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防控的長期性和常態化，對城市治理構成了持續的壓力和挑戰。在復工復產的現實需要下，以智慧城市系統所抓取的數據為支撐，實現精準細致的城市治理成為應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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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深圳、武漢、寧波是我國最早開展智慧城市探索的城市，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世博園的安防、交通、管理和服務等多個環節采用了智慧城市技術。就在當年，深圳和武漢被國家科技部列為國家863智慧城市試點城市，武漢向全球公開招標《武漢智慧城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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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快速城市化的節奏同步，智慧城市概念也快速鋪開，到2018年，我國已經有500個各類智慧城市，居全球首位。從沿海發達省份到邊陲小鎮，由各部委或各垂直系統牽頭設立的“試點城市”層疊交錯、標準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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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開始，國家有關部門便開始著力梳理出臺智慧城市的關鍵技術標準，將此前的“智慧旅游試點”“信息消費試點”“智慧城市標準試點”“城市時空信息云平臺建設試點”逐步統一為“基礎建設智能化、公共服務便利、社會治理精細化”這一指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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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積累，我國已經邁入智慧城市2.0階段，但信息孤島的普遍存在及海量公共數據仍在沉睡，使得城市的數據價值仍未充分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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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防控帶來的空前挑戰，使得城市格外需要“智慧”，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5G及區塊鏈技術將賦予智慧城市更強大的感知和運算系統。新冠疫情防控中，智慧城市系統如何有備而戰，發揮作用？一個更智慧的城市，城市數字化治理與公民隱私權的邊界如何確定？就這些問題，清華大學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清華大學城市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尹稚教授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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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復雜的不是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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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智慧城市并不是一個新概念和新事物，有媒體稱疫情是對多年智慧城市建設的一次壓力測試，你贊同這個說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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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我不認為疫情是對智慧城市的壓力測試，搞技術的人要是這么說，有點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疫情壓力下首當其沖的是公共衛生和醫療系統，從疫情的發現到最終抑制，所有的技術節點都跟公共衛生系統的技術流程、技術路線、反饋機制等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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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處在一個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智慧城市的系統和技術可以在防控中起一些輔助性的作用，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不是技術上的問題。我們建立了國家的疫情通報系統。這個系統從信息技術角度來講，幾乎是無懈可擊的，可以實現零滯后零時差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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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系統是由人來控制的，它不是一個自動上報系統。一個信息能發布還是不能發布，是受公共衛生安全相關法規制約的。并且如果一個地方主政官員出于保住本地，甚至說得更難聽點，保住自己的官位烏紗帽的考慮，他就有權阻斷這個信息鏈條。在這樣一個貌似技術很流暢的環節里，其實有人為阻斷這個鏈條的可能性。所以，這真不是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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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復雜的問題，永遠不是技術問題。即便我們可以做出一套通過采集醫院的臨床信息自動實時上報的系統，防止信息鏈條的人為阻斷， 在信息發布時，仍然必須有一個權衡。一個信息能對什么樣的人發布，能發布到多大范圍，是一個科學識別信息跟公眾識別信息之間的關系的良性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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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我們的智慧城市已經邁入2.0階段，這個階段的城市“智能水平”究竟達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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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從中央到地方，我們花了大量資金，把硬件設施基本解決了。但信息孤島的現象仍然存在?？刂埔咔?，最簡單的一個道理，就是要知道人的流動、物的流動跟空間之間的對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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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數據，在相關的公安、國安、民政等等部門；物的數據在各種商業部門；空間的數據在城市規劃部門。由于部門分割導致孤島現象存在，很難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做一個人、物和空間地理坐標之間的耦合關系，而這個關系的建立對疫情控制具有極大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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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疫情剛在武漢暴發的時候，我最初還是挺有信心的。因為武漢這么多年來在智慧城市、數字城市建設、城市信息數字化領域里還是全國比較領先的，武漢市的那套智慧城市系統從初始建構到做到比較成熟，我曾經去看過好幾次，它還是有很強的信息收集能力。但是非常出乎我們意料的是疫情暴發后，這套系統沒有充分發揮作用，這跟他們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倉促應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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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地圖和人群活動規律識別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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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如果說武漢因為是一場遭遇戰，倉促應戰、準備不足，那么在疫情防控長期化后，應對重大疫情，智慧城市可以發揮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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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這些年技術迭代、進步非?？?，關鍵你怎么用這個技術。我們已經建構起來的這套智慧城市系統，有幾個最關鍵性的作用可以有極大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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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叫風險地圖。從多年前經歷過的SARS到這次的新冠肺炎，包括從全球來看，埃博拉病毒、各種各樣的流感等等，引起暴發有一個很核心的問題，人與動物的界面沒有處理好，都是由動物傳給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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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全市有多少跟動物有關的高危場所，比如偷獵的人在哪、宰殺的人在哪、交易的人在哪、食用的人在哪？這可以畫出一張由大數據支持的風險地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是一個理想狀態，你知道理想狀態成本有多高嗎？還是要找準治理的關鍵點，這是技術可以幫助我們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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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為我們嚴格了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后就能夠掐死那些可能觸動疫情暴發的點。從傳播路徑來看，捕獵的人基本沒有被傳染的，（感染）基本在宰殺加工環節，這是一個最核心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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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殺和加工環節不僅僅涉及野生動物，還關系到家畜家禽，豬流感、禽流感不都是家養的嗎？真正能傳人也是在宰殺環節、加工環節出現的。所以從根本上來講，人跟疫原動物之間的界面關系怎么處理是最關鍵的，從宰殺、加工一直到上餐桌，也就是說在食物入口以前的溯源，以及全加工鏈條的控制，才是以后切斷傳染病源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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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前對這個環節的控制是非常低端的，或者說控制上是不力的。智慧城市這部分信息的采集和定位，以及所有流程的監控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這些年已經開始加大了所有農副產品的溯源調查，比如說一個二維碼，你可以看到它的原始產地在哪、加工地點在哪、路徑是怎么樣的，一直到上餐桌以前的所有狀態，這項技術非常成熟，但是到現在為止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普及。這個東西不是技術問題，是人的意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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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智慧城市系統可以完成所有的人群活動規律的辨識。你每天開車也好、騎車也好，只要你的手機在移動，理論上你所有的活動信息都會被自動生成、采集。我們所有信息裝備的實名制，對識別人群的基本活動規律非常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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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時間我們做了一個研究，就是說武漢封城跟不封城全國會是什么樣。對比數據是前一年武漢在正常狀態下，春節會跑出多少人來，主要會往什么地方跑？今年幸虧是封城了，如果按照去年春節期間的人口流動規律，在不加管控的情況下，用數據模型復原的話，在瞬間暴發的疫情感染量會接近300萬人，而且它的二次傳染是一個沒法預測的數字。這就證明封城做對了，如果不封，可能效果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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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據哪來的？就是智慧城市數據歸納總結出來的。有對一個地區長期的人流數據的采集積累，當發生疫情的時候，你就知道應該先關上哪幾道閘門，能夠最大限度地控制住可能發生感染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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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能進一步精細化分析這些數據，就可以做到不封一整個的城，而是封局部的區，就像現在北京的做法。但武漢是遭遇戰，它措手不及，那個時候來不及做這些準備，后來做的很多分析都是馬后炮，屬于驗證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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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這回是有備而戰，這些個地區基本的人流走向會是什么樣？有多少人跟新發地有直接的關系，它可以很精準地識別。所以至少從理論上講，北京沒必要倉促地像武漢那樣再做一次全城封閉，它可以對可能的擴散源、擴散路徑做到比較精準的防控，這是智慧城市帶來的一個進步，就是對重點人群的識別和畫像，以及對重點人群的活動規律的總結和歸納。這些東西其實是目前智慧城市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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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貿市場智慧升級要綜合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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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農貿市場的環境可能是較為容易引發病毒暴發的環境，有不少專家建議對市場進行智慧升級，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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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我們的農貿市場能不能參照歐美的標準，以更高的設施水平，來達到更干凈更清潔的管控，這個問題確實不是個理想主義的問題，你要達到那么高的一個水準，一定意味著場地費用的大幅度抬升，這些抬升最終要不然增加給商戶，要不然增加給最終的消費者。這個東西要看誰能承受，如果都不能承受，那么這市場就不存在了，那就意味著老百姓沒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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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在市場管制的具體問題上，它只能是一個逐漸抬升的過程，不要指望一步到位。中國絕大部分的自由市場空間和自由貿易空間，大體上都是這個局面。如果要提升改進的話，要考慮到商戶和消費者的承受能力，采取一些適用性技術，而不是追求用那種極致性的技術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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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市治理上看，北京新發地市場的真正問題應該是適度分散布局和批零分開。從它的交易量來看，一個單一市場，那么大的規模覆蓋、這么大的量其實不正常，至少在北京的五環沿線、東西南北，應該有適度分散的市場。這個建議對批發商未必是好消息，它會抬高成本，如果政府下決心的話，應該采取一些補貼的措施鼓勵它向適度分散化發展，而不是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造成對大都會一次性這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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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嚴格區分批發跟零售之間的關系。新發地之所以亂，一個原因是它不是一個純批發市場。我在國外看過美國、日本，包括歐洲一些國家的批發市場，它是沒有散客的，它的管理以及建立比較干凈的市場氛圍和市場架構是比較容易的。新發地是一個高度混合性的市場，一個正常的批發市場不會有這么高的人流，越是這種戰略級的關鍵性批發產業基地，越不應該做零售。它不僅導致了批發的低效，也導致了在這兩類人價值取向不一致的情況下，管理起來非常困難和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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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技術上有哪些途徑改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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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有兩條路可以走，一個就是批發市場的露天化和場地化，這些年我們在管理上往往主張讓市場進入封閉空間。對這種可以通過空氣傳播的所有的不良環境因素，包括病毒、細菌，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空氣污染，在封閉空間里處理成本和代價更大，這是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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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邊可以適當保留一點露天市場，在戰時、在特定防疫環境下，這些市場是可以當臨時性醫院來用的。這些露天市場可以配備齊全的水電、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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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條路子，可以做室內化，但是它的給排水系統、空氣調節系統，以及廢棄物的分類處理系統要做到位?，F在這種垃圾、廢水、所有廢棄物混合的一套排放體系，很難保障公共衛生安全。但是這個成本比較高，比室外系統高得多，尤其是在空氣系統處理這方面。很多人質疑說為什么日本的水產批發市場都聞不到那股海腥味？它每個攤位下邊是帶管道吸塵和通風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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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人工系統可以做，就是成本高一點。而且我在國外參觀過，最頂級的可以做到按工位來調節微氣候，所有噴口都在條案上、在座椅下。根據貨品、保鮮要求的不同，需要什么樣的濕度和溫度，都通過這種微系統來調節，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技術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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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也可以做，我們是個基建強國，不是沒技術，主要是成本問題。關鍵是錢誰出，成本上來后，還有沒有人去那賣三文魚？這個事要算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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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回歸正常，數據使用須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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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如你所說，大數據的使用使得精準防控成為可能。但是也有人擔心，這樣的數據使用中是否也有較大的風險？一個智慧的城市，是否以公民隱私權的讓步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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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在疫情防控的“戰時”，高強度地利用智慧城市系統自動收集和歸納的數據，大家看上去是可以容忍的。一旦生活回歸正常以后，這些東西還能不能全部被公司、企業甚至是政府無條件地使用，這都是后續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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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創新相關的治理創新和管理創新，是一個復雜的課題。中國的技術進步爆發得非?？?，我們一方面要照顧農業文明的傳統，另一方面要補工業化的短板?，F代化還沒有走到進程的后半段，又來了生態文明、信息化、新一輪的全新的工業革命。中國的土地上，是多樣本化的。能找到最原始的農業文明的樣本，能找到最先進的工業文明時代的樣本，能看到生態文明時代的萌芽，也能看到信息技術超越一般國家能力的普及，但我們的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遠遠沒有跟得上多樣本化的現狀。到現在為止，我們在數據安全立法、數據利益共享以及數據利益分配方面，仍然沒有出臺足夠完善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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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目前在處理隱私權問題上還是做了很多防火墻的。如果不做這些東西的話，那這個社會就會變成一個對個體而言全透明的社會，對掌握信息者而言，可以隨時讓它不透明，這是很糟糕的。我們國家已經開始做信息安全的立法了，其中包括公民隱私權利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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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作為一個城市治理研究者，從春節到現在，城市進入一種非常態，是否觸動了你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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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史無前例的社會動員充分反映了中國體制在“戰”時狀態下的絕對優勢。疫情的出現也充分暴露了在平時、非戰時狀態下，我們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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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基層能力不足，集成度過高，這個東西還不是一個簡單的權力問題，它有一個資源問題，其實這些年我們在治理上花了很大的代價來強化基層治理，賦予了基層社區、農村越來越多的責任和任務，但是我們的資源仍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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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干部和工作人員的壓力非常大，但是他們手邊能用的資源很少。如何改變我們習以為常的、最傳統的這套金字塔結構，實現一個更扁平化的治理網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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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搞城市規劃四十多年，為各級政府做過規劃，在涉及經濟發展的時候都是濃墨重彩，花很大的精力去為資本服務，但這個社會要能正常發展，是要有大量的公共利益和公眾資源作為支撐的。 我們過去的規劃里，部分地方政府談到公共衛生問題、教育醫療問題都是寥寥數筆一帶而過，這是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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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十九大以后在這些問題上有所轉向。這次疫情中暴露出來的東西，反映出我們在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資源上的投入依然不足。社會生活的公共化要靠更廣泛的公共資源作為支撐，公共理念和公共自信心的形成，也要靠大量的公共資源來支撐。智慧城市要搭建的絕不是一個層級化的超級政府，而是一個更加扁平化、更加接地氣的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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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技術能給我們一個更美好的城市或者更美好的世界，它可以給我們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但是這個世界是好是壞，并不是由技術說了算的，而是人文價值觀念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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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0年，我剛上清華的時候，當時《第三次浪潮》那本書剛發表。后來中國很快就翻譯出版了?，F在四十多年過去，當時那些技術狂想很多都變成了現實，但從技術主義出發構造或者說構建的社會前景絕大部分沒有變成現實。這才是真實的人類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