面單位”；另一種則是繼續讀下去。后者也是父母對趙四的期許。
在學校行政處工作了半年，趙四沒怎么復習就坐進了考場。盡管不愿承認，她在考試方面的確運氣頗佳。意外考上后，她重返課堂讀博士。
她不排斥讀博，卻充滿懷疑?！俺宋覀冑x予學術工作的意志外，可能它本身也有問題。我們把學術體制化，然后它變成一個像《文憑社會》里面的區隔時，就已經失去了本來的功能?！?/p>
在蘭德爾·柯林斯所著的《文憑社會》一書中，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為文化證書和社會流動的障礙?？铝炙沟难芯恳悦绹鵀闃颖菊归_，在他看來，教育雖然不能增加社會流動的機會，但文憑卻實在地成為換取較優受雇機會和挑選較優職業條件的同伙。它對一些人來說，是獲得閑職的憑證，而使另一些人不得不從事生產性勞動。
趙四想，“讀博是不是一個已經被異化的東西？它成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币簿褪钦f，“是不是就要通過讀到最高文憑，我們才能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
她沒有答案。早在讀博以前，她和正猶豫要不要繼續申請海外博士的朋友聊天，兩人談到對工作的理解與想法時，達成共識：“我們不要為資本家去賣力，要讓我們的剩余價值流向一個更精神性、更純粹、更有智識的空間?！?/p>
但是，趙四的朋友并沒有去讀博，而是換了工作，搬去上海，繼續“為資本家去賣力”。朋友更現實的考慮是，在文科類博士項目經費年年收緊，競爭愈發激烈的當下，“有必要自費去讀一個博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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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創造性的”
因為費用問題，林安起初申請博士的時候，沒考慮英國。盡管她認真想過經費不足的情況，打算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但“不給錢的地方是不會去的”。
她是一邊工作、一邊申請學校的。很長一段時間，她習慣了工作日工作，周末飛到另一個城市參加學術會議，有時去東京，有時去香港。
離開校園后，林安時常覺得自己是“孤立于（isolated）”學術圈的?！叭绻麤]有一直在海外學術圈呆著，申請其實非常吃力和吃虧，”難以獲悉招生信息。
林安目前就讀于美國東部一所公立學校，剛進入博士二年級。她每月津貼（獎學金）1500美元（稅前）。學校發津貼時會特別說明，“這是你9個月的津貼，而不是你全年的津貼?！笔Ｏ氯齻€月是暑假與寒假，沒有津貼，但房租還是要繳?！白x博士有很多額外的壓力，還要考慮自己的生計問題?！彼洺＝右恍┓g和撰寫項目報告的兼職來賺生活費。
早上7點起床，凌晨2點睡覺。這種作息貫穿于林安的期末考試周。那段時間，她不是在寫期末報告，就是在做兼職。
林安自覺是個物欲很低的人。她的花銷集中于房租、飲食、車險、油費（因為去學校的交通不便，她剛買了車），剩下的“一點點錢”，“肯定不會花出去的”，還要提前為寒暑假打算。每學期開始，她還要交800到1000美元不等的學雜費?！皩W校用得著我們的時候，我們是教職工，需要我們交錢的時候，我們就是學生?！豹剬W金縮水的情況也不罕見，“人文社科類多少都會有這種問題?！?/p>
美國社科類博士的培養計劃時間為五到八年不等。想要畢業，除了完成畢業論文，還要通過兩門資格綜合考試。學校規定博三的第一學期必須要考過第一門綜合考，林安是考得非常早的那類。
兩門考試都通過則意味著“你對自己專業的幾個領域比較熟悉”。這對林安來說十分重要?！皬母L遠來看，讀博意味著一段高強度積累知識的過程?！?/p>
她的日常被工作占滿。如果非要以數字衡量，那就是“占據了我生活的200%”。林安覺得讀博的工作量比工作時更甚。但她甘之如飴，“工作其實就是重復性勞動經驗的積累，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有一定創造性知識的攝入?！?/p>
對此，和林安同年入學的陳奇很有共鳴。他沒有正經在校外工作過，對外界的多數認知來自于朋友的經驗分享。在他的理解中，學術工作更有創造性，對腦力強度要求更大，不用朝九晚五，時間上更自由。
當然，自由的代價是，“你每時每刻都覺得自己可以工作?！?/p>
陳奇從本科起就和老師一起發論文。剛開始做研究時，他帶著一點兒虛榮心，覺得論文能發表很有成就感。但現在回頭看，發現當時“并不懂怎么去做研究”。
學術研究意味著“必須要逼自己去學不同的東西，讀很多不一樣的東西”。陳奇喜歡閱讀和思考的過程，享受探索知識的邊界。他幾乎沒想過不做學術的可能?！叭绻胍^續做研究，讀博是必要條件?！?/p>
香港高校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你在港校拿到一個研究型碩士的學位，可以跳到更好的學校去讀博士?！?/p>
2019年，陳奇在香港讀完研究型碩士后，選擇回家準備申請美國的博士。他同樣恐懼林安口中的“孤立狀態”。幸運的是，那年導師剛好有足夠的研究經費雇用他做研究助理。就這樣，陳奇一邊留在學校工作，一邊準備GRE和博士申請材料。
第一年，申請不順，15所學校全拒絕了陳奇，甚至被他當作保底的母校也發來拒信。他本來睡眠很好，但因沮喪常常失眠，一到凌晨三四點，就拿出手機查看郵件是否有未讀通知。他去運動，每天逼自己打球，想以此消解沮喪情緒。
他把15封拒信打印下來，釘在辦公室的墻上，跟自己說“明年再來一次”。
第二年，還沒等美國申請季開始，陳奇就收到了兩份錄取通知，一封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另一封來自他目前就讀的學校。再三權衡下，他選擇了后者（世界大學排名不如前者）。
導師建議陳奇如果考慮回國內尋找高校教職，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排名更有幫助。陳奇覺得除了現實因素，體驗多元的文化也很重要。作為一名中國研究者，他最終決定離開自己熟悉的東亞文化圈。
如果不是從事學術，陳奇應該不會有機會在許多地方穿梭、生活。與父輩相比，他的遷移軌跡算得上豐富。本科選專業時，父母希望他選一個“好考公務員的專業”，他卻念了社會學。
偶爾，他也會想，如果真的有平行世界，他可能還呆在家鄉，考了公務員，生了兩個小孩。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約爸媽出來喝個早茶——這是爸媽對他的期許。
但他從來不是聽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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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樣本
現實世界里的陳奇在2020年入讀了歐洲一所院校的人口學專業。
6個月后，子宜申請到當地一所研究院做訪問學生與陳奇團聚。2020年8月，為了簽證方便，兩人領了結婚證。這是一項嚴肅的決定，但“沒那么可怕”。對子宜來說，結婚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作為伴侶，她有機會申請到和陳奇一樣的簽證?！拔覀冃枰@種法律意義上的認可，賦予我們一些權利。所以我們就做這件事?！?/p>
▲子宜博士年度審查通過后，兩人一起慶祝 圖/受訪者提供
他們相識于2019年的秋天。當時子宜正讀博一，陳奇在同所學校做研究助理，剛經歷失敗的博士申請。
雖然研究方向不同，在讀博的兩年時間里，子宜時常覺得陳奇教給她的“比導師更多”。他比她更早開始做研究，教她用Google Scholar（學術文章搜索引擎），“還有英語寫作的一些習慣”。
博士入學一年，陳奇習慣了從早上8點半工作到晚上8點半的日常。比起在香港時，他已經“放寬了很多”。他記得在香港申請博士時，不僅要寫申請材料，還要忙工作，總是“早上6點半就起床，干到凌晨1點左右”。即使如此，他無論何時回到辦公室“都會看到人”。
但他“不會覺得特別累，是自己感興趣去學，去讀”。他習慣了“多勞多得”?！斑@是學術工作和別的工作不一樣的地方。你不是為別人，你只是為自己而做?！?/p>
到北歐后，研究所同事覺得陳奇太拼，勸他多休息。在鼓勵休息的工作文化下，他嘗試把工作節奏放慢?！澳銜淖约郝浜螅ㄓ谥暗耐瑢W）嗎？”“我不會?！?/p>
某種程度上，陳奇也認為在香港時的工作模式不健康，“太壓榨人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倍?，“每天工作十七八個小時的效率不見得更高?！爆F在，他覺得“工作就工作，該休息時就休息”，兩種模式切換自如，對工作日與周末沒有強烈的區分。
子宜剛好相反，有著嚴格的工作時間表：上午9點到下午5點是雷打不動的工作時間，工作日是絕對“不應該玩的”。有時候，她明明已沒了工作狀態，仍會逼自己坐在書桌前。
最先感受到“干不動”的不是意識，而是身體。直到書桌前的自己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子宜仍不敢放心休息。陳奇勸她“放棄吧，休息吧”。
兩人剛相戀時，陳奇愛拉著她去戶外散步。后來察覺到她的心神不寧，也不愿再勉強。2021年5月底，子宜到歐洲訪學后，他們形成默契，每周固定一天為休息日，旅行，跑步，放任自己無所事事。
陳奇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子宜“讀不下去”的抱怨。子宜時常感慨，如果兩人不是都從事學術，可能不會如此體諒、包容彼此。她眼里的陳奇是極樂觀的人。在他的影響下，2020年底做年終總結時，她終于認可自己“也是做了不少事情的”。
陳奇自覺是“挺野的人”，單身的時候“愛干啥就干啥”。但現在不同了。結婚之后，他唯一的考慮就是妻子?！拔覀兪且粋€家庭，所有的決定都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協商?！彼谖⑿艂€人簡介欄里寫著——“Husband&Researcher”，認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丈夫，然后是研究者。
這是屬于幸福的樣本。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和壓力一同俱增的孤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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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事”
陳奇很少感到孤獨，即使在擁有這段穩定的親密關系之前。
但他一直記得某個時刻。幾年前的感恩節假期前夕，他尚在讀碩士，朋友都出門過節了。夜晚10點，他獨自離開辦公室時，發現整棟樓只有自己那間辦公室的燈亮著。
這是陳奇為數不多感到孤獨的瞬間。其他時候，“精神上的（孤獨感）不太有”，他一直不是特別需要陪伴的人。
不只是孤獨，讀博可能面臨的困難還包括科研壓力、薪水低以及同輩給予的壓力等。在名為“博士互助組——今天你畢業了嗎”的豆瓣小組里，時常能看到“我要不要去讀博？”的提問。前綴有時是“海外自費博士項目”，有時是“ 27歲讀博是不是太晚了”……不變的是提問者的猶豫不決。
對年齡的猶豫往往指向兩種焦慮。
一種直接關系到尋找高校教職與申請科研資助項目基金。近年來，高校教學科研崗位（博士后）的招聘要求普遍將年齡限制為“35周歲以下”。以復旦大學為例，其明確指出，申請青年副研究員和全職博士后（復旦大學大數據研究院）的人“原則上35周歲以下”。
此外，國家青年基金申請的截止年齡為男性35周歲、女性40周歲；國家優秀青年基金申請的截止年齡為男性38周歲，女性40周歲；青年千人計劃申請的截止年齡為40周歲。年齡限制的背后，是收緊的試錯成本與焦慮的學術工作者。
另一種焦慮則來自婚戀。在那條因年齡而糾結是否讀博的提問下，錢宇豪認真地回復道：“今年29，也是27歲的時候選擇了去國外讀博。這條路值得，但需要慎重。感情問題確實會蠻大的，我也處于單身中?！?/p>
2021年，錢宇豪正在韓國的一所學校讀環境工程專業博三。韓國并非首選，他本來想去北歐，但“英語沒考過”。錢宇豪并不懂韓語。學校全英文授課，錢宇豪用英文和同學交流。他所在的課題組比較特殊，三分之二是中國人，大家習慣了中英夾雜的交流方式。
這是一所以理工科見長的學校，在校學生約3000人。中國學生大概有30名，自發聚在一個群里，錢宇豪幾乎都認識。休息時，他會在群里吆喝一聲：“有空就聚聚?！泵看慰偰芙衼韼讉€朋友。
錢宇豪2020年買了一臺車。他喜歡開車到城市附近的海邊散步。除此之外，好像也沒有別的娛樂活動了。
他時常覺得孤獨，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工科學校女生數量少，“那30個中國人里，40%是女生，都有男朋友或結婚了?！?/p>
錢宇豪最主要的焦慮來自年紀：與他同齡的同學多數已成家立業，自己卻漂泊不定。
2021年，他29歲，向往愛情。但2019年博士入學后，他一直沒談過戀愛。選擇讀博時，父母覺得榮耀，但也希望他能早點成家。
錢宇豪覺得，成家立業后“你的生活可能是一潭死水，一眼望到了頭?，F在沒有成家立業，你的生活可能還會有變化。但是你不確定它會怎么變”。他恐懼不確定性。既然無法解決，他提醒自己不要去想，“把能解決的問題解決好，分清主次矛盾?！?/p>
找不到合適的戀愛對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沒時間、精力。和錢宇豪不同，凌波現在覺得談戀愛太花時間了。他身邊有的同學因此不談戀愛，也不參加研究生院組織的活動。
戀愛意味著“你要經常找那個女生聊天，周末沒事就約出來一起玩”。凌波覺得這會消耗掉自己很多精力。凌波自上段戀情戛然而止于2020年11月后，一直單身。
他最近在寫歌，很享受獨處。雖然有時也感到孤獨，“人都是社會性的動物”，但面對畢業壓力，他每天要處理的事情不少，忙碌漸漸消解了孤獨感?？傮w而言，“談戀愛對博士生來說是奢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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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或工作？
《自然（Nature）》雜志2019年發布的第五次全球博士生調查報告顯示，在6320個博士生中，7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對讀博的決定感到滿意，與滿意度密切相關的因素包括：與導師的關系、發表論文的數量、工作時長、實驗室內導師的指導，與工作、生活的平衡關系。
如果重來一次，凌波還是會選擇直博，讀物理學。
在他看來，這是個不失浪漫的學科，它關注自然界中的定理，比如宇宙大爆炸、超行星的誕生等?！澳撤N意義上，它是一種永恒的存在”，研究它，“相當于拓寬你自己的生命一樣”。
本科畢業后，凌波進入一所港校讀博。隨著學習逐漸深入，他更喜歡將科研比作挖煤?！耙粋€新學科就是一座新煤礦。剛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時，你隨便一鋤頭下去就可以挖到很多寶。但對一些比較傳統的研究方向而言，你進入時已經落后很多前人。所以你只能撿到一些小的、碎的東西?！?/p>
他的研究方向屬于后者。意識到這件事后，他做過一些別的嘗試：了解金融、計算機等他能從事的行業。最終，在看了不少企業加班文化的報道和事件后，他計劃做名中學老師。
“隨著年級增加，愈臨近畢業，你仍沒有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爆F實原因促使凌波放棄學術研究工作。
學術創新是困難的。讀博的頭兩年，也許可以嘗試一些有挑戰性的研究項目。但到后來，如果進展不順利，再加上畢業的壓力，凌波“只能做一些相對套路的、有把握能完成的（研究項目）”。
承認自己的平庸，在任何時候都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畢竟，起初選擇直博時，人人都心懷科研夢，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自己的領域有所創新。
劉美寬也是一名直博“選手”，研究方向和凌波類似。他剛開始跨專業學習流體力學時，曾抱雄心壯志，后來發現，“持續性低迷失落，間歇性看到研究希望”才是常態。最近兩年，“順利畢業”成為他的頭等大事，“不然碩士畢業證也沒有?！?/p>
劉美寬曾和導師聊畢業，后者建議他“出去讀個博士后再回來”。他直白回絕：“我不太想搞這塊了?！?/p>
在經歷了諸多困難后，很多人不愿再做科研。這種決定其實就在一瞬間。從認識到“自己沒那么大能力”開始，劉美寬的自我期待逐漸變成“盡力把能吃到的肉全部都吃到”。他確定至少現在不會后悔，剩下的，“以后再說吧?！?/p>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記者采訪時，劉美寬正積極準備秋季招聘，因為研究的領域夠專業，“基本是去工業界的研究崗?！彼共粨恼夜ぷ鞯氖?。
根據BOSS直聘研究院的數據，2020年，產業界開啟了“博士大戰”，要求候選人具有博士學位的崗位需求規模同比增長超過71%。最顯著的是制藥行業，2020年第二季度對博士的需求較第一季度增長近三倍。博士缺口最大的五大職業類型分別為互聯網技術、醫療健康、生產制造、市場以及產品。
當然，劉美寬也想好了后路——“如果給的錢不夠，大不了再去讀個博士后?！?/p>
2017年，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印發《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要適度擴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規模，加強博士專業學位的論證和設置工作。根據教育部的數據，2020年我國在讀博士生42.4萬人，畢業博士生6.25萬人，招生10.5萬。
在博士學位不斷擴招與就業環境、供需結構變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博士生的質量受到質疑；另一方面，高校等用人單位的人才需求多優先傾斜于海外博士。博士就業困難、競爭日趨激烈等新聞頻繁出現于大眾視線內。
由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課題組撰寫的“博士畢業生職業取向及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指出，為了緩沖就業和生活壓力，許多博士生將博士后作為過渡性職業選擇。我國博士后進站人數從2005年的5933人增長到2015年的18244人，年均增長率為11.2%。博士后成為繼直接就業之外的第二大工作選擇。
在劉美寬的學科里，全職博士后一年的收入至少達到40萬元左右。說到這，他很快補充道：“給這么多錢是有原因的，干的活可能比博士時還要繁瑣?！彼F在一周七天無休。
盡管博士生就業呈多元化、向各領域分散的趨勢，但從就業意愿而言，在《自然》的調查中，70%的中國博士生表示畢業后仍想留在學術界工作。相比之下，擁有類似想法的博士生在全球的占比是56%。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鮑威等人的研究中，學術從業意向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女性博士更傾向選擇學術部門，特別是在國內高?；蚩蒲袡C構就業。此外，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人力資本等個體特質也會影響到博士生是否選擇以學術作為職業。
趙悅的故事或許能說明這一點。2020年8月，她臨近畢業，開始找工作。起初，她只盯著北京的高校，屢屢碰壁后，將目標放寬。
有的學校，她剛開始看不上，結果試講時被校長趕下來，說“你講這些我們學生聽不懂”；有的學校，學長告訴她壓根別想了，“去就是做炮灰，不如趁這個時間好好改論文”；還有的學校，她以為自己夠得著的，進了面試后發現，報錄比接近15比1。
趙悅電腦里有個文件夾，通過的學校會被她打個對勾，沒有過的，就打個叉。兜兜轉轉一圈，打了勾的文件僅有3個。權衡再三，趙悅簽了一所南方省屬綜合大學。原因很簡單，“給的錢多?！?/p>
她認真反思過，盡管她的學校不錯，但她署名一作的文章很少，“只有兩篇C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在求職過程中不占優勢。
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卿石松認為，專業化教育導致博士生的其他能力與素質不高，博士生培養已偏離就業市場的需求。因為培養單位過分關注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忽視了就業多元化趨勢和環境的變化，對博士生求職以及工作中所需要的方法、技巧和能力缺乏應有的重視，以致部分學生缺少必備的擇業能力，難以適應就業市場的競爭。
找工作期間，趙悅頻繁地和一個同學交流經驗。兩人專業相同，情況類似——在求職時處于不上不下的尷尬境地。還有同學去了更好的學校做“師資博后”，這些她統統不考慮，認為在“內卷”嚴重的今天，“什么博后不博后，我要先占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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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詢
凌波最近搬家了。由于手頭項目還沒做完，導師讓他延期一年再畢業。他騰出一整天的時間，搬離學生宿舍。
博士們延期的原因紛繁復雜?！吨袊逃龍蟆贩治?，博士生的科研成果或學位論文無法達到畢業要求是導致延期的首因；生師比過高是第二原因；學生的自身選擇，如公派留學、完善論文質量、個人婚育等是延期的第三個原因（《延期畢業：博士生之困？》）。在每一個“迫不得已”的背后，“宿舍不再能使用”只是博士生要面臨的窘境之一。
讀博第五年，延期第二年，小米搬到距學校騎車十分鐘路程的公寓。10平米的單間，只容得下一張床、書桌和書架。她沒太多生活用品，主要是書，歪斜地躺在小書架上。
據教育部2005年出臺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學生在校最長學習年限由學校規定。在我國，大部分高校規定，博士生學制為3年，超過3年則視為延期，最長可延至6年。一些高校實行彈性學制。小米2016年開始讀博。同一年，學校出臺政策：要求博士生必須于六年內完成學位。她上一屆的一個學姐“現在仍未畢業”，卻不受此政策影響。
如果想要順利畢業，博三那年，也就是2019年10月，小米要開始提交學位申請、送外審（將博士論文送外單位專家審閱）。在此之前，她還需向導師提交一份初具規模的論文成稿。實際上，當時她的研究想法還不能被完整地書寫出來。
小米把原因歸結為自己的拖延癥與完美主義。即使認識到問題，依然遲遲難以下筆。她讀教育學，試圖研究“構建一個更理想的教育活動”。
小米憑直覺認為這會是個好的話題。她和導師溝通后，也獲得鼓勵做下去?？删唧w到研究層面，小米并不確定該如何去寫，文獻梳理到何種程度，以及使用什么研究方法。她覺得“自己給自己挖了個坑，直到現在也跳不出來”。
延期的第一年，學校尚提供住宿。一年期滿后，小米連“住的地方也沒有了”。她一同失去的，還有“每月1500或2500元的獎學金補助”。因為太久沒領過補助，她甚至忘了具體的數額?！搬t保也停了”，除了不用交學費外，“學校只提供各種設施的使用權限”。
于是，她的生活費只能靠家里。一直以來，父母每年都有給她零花錢的習慣，“過去一年給一兩次”。自從她從學校搬出來，母親小心翼翼地問了房租后，零花錢的形式變成月供，“像報銷一樣”。
延期畢業的現象在博士生中普遍存在。至今，僅小米知道的，同級生中還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沒畢業。不在宿舍住以后，大家如打散的原子，很少來往。
困在延期畢業這件事久了，小米的心理發生了一些變化。讀心理學的朋友覺得她可能有什么障礙，建議試試心理咨詢。她一開始覺得“沒太需要”。2021年4月，和男友分手后，小米預約了學校的心理咨詢。
“我覺得我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分手后很容易把不順利的事歸因到自己身上。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就好像你啥事都沒有做成，又沒有力量改變?！毙∶子X得狀態不好，“沒辦法做任何事情”，一直在哭。分手以前，尚能躲進愛情里，不理會論文寫作上的困難。突然，她意識到自己“逃無可逃”，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
心理咨詢定在每周四下午。開始前，小米跟咨詢師約定好目標，希望通過咨詢想清楚自己的位置。她雖然明白這并不能幫自己寫論文，但仍期待發生“一些行為的矯正”。
咨詢師是個中年人，很少說話，感覺“比較成熟”。50分鐘的咨詢時間里，多數是小米在傾訴。對方偶爾提問，言語間“不帶任何態度”。小米覺得放松、愉快。
經歷為期八周的咨詢，她最大的收獲是找回了一些遺失已久的自主性。她開始承認，自己在論文這件事上“有創傷或壓力”，不再逃避與苛責?！拔乙郧昂孟癫荒芙邮軌牡慕Y果，或者別人對我不好的評價。但這反而成了借口，讓我停滯不前?！?/p>
情緒問題是博士生在讀博過程中常會遇到的困難之一。在《自然》的調查中，40%的國內博士生（參加調查的中國學生有690人）表示，他們曾因博士學業引起的抑郁、焦慮情緒尋求過幫助，在其他國家或地區，這一比例為36%。而在尋求幫助的博士生中，只有10%的人表示他們從中受益。
2021年6月底，小米結束了最后一次咨詢?！巴獠苛α磕軒臀医鉀Q的問題只能到這了，”剩下的路她得自己走。另一重原因是時間限制——還有不少學生在排隊咨詢。
但在國內不少高校，八次面談是比較常見的心理咨詢周期。何林嬙任職的學校也是如此。她在華東一所高校做輔導員，兼職心理咨詢師。在她工作的那座城市，“高校咨詢師基本都不夠”。除了因為心理咨詢師稀缺，更因為咨詢人數不斷上漲?！拔覀兡茏龅牟皇亲屗麄兺晖耆謴偷皆瓉淼墓澴?，而是稍微幫他們松一松?！焙瘟謰哉f。
在咨詢室內，何林嬙聽過各種各樣的故事。不同于本科生問題的千奇百怪，來咨詢的博士生主要聊的是科研的壓力，以及實驗室里和導師的相處。他們普遍對未來和組建家庭感到迷茫。
他們擁有客觀意義上較好的社會支持體系，“但對此的利用度不是特別高”。在走入咨詢室求助之前，“他們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獨自在與孤獨奮斗，覺得這不是事兒，可以自我消化?！弊钪苯拥睦泳褪切∶?。
何林嬙曾根據自己的面訪經歷總結過一個奇怪的規律：春夏學期來咨詢的個案多和家庭關系、失戀有關；到了秋冬學期，由于博士資格考臨近，來咨詢的多數與人際關系相關。
當然，這屬于抑郁情緒比較輕的那一種。最緊急的情況是，來訪者的行為涉及到嚴重的自傷或自殺傾向。碰到這類學生，何林嬙會和咨詢中心負責危機處理的老師共同評估，必要時，她們需要打破雙方的保密協定，聯系來訪者所屬學院，請學生盡快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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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退學了？
上學期期末，因為要申請新一學年的延期，小米匆匆見了導師一面。導師覺得她“狀態比原來好一點”，鼓勵她加油寫論文。
讀博的五年里，小米似乎從沒想過別的可能。有一陣子，男友極力勸她去實習，“不要總讀書?！钡X得26歲的自己找實習“蠻尷尬”，故而放棄。退學更不可能，她“必須要拿到這個學位”，否則，前面幾年的掙扎便是徒勞。她沒剩太多時間，也許，對小米最好的祝福是順利畢業。
并非每一個選擇讀博的人都能等到完滿結局，獲得博士頭銜。
麥麥的經驗是，如果“plan A不行，那就迅速調整心態，實行plan B”。她的確是這么做的。博三那年在東北做田野調查時，她被學校告知論文的倫理審查沒過，于是，飛回英國，重新提交了一份申請。上面寫著：因為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了新的素材，需要再回東北做兩個月的調查。
這項申請沒被通過。倫理審查委員會提出的疑惑是，你如何能保證自己的安全？你為什么要給受訪者一小時10英鎊的訪談費？
麥麥的導師也沒想到她會因此卡住，寫郵件幫她求情，申請依然沒過。其實，這件事是有回旋余地的。比如說，她放棄做第二次田野，根據手頭已有材料，專注寫博士論文。
但麥麥不肯?！拔也幌朐倩敲炊鄷r間、精力跟他們糾纏，讀博這件事我已經體驗過，剛好那時候有一些工作機會。我想，可能是上天要我走另一條路?！丙滬溦f。她很快辦好退學手續，回國休整了一段時間，自費做完田野調查后，飛去日本工作。
退學一年半后，麥麥把已完成的博士論文發給導師，那是她疫情期間在家花三個月寫完的。這一直是她想做的事，“現在終于完整了?！睂熥x完后仔細給了修改意見，并說，它如果拆開來發表，會是很優秀的文章。
麥麥心滿意足。那本十萬字的“博士論文”現在被她媽媽打印出來，包上封皮，擺在家中書架上。
何林嬙曾遇到過博轉碩的學生，也有碩士退學的。面訪時，總會有博士生告訴她，讀博是父母希望的，自己對學術并不感興趣。從這個角度看，“退學其實需要勇氣?！蹦撤N程度來說，何林嬙覺得“這是一個學生真正對自己人生負責的開始”。圖片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受訪博士除劉美寬外均為化名；參考文獻：《文憑社會》、牛津通識讀本《抑郁癥》；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各級各類學歷教育學生情況、《自然》、Boss直聘研究院；感謝孫宇凡、蘇格蘭對本文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