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 趙靈敏 編輯 黃劍 hj200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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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在2020年11月3日舉行。截至10月30日，美國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已經超過900萬，死亡人數超過了22萬，都是世界之最。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新冠死亡人數卻占世界死亡人數的20%，這些數據顯示美國的疫情應對出了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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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廣播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調結果，74%的美國民眾認為政府的抗疫決策是錯誤的，51%不認可特朗普所采取的經濟政策，61%認為美國當下的經濟狀況無法接受。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最近表示，雖然新冠疫苗有望在未來幾個月內面世，但是美國在2022年之前不太可能完全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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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和經濟，不過是問題的一體兩面，因為疫情一天得不到控制，美國經濟就難有根本起色。畢竟，在特朗普任期的前三年，美國家庭平均年收入從6.3萬美元上升到6.85萬美元以上，底層的時薪增加了7%，失業率驟降到196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但新冠疫情出現之后，因為防疫不力，美國的疫情不斷擴大，目前已近失控，隨之而來的是GDP下滑和失業率飆升，2020年二季度美國GDP增長率下滑了31.4%，失業率一度升到14%以上，之后雖然逐月下降，但9月的失業率依然高達7.9%。在這種情況下，疫情和經濟，以及與之伴生的醫療問題，就成了美國民眾最關心的大選議題。緊隨其后的，是墮胎和移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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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保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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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抗疫表現如此糟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特朗普領導不力。盡管他在2020年1月就從不同渠道得到了疫情可能會大暴發的警告，但一直置若罔聞，粉飾太平，對疫情的嚴重性輕描淡寫，生怕影響自己的連任計劃，甚至聲稱，可以向患者肺部注射消毒劑或者用紫外線照射病人進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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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在特朗普周圍的共和黨右翼，也普遍是科學懷疑論者，不相信進化論，也不相信氣候變化。在由美國副總統領導的白宮疫情應對小組中，行業代表和政客人數是科學家的兩倍以上。時至今日，白宮新冠疫情高級顧問斯科特·阿特拉斯還在社交網站發文質疑佩戴口罩的有效性。白宮辦公廳主任馬克·梅多斯近日在接受采訪時甚至表示，美國政府不會去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美國副總統彭斯在確定至少有5名幕僚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后，依然表示不會自我隔離、繼續參加競選集會……而倡導科學抗疫的福奇博士，則遭到各種威脅恐嚇，到了出門必須帶保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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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種種奇怪現象，是因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反智觀念盛行，把自由看得比生死還重要，把藐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當作男子漢氣概的標志，于是，迎合這些人的心理需要、鞏固基本盤、政治算計凌駕一切，就成了美國政府貫穿始終的抗疫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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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染疫的人數節節攀升，連特朗普本人也不例外。他接受的新型抗體雞尾酒療法，三天至少燒掉了10萬美元，這是普通美國人無法想象與承受的。根據美國保險行業組織研究，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花費中位數為3萬美元至6萬美元不等，對于數千萬醫療保險不足或沒有保險的人來說，這意味著可能一朝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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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2020年4月推出臨時救助方案，宣布由政府補貼未投?；颊叩闹委熧M用，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多人享受不到，因為入院治療的不少患者都有并發癥，如果新冠肺炎不是主要疾病，就不能享受免費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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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問題是醫療費用不透明。美國媒體此前報道了一個案例：兩個人一同去得州奧斯汀的一家醫療機構做檢測，卻收到了相差32倍的賬單。一個人用現金自付只掏了199美元，另一個走醫保程序的，被通知要繳納6408美元，扣完醫保也還需自付928美元?！都~約時報》則發現一名住院患者收到一張超過40萬美元的賬單，即便扣除聯邦政府的財務援助，也仍需支付超過7.5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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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如此隨心所欲的根源在于，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實行全民健康保險或國家衛生服務制度的國家，醫療系統完全市場化運作，上下游由醫生、醫療機構、藥廠、保險公司等利益集團把持，定價不透明，個體病患在醫院和診所面前毫無議價權，導致亂收費現象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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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醫學院錄取考試MCAT是民間醫學考試機構自行組織，醫生執照考試也是由民間“非盈利”機構包干，它們嚴格控制招生和入行的人數，并限制外國醫生在美國執業。供需不平衡之下，醫生在美國成了絕對的高薪職業。2019年，美國醫生年收入的中位數為19.95萬美元，超過了90%的工人。再看藥廠，政府有一套嚴苛的新藥審批流程，涉及漫長的臨床測試環節。缺乏足夠資金和人脈的小企業，很難獲得新藥批準，于是幾家巨型制藥企業就控制了整個藥品市場，導致藥品價格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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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購買醫保成了普通消費者降低醫療費用的主要選擇。一般而言，最需要醫療保險的人，往往也是健康狀況不佳的人，而保險公司期望投保人多繳保費少生病，因此往往不讓有病的人參加保險。此前，奧巴馬的醫保政策強制要求保險公司不得拒絕任何人加入醫保，醫保公司于是以此為借口，上調了所有人的保費。過去20年里，美國商業醫保的保費年增幅，遠遠超過了個人收入的增幅和通貨膨脹，給個人和企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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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護這種既得利益，醫療行業不斷增加對政客的游說力度，成為目前美國游說支出最大的行業。2018年，美國醫療行業雇傭了2829名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被5名說客包圍。盡管醫保是人人皆知的社會痼疾，但在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情況下，大多數總統只能對這個體系進行小修小補，不能動搖其根本。奧巴馬時代通過的《平價醫療法案》擴大了醫保覆蓋面，算是一次比較重大的進展。但因為這一法案強制要求人們購買醫療保險，與共和黨所信奉的“小政府”理念相悖，特朗普上任后一直想方設法試圖加以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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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導致美國的醫療市場價格畸高，大多數醫療項目的費用是其他發達國家的兩三倍。根據2017年《國際醫療價格比較報告》，闌尾切除術在英國的平均費用為3050美元，新西蘭為6710美元，美國為1.3萬美元。最終，這些成本都會轉化為沉重的社會負擔。根據經合組織2019年的數據，美國人均醫療開支為11072美元，第二名瑞士為7732美元，德國為6646美元、英國為4653美元、日本為4823美元。美國醫療開支占GDP的比重約為18%，是國防開支的4倍、教育開支的3倍，比西歐各國和日本都要高，但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只有78.9歲，在發達國家中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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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異的K型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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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美國異常猛烈，對不同階層的影響卻不盡相同。中低收入階層往往必須去人多的現場工作，難以居家辦公，加上居住環境欠佳，染疫的可能性更高；而中高收入階層可以在網上居家辦公，家中的冰箱塞滿食物，很久都不用出門，感染的風險小很多；富豪階層則可以在別墅、地堡、游艇、小島等地方自我隔離，躲開人群，他們還有細心的私人醫生和更快速的核酸檢測。根據美國媒體的調查，平均年收入低于35000美元的家庭中，每一萬人有117.4例感染者；而平均收入高于75000美元的家庭中，每一萬人只有51.8例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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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也存在差異?？傮w而言，高科技、軟件服務、零售等行業觸底后快速反彈，而旅游、娛樂、酒店、食品等行業仍在探底。疫情之下，電影院、餐廳等公共場合關閉，美國人花費更多時間在網絡上，使得五大科技公司Alphabet（谷歌重組后的公司）、Facebook、蘋果、微軟和亞馬遜的市值暴漲，如今已經占到了標準普爾500企業市值的25%，對這些公司和它們的員工來說，疫情早已結束。低收入群體則是另一番景象，與疫情前相比，年收入低于2.7萬美元的崗位已經流失了20%。所以，對當前美國經濟復蘇最形象的解釋是，一部分人在上樓梯，而另一部分人則在下樓梯，構成了一個大寫的“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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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0年4月開始，美國股市一路飆漲，和實體經濟的表現漸行漸遠，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救市的資金大量入場，能拿到這些資金的企業，疫情之下不愿意投資實體經濟，而傾向于在股市回購自家股票，股價飆漲讓這些企業及其高管的財富水漲船高。據《福布斯》最新統計，美國最富有的400人身家已達到創紀錄的3.2萬億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2400億美元。前20人的財富總和為1.3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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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向富有人群或者高凈值人群的行業，不但沒有受到影響，反而逆勢上漲。面向普羅大眾的行業，則普遍需求不足，處境艱難。疫情暴發以來，香奈兒、愛馬仕等頂級奢侈品逆勢漲價。2020年第三季度，美國豪宅銷售同比增長41.5%，是自2013年以來的最大漲幅。中等價位房屋的銷售額僅增長了3%，經濟適用房的銷售額則下降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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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進一步拉大了美國的貧富差距，對窮人和年輕人尤為不利。富者越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國經濟的金融化，而窮人和年輕人的金融資產本來就不多。不僅如此，年輕一代的負擔遠比前輩沉重。在1980-1981學年期間，美國私立大學學費相當于如今的1.7萬美元，公立大學為7900美元。到了2019-2020學年，相應的費用已翻了兩倍以上，導致4400萬美國人背負了總計1.6萬億美元的學生貸款。而且，美國19至34歲成年人也是沒有醫療保險最多的一群人，他們在疫情中面臨更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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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以來，美國年輕人對社會的不滿已經逐漸升級。而且，千禧一代及之后的年輕人種族構成更多樣化，據預測，到2030年，50歲以下的美國人中，白人所占比例將下降到50%以下。種族多樣又心懷不滿的年輕人，對美國未來的社會政治走向將會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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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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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一個有清教徒傳統的國家，在大部分時間里，能否墮胎并不是個人的私生活問題，而是事關倫理道德的大是大非問題。反墮胎派認為，胎兒從受精卵階段開始就算是上帝的選民，胎兒具有生命權，任何人都不能剝奪。支持墮胎者則認為，孕婦也有選擇權，胎兒算不上生命，即使胎兒有生命，也不如孕婦的權利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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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得克薩斯州兩名年輕律師、女權主義者薩拉·威丁頓和林達·科菲試圖挑戰當時的墮胎政策。她們選中了一名希望墮胎的21歲女子（化名為簡·羅伊）作為原告，起訴達拉斯縣檢察官韋德，因為得州反墮胎法令使得羅伊不能在本州墮胎。幾經周折，1973年 1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以7比2的表決結果，確認婦女決定是否繼續懷孕的權利，受到憲法保護，等于承認了墮胎在美國的合法性。這就是著名的“羅伊訴韋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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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對此非常不滿，一直試圖推翻它。美國社會關于墮胎的爭議此后從未停歇。在此問題上，民主黨和共和黨一直針鋒相對，勢不兩立。民主黨政客支持墮胎權，共和黨政客則反對墮胎。2016年，共和黨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反墮胎聲勢不斷回升，先后有近30個州在某種形式上將墮胎禁令引入法律。2019年5月，共和黨控制的密蘇里州參議院通過法案，禁止懷孕8周以上的婦女墮胎，就算因強奸或亂倫懷孕也不能墮胎，唯一例外是孕婦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輿論稱之為“胎兒心跳法案”——一旦能夠檢測到胚胎的心跳，墮胎就屬于非法。法案主要的限制對象是醫生，醫生若為懷孕8周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將面臨5年到15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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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20年大選的展開，墮胎議題又在美國掀起一波政治博弈。6月19日，佐治亞州也通過了“胎兒心跳法案”，禁令生效不到一小時，就被聯邦法院以違憲為由予以封鎖。佐治亞州州長表示將起訴該裁決。6月29日，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推翻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項限制墮胎法，并再次聲明了對墮胎權利的保護。7月13日，田納西州州長也簽署了一項新墮胎法，禁止懷孕滿六周的婦女墮胎，強奸和亂倫也不例外，墮胎將成為重罪，聯邦法院隨后裁定該禁令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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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至今還在堅守四十多年前的裁決，但事情正在起變化，因為10月26日，特朗普提名的第三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正式宣誓就職。巴雷特是公認的反墮胎人士，在一系列社會議題上立場保守，她的就任意味著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取得了6：3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保守派未來很可能選一個典型性案例，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藉人數優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在墮胎問題上走回頭路。與特朗普不同，拜登則一直堅持墮胎合法化立場，美國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的對立有可能進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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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手的移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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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加上經濟發達，吸引了全世界的移民，其中包括很多通過偷渡等方式到達美國的非法移民。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以及一些大城市，存在大量非法移民，由于這些人承擔了大量美國人不愿干的低薪底層工作，特別是農業種植和采摘、女傭、服務員等工作，移民局對他們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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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GDP在增長，富人財富暴漲，底層勞工的薪水卻原地踏步，這尤其體現在“鐵銹地帶”老工業區的白人中下層勞工身上，他們因此拒絕競爭，排斥移民。2016年大選時，特朗普迎合這些人的需要，不斷污名化移民，并聲稱要在美墨邊境修筑隔離墻以阻攔非法移民，最終得以入主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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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國在打擊非法移民上的力度明顯加強。2008年針對販賣兒童通過的《人口販賣受害者保護法》，其中的保護無陪伴兒童條款意外地鼓勵了大量中美洲家庭攜帶兒童偷渡。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開始推行飽受爭議的“零容忍”政策，將非法入境的移民和他們的未成年子女強行分開。特朗普毫不避諱地說，就是要震懾更多非法移民，讓他們因為害怕失去孩子而不再鋌而走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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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政策在推出后一直備受爭議和詬病。根據美國媒體報道，幾年來數千名兒童被關在集中營一樣的邊境收容站，性侵和死亡的悲劇時有發生，更不用說因強制與父母分離而產生的各種心理健康問題了。特朗普的侄女瑪麗·特朗普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到，正是看到關在籠子里的兒童的那一刻，她決定把特朗普家族的故事寫出來，揭發自己的叔叔，以警示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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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政策收緊的大背景下，合法移民的處境也變得艱難。目前，即便是名校畢業的高材生，畢業后也很難拿到在美國工作的簽證，針對移民綠卡排期、國際留學生簽證的限制越來越多。據統計，2019-2020財年美國正規移民數量比往年減少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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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問題并不僅僅牽涉到人道主義，也是有重大政治意義的議題。近年來，美國拉美裔人口大幅增長，在南部靠近墨西哥的一些州，拉美裔已經成為左右選舉結果的重要力量。民主黨的重要支持基礎是白人之外的少數族裔，他們傾向于對非法移民持寬容態度。奧巴馬當政時推出了《夢想法案》，規定16歲以前入境的非法移民推遲遣返，在此期間可以有駕照，可以合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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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2日，在特朗普和拜登的最后一場選舉辯論中，拜登承諾將會在上任后解決美國1100萬非法移民的身份問題。特朗普則宣布11月1日為被非法移民殺害的美國人紀念日，以“緬懷每一個被非法移民從我們身邊奪走生命的美國人”，并舉行了一場活動，紀念在美墨邊境修建近400英里長的隔離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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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兩黨之爭外，如何對待移民也是牽涉到美國人口政策和族群比例、能否保持科技競爭力的大問題。圍繞著這一問題的爭論，還遠未到塵埃落定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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