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足協尚未正式公布2021賽季三級聯賽準入名單，但已于2月28日發布“停止運營”公告的江蘇蘇寧足球俱樂部和已經開始清償欠薪的天津津門虎俱樂部（原天津泰達）退出中超聯賽幾無懸念。
2020年5月，資金無著的天津天海俱樂部在艱難保級后，無奈主動退出中超。不到一年間，三家俱樂部退出中國頂級足球聯賽，被視為又一輪“金元足球”的落幕。
“金元足球”顧名思義是以大量金錢，引進眾多知名外籍教練與外籍球員，短期內快速推動提升聯賽競技觀賞水平。2014 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46 號，以下簡稱 46 號文)的發布，得到市場的迅速回應，大量資本涌入體育產業，投資者“天價”引進賽事版權、大手筆收購海外體育資產。作為第一運動的足球得到更多資本青睞，在資本的加持下，眾多國外球星和名帥與中國俱樂部簽約，中超也由此開啟了新一輪“金元時代”、“名帥時代”。
職業足球的發展離不開巨量資金，“金元”以及資本并不是壞東西，只是光有“金元”未必能在短期內打造出一個健康的聯賽。天津天海的前身是天津權健，老板曾經豪言要花21億元買下梅西。
曾經風光無限的PPTV“三年50億”買下英超版權、 體奧動力“五年80億”購買中超版權，均在合約期尚未過半時便不得不以解約、訴訟應對市場之變。
疫情對體育產業的影響直接且顯著，但只是泡沫破滅的催化劑。持續的疫情將中國足球俱樂部普遍存在的運營模式落后、盈利能力羸弱的問題暴露無遺。江蘇蘇寧俱樂部從奪得上賽季中超冠軍到宣布停運僅僅相隔三個月，天津泰達則是一支擁有23年歷史的老牌兒足球俱樂部。
▲ 2020年11月15日，江蘇南京，蘇寧外援若昂·米蘭達（左）、埃德爾（中）、特謝拉準備回國。由于蘇寧俱樂部的運營狀態不確定，埃德爾未能及時取得解約證明，錯過了意大利的轉會窗口
“金元足球”時代落幕，無力為繼的俱樂部則亟需處理欠薪和合同違約賠付問題。據悉，天津津門虎俱樂部要處理的債務高達9億元，而此前零元轉讓未果的江蘇蘇寧，累計債務已達5億元。重金引入的外援、外教的薪資和解約賠償金在巨額債務中占比甚大。
蔡果是一名專注國際法與體育法的職業律師，在國際足聯（FIFA）、國際體育仲裁院（CAS）以及中國法院均代理過涉外足球案件。針對近年中國足球俱樂部作為雇主頻頻被訴至FIFA或CAS，并且多數情況下被判敗訴的情況，她表示中國俱樂部“重視國際規則理解與運用，熟練、妥當處理國際規則與中國法銜接問題，已是刻不容緩”。
她特別提醒，在營運艱難時，俱樂部須更加謹慎積極地處理涉外合同爭議，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失，避免陷入更大被動。
中國足球俱樂部為什么敗訴率高？
P：“金元足球”時代俱樂部財大氣粗，外援、外教的欠薪或解約糾紛卻呈上升趨勢，中國足球俱樂部作為雇主頻頻被訴至國際足聯或國際體育仲裁院，主要原因有哪些？
C：國際足聯原則上對任何涉外足球類爭議具備管轄權，且國際體育仲裁院對所有FIFA裁定具備“上訴”管轄及終局裁判權。
FIFA對涉外球員或教練欠薪、解約爭議行使管轄權的依據是《FIFA球員身份與轉會規則（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簡稱RSTP）》第22條；CAS管轄權的依據是《FIFA章程》 第57-58條。每一個國家足球協會以及在協會注冊、參與職業聯賽的俱樂部，均必須遵守上述FIFA、CAS規定。
FIFA與CAS規則體系及案例法對待欠薪或違法解約問題非常嚴厲，并且傾向保護雇員。外籍球員與教練的法律意識較強，往往會請專業顧問幫助他們審閱合同、為他們在異國工作的每一步（比如處理糾紛等）提供輔導，法律顧問在幫他們談判、審閱合同時，會留心條款，確保FIFA的管轄。FIFA管轄權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情形下，才能被國內法院或國內仲裁機構排除，對涉外足球合同條款的嚴謹度要求相當高。
由于中國當事人在足球合同談判和撰寫方面法律意識還不夠強，對規則不夠了解，并且也欠缺延請足球法專業人士提供支持的習慣，往往在合同談判和條款撰寫階段即陷入下風而不自知。
近年來受俱樂部母公司的主營業務波動及疫情影響，不少中國俱樂部越來越難以持續“供養”昂貴的知名外援和外教，欠薪和提前解約的情形增多；若協商解決未果，外方會毫不猶豫訴至FIFA，由此FIFA與CAS涉中方當事人的爭議在近年（尤其是疫情后）呈上升趨勢，且主要是足球類爭議。
P：FIFA于2020年作出的三起有關中國俱樂部與外教的解約爭議裁定均判中方敗訴，除需向外教補足拖欠的薪資外，還應賠償外教合同剩余期限薪酬，分別達到380萬歐元、613萬歐元以及912萬歐元，均為稅后金額，外加年利率5%的利息。中國足球俱樂部在FIFA或CAS程序中敗訴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C：一言以蔽之是中方當事人法律意識不強，對規則不夠了解。在與外籍球員、教練的合同談判、撰寫階段，中方當事人往往不夠重視，認為沒有法務或律師參與的必要；或者即使有專業人士參與，也往往是負責處理企業、俱樂部常規（比如民商事）法律事務的顧問，或律師“兼帶”審閱足球合同。沒有熟知FIFA規則專業人士的參與，中國俱樂部簽訂的涉外足球合同文本往往不夠嚴謹，俱樂部同意簽署的，認為能保障己方權利、限制不利后果賠償責任的條款多被FIFA和CAS認定為無效。即使當事人選擇了中國法院、中國法律，細節上稍不注意，FIFA將無視上述約定，行使管轄權并適用FIFA規則與瑞士法律。
FIFA規則和瑞士法律對雇主要求很高，除非球員或教練有非常嚴重的違法違紀行為才可以提前解約；并且賠償標準也很高，原則上提前解約違約方需支付守約方合同剩余期限對應的全部薪水。這都是中方當事人不夠熟悉的規則和風險。在中國，雇主即使提前解除勞動合同，向雇員賠償的標準也很低。習慣了較低解約成本的中國雇主可能在對待涉外足球合同時也同樣隨意，然而一旦被訴至國際層面，高昂的判罰（或解約費用）無疑會給涉訴中國俱樂部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
▲ 上海海港外援奧斯卡在2017年以6000萬歐元的轉會費登陸中超 圖 / 視覺中國
“有約必守”才能規避更大被動
P：球員、教練的高薪及高額違約金有可能使得一家知名俱樂部淪為無人接手的負資產，對于正在處理或者有可能要面對人員解散的俱樂部，你有什么建議？
C：首先，應當盡快確定俱樂部的狀態——是解散還是暫時停運，擇日重新運營？這些問題都應當與受到影響的球員、教練和其他工作人員進行積極、透明的溝通。俱樂部是否確定解散，會給球員和教練造成直接影響，比如是否能以自由身份加入其他俱樂部。
這個問題對于非一線球員尤為重要，因為他們不似有名氣的球員不愁下家。例如，此前由于江蘇蘇寧俱樂部的運營狀態不確定，意大利前鋒埃德爾（Eder Martins）未能及時取得解約證明，錯過了意大利的轉會窗口。
如果俱樂部確定解散，也許現實中很難給予球員、教練合乎標準的金錢賠償，但至少應當作出最大努力，并且讓受影響的球員、教練看見此等努力；相比償清欠薪，俱樂部能做到的至少是為球員、教練尋找下家提供方便以及力所能及的幫助。
另外，就外籍球員、教練而言，江蘇蘇寧俱樂部若沒有及時確定解散并處理好善后，特別是如果沒有將俱樂部解散的消息及時通報FIFA 和CAS，將會面臨一系列訴訟風險。天津天海俱樂部早在2019-2020年賽季初已無以為繼，但直到2020年5月才正式宣布解散，且直到現在，工商注冊資料還顯示“天津天海足球俱樂部有限公司”在法律意義上仍然存續。FIFA與CAS顯然沒有收到及時通知，CAS于2020年12月仍然就前主教練保羅·索薩（Paulo Sousa）團隊五名教練（包括索薩）的欠薪爭議作出一系列裁決，判令天津天海俱樂部賠償總額近一億元人民幣（稅后，外加5%年利率，直到付清為止）。只是，這些裁決現實中已無法執行。在FIFA體系內，中國足協承擔著監督CAS裁決執行的職責。天津天海事實上已退出中國足球、不再在中國足協注冊，建議主管部門與FIFA、CAS及時溝通。
▲ 2018年，天津權健主教練保羅·索薩帶領球隊征戰亞冠比賽。國際體育仲裁院于2020年12月就保羅·索薩團隊的欠薪爭議作出一系列裁決，判令天津天海俱樂部賠償總額近一億元人民幣 圖 / 視覺中國
P：我注意到你特別強調要重視與外教、外援解約過程中的“正當程序”，我們經常聽到“下課”一說，戰績不佳換帥辭將似乎是司空見慣的，這個過程俱樂部當如何遵循“正當程序”，以免引發糾紛？
C：其實我認為是否“正當”，以同理心和人之常情判斷，一般會得出和FIFA、CAS相去不遠的結論。
產生爭議后，中國俱樂部的處理方式容易將己方置于不利境地。從過去的案件可看出，涉案中國俱樂部缺乏糾紛處理的內部流程：例如，突然解約，缺乏前期磋商；以球員或教練有違規或違約行為作為解約理由，但卻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對相關球員或教練進行了警告、訓誡，以及提供改正機會；或者即使俱樂部與球員或教練有過溝通，但缺乏書面記錄的習慣，在法律程序中無法提供證明。因此，中國俱樂部的解約程序很難通過國際層面的審查，容易被認定為缺乏正當程序。沒有經過正當程序的解約在國際層面會被認定為違法解約。
足球行業有其特殊性，征戰世界各國的職業足球教練是知曉其職業風險的?？梢哉f，教練能接受“下課”的事實，但前提是受到尊重、收到公平合理的補償，體面離開。提前解約需要給予教練合理補償，因為“下課”后距離找到下一份稱心教職的時間是不確定的，再有名的教練也可能長時間賦閑在家。此外，體育行業，包括足球行業的從業者相比其他行業的從業者有更強的尊嚴需求。例如，某教練因為提前被“下課”失去了帶領國家隊參加世界杯或奧運會的機會，對他造成的精神打擊是很嚴重的；某個教練以一線隊主教練身份受聘，卻因種種原因被邊緣化、“架空”，也會造成精神痛苦。
未經通知直接解約，甚至是外籍教練簽證到期前三天才正式收到解約通知，在足球領域是很難被原諒的做法。一旦有這類情形，與教練、球員和平解約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如果被訴至FIFA、CAS，此類案情會給予裁判者非常糟糕的第一印象，無論怎樣從法律層面辯駁，勝訴幾率都非常渺茫。
從俱樂部和球員教練雙方的利益考慮，建議俱樂部遵循互相尊重的大原則，以和解方式與相關人士協商解約，并支付其能接受的經濟補償，尋求諒解。協商解約支出的成本遠遠低于最后被FIFA、CAS判罰的成本，且能節省不菲的訴訟支出、律師費等。
P：在合同文本上，有哪些具體的案例教訓？
C：從FIFA、CAS公布的案例可以吸取的經驗教訓非常多?？偟恼f來，FIFA、CAS的管轄權非常大，如果合同條款里有一絲瑕疵，管轄權就會出中國；一旦管轄權出了中國，FIFA規則和瑞士法適用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對雇主的要求更高，賠償的金額也比中國標準高了很多。因此，從管控涉外足球爭議風險的角度，相關合同一定要咨詢熟悉足球規則的專業人士；更理想的模式是，足球法專業人士一開始就參與到這類合同的談判、撰寫過程中，并持續跟進該合同的履行及糾紛解決情況。
只要是涉外體育爭議，就必須做好由國際組織（FIFA/CAS）管轄、由外籍人士裁判的準備。由于中國俱樂部的合同多以中文擬定，而與英文、法文相比，中文存在天然的模糊性：雙關語、無具體含義的語氣助詞相當常見。然而，如將這些雙關語或助詞譯為英文，并由不識中文的外國裁判者審查，它們的意義將被深究，且通常會被認為語義模糊，并作不利于中國當事人的解釋。
在一起訴至CAS的足球案例中，相關條款為“雙方可將爭議提交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在中文語境中理解，該條款對中國法院的選擇十分明確，意譯為英文應為“shall”（必須）。然而，在該案的CAS階段，申請人（外籍教練）認為“可”字應直譯為“could”（可以）；同為外籍的仲裁員也對“可”字譯為“could”進行了深究，傾向于認為該條款未能充分體現對中國法院的“必須”選擇。
由此可見，在足球爭議解決領域，國內國際層面的管轄權博弈可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字之差，即可能導致管轄層面、適用法律乃至賠償責任的巨大不同。因此，建議直接以英文和英美法系思維起草涉外籍教練、球員合同，注重文本精確性，中文作為翻譯參考；中英文本不一致之處，以英文為準。
▲ 2020 年2 月 ，國際足聯在針對中甲貴州恒豐隊的仲裁文件中要求：賠償前任主帥曼薩諾38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3043萬元），并限期30天之內向曼薩諾支付欠款 圖 / IC photo
P：俱樂部在擬定合同時，會竭力規避對自己不利的條款，但是權利義務不對等的條款依然會被判無效，這里面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C：其實就是之前反復強調的“互相尊重”、公平原則、程序正義以及FIFA致力在全球統一推行的“合同穩定性”。
FIFA與CAS尤其“痛恨”雇主濫用其支配地位，把教練、球員逼到“不得不主動解約”境地的行為。雇主可能認為是教練、球員自己提出的解約，因此無需負任何賠償責任。但如果案情顯示雇主為了讓教練、球員離開，比如，讓一名一線隊員長期不合理坐冷板凳，或者架空還在位的主教練，這類行為將被懲罰，甚至還可能在裁決書中被指責。另外，合同中如果有條款或明示或隱晦地賦予雇主各類單方面權利，比如約定雇主可以隨時解除教練或球員合同而不用承擔責任，而反之則教練、球員需要賠付雇主天價違約金，FIFA與CAS將認定這類不公平不對等條款無效。再是表面“滴水不漏”的合同，如果違反基本的公平原則，FIFA或者CAS總是能想方設法找到理由宣告其無效。
P：我們也留意到一則新聞，一家俱樂部為避免涉外合同糾紛，及時支付外教和外援的薪資，卻拖欠本土球員工資獎金，并且要求球員降薪，重新簽訂合同，中國球員是否也可以向FIFA和CAS提起訴訟？
C：由于FIFA對中國球員和教練的合同糾紛（不涉外）不具備管轄權，因此中國球員、教練的解約或欠薪糾紛，按目前通行的機制是向“中國足協仲裁委員會”申訴。由于這個機構的名稱是“仲裁”，且《中國足協章程》與中國球員、教練的標準合同里都提及了“中國足協仲裁委員會”作出的“裁決”是“一裁終局”，不少從業者和法院都認為，“中國足協仲裁委員會”就中國教練和球員作出的決定，是能夠排除人民法院、FIFA及CAS管轄的終局裁定。
許多面臨解散的俱樂部的球員、教練申訴欠薪時，確實也遇到“中國足協仲裁委員會”、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人民法院“三不管”的情形。此前大連超越俱樂部、沈陽東進俱樂部以及現在的遼足球員討薪案，都是典型的“三不管”案例。
根據FIFA與中國足協章程，在某些情況下中國球員、教練員是可以向CAS申訴“中國足協仲裁委員會”決定的。但這條路徑還沒有先例，且真上訴的話也會產生不菲的成本。
無論是俱樂部還是裁判者，對待國內外爭議一視同仁，統一標準，才可能形成“有約必守”、“正當程序”的良好習慣，更加適應涉外足球爭議的正確處理方式。否則，在處理國內合同時習慣了濫用雇主強勢地位以及形成思維慣性，在面臨涉外合同時不可能有改善，中國俱樂部被判敗訴并賠償巨額違約金（甚至面臨紀律處罰）的教訓將一再重演。
▲ 2020年5月，資金無著的天津天海俱樂部在艱難保級后，無奈主動退出中超 圖 / 視覺中國
中國足球的困境都怪金元足球嗎？
P：現在很多討論把中國足球的困境都歸因為“金元足球”的浮躁，你覺得“金元足球”或者疫情壓力是主要原因嗎？
C：運營不夠專業化、職業化、盈利能力多靠母公司輸血、抗風險能力弱、在涉外足球爭議中敗訴率高賠償金額大等問題顯然不是疫情和所謂“金元足球”造成的。
以面臨解散的俱樂部為例，所負債務大部分是球員和教練的欠薪，其中又有大部分為外援、外教的解約費用，或被判賠的違約金。這就回到了此前提及的從業者、參與者法治意識缺失、對國際足球規則概念淡漠，從而造成局面被動、平添無謂損失的問題。因此，我認為不僅應該誠實地面對中國足球市場真實的體量、消費水平，并由市場和管理機關雙管齊下作相應調整（如設立工資帽等），還應不斷學習和提高足球治理機制，并重視法律、足球規則在俱樂部和聯賽管理中的作用。
P：李寧近期在接受采訪時談到體育最大的價值不是幾塊金牌，國門初開時中國體育是較早與國際體系接入的，“最大的價值是規則意識”，體育運動和體育產業具有天然的國際性，中國體育界應如何從“金元足球”時代的浮躁與被動局面中吸取教訓？
C：我認為李寧先生的見解很深刻。與中國第一次參加奧運會時相比，金牌的意義早已不再只是增強國民自信。體育的角色正在從早年單一的政治意義轉變為我國“國民經濟支柱產業”?！靶陆巧贝俪闪酥型怏w育近年來頻繁的交流。不同文化碰撞、國內外規則脫節，產生爭議是必然的。在此過程中，中方顯示出的不適應以及在各類涉外體育爭議中較高的敗訴率，表明我國體育自治的成熟度與國際層面有差距，應正視我國本土制度建設（如體育仲裁制度的缺失）的必要性。傳統上較為封閉的“體育圈”應當承認時代對體育的定位、要求已經發生巨改變，繼續用“金牌至上”時代的思路管理體育、進行國際交流，再也行不通。
《體育強國建設綱要》明確提出“提升中國體育國際影響力”戰略任務?！皣H影響力”認可的是對國際規則的熟悉運用、嚴格遵守規則的良好口碑；最終，通過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并擁有說服他國、影響規則的能力，這才是真正的國際體育話語權。
體育天然具有很強的跨國屬性與規則屬性，因此往往是考查管理者水平的極佳平臺。我國體育目前遇到的問題，根源應該是還沒有完全轉變對體育的定位，從而導致對規則的漠視，也缺乏學習國際規則的動力。當管理者深刻地理解了體育對我國現階段的意義，同時媒體、學術界、實務界共同普及相關觀念，形成社會的大氛圍，本次對談里提到的許多問題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