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期間，文身師劉元接了幾個熟人的單子，他們都想為疫情留下些東西。
顧客都是挑下午來，與園區外的保安費盡口舌，方才獲得準入資格——有時候他們還要被拍照留證。兩三點的太陽穿過方窗，照在劉元工作室一層的等待區，二層進行文身的隔間需要燈光才能明亮。
有的人想給自己勇氣，有的人獲得了勇氣，有的人想永遠記住這場疫情，有的人要告訴自己不要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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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楊楠? 發自武漢? ? 圖? 受訪者提供 ?
編輯 ?楊靜茹 rwzkyj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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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你
文身師劉元第一次被客戶接到了店里。
2月末，武漢實行最嚴格的城市管理，她無法出門。Zoe急著找她文個身，“我的車有通行證，來接你。”
Zoe是江岸區某小區的志愿者，應單位要求，所有黨員下沉社區參與疫情防控工作。“連我們都發動起來了，事情很大了。”Zoe心想。
1月末2月初，武漢市民有些恐慌。Zoe有點擔憂，覺得有些對不起自己兩歲大的兒子。她想要紋文個大翅鯨守護寶寶的圖樣，帶上孩子的生日。Zoe兒子小名“一毛”，劉元設計了一片柔和的羽毛，被藍鯨守護。
“我當時想如果我去社區里面，被感染了，更直接地說要是我死了，我可能連我兒子最后一面都見不到。文身是永遠刻在身上的，我見不到我兒子，我可以把這個帶走。”Zoe說。
Zoe和另外四個同事負責社區的消殺工作。三十斤的水桶需要兩枚消毒片，一桶水可以灑滿兩個門棟的五個樓層。被標記為發熱門棟的樓道必須每層都消毒，最多的時候，一個小區有百分之七十都被標記為發熱門棟 。
Zoe是個時尚的姑娘，家境小康，美甲美睫都弄得精致。如果不是這次疫情，她都沒見過這么破的老小區。“真是老到不行，樓道沒燈，木頭窗戶都被吹破了。聽他們網格員說，團購菜的時候，有個中年男人說沒錢。他們準備捐點錢給他，這個男人也不要。過了幾天說找親戚借來了兩百塊。就兩百塊而已啊。”中年男人從鄉下來武漢打工，租了最便宜的老房子隔間。疫情阻斷了回家的路，也斷了生計。
Zoe是江岸區某小區的志愿者，她想要文個大翅鯨守護寶寶的圖樣， Zoe兒子小名“一毛”，劉元設計了一片柔和的羽毛，被藍鯨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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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Zoe給困難戶送消毒用品，給一位七十來歲的阿婆打電話。阿婆接了電話就哭，說自己剛出院回來，好害怕，“你們這些小姑娘好勇敢。”“阿婆哭了我也慌，我說你別哭，我們是共產黨員，我們應該的。”
除了消殺，Zoe還要負責小區的進出登記，從早上7點守到晚上8點。“封城時間久了居民是真的憋不住，找各種理由要出去。什么我要去取個錢，我說現在都沒地方買東西你取什么錢，有的說要出去買個急用的東西，我說超市都不對個人開放了你就在家里待著吧。最夸張的是，真的親眼看到老爹老太會從圍欄上翻出去。”
沒什么非出門不可的事情，就是悶太久了。“下樓丟個垃圾就跟旅了趟游似的，”Zoe說。
不出門這件事對文身師劉元來說似乎沒有那么糟糕。她先是為店里的生意焦灼了幾日，再想想自己反正有存款，便泰然許多。她是武漢最繁忙的文身師之一，預約排到了半年后。“工作是越來越好，但生活里很多細節都流失掉了。封城在家沒有目的和欲望地去做一些事，也很舒服。”
一位丈夫，在疫情期間和妻子、孩子回到老家，被隔離在酒店兩個月， 要求文一個表達“看盡人間冷暖”的主題
封城期間，劉元的文身店只接受了幾個熟客的預約請求，他們都希望將武漢刻在身上。一位公務員來文了一個重啟鍵，他打算辭職了，“他說疫情期間想通了很多事情，人生就這一次，想做一些其他的選擇，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一位丈夫，在疫情期間和妻子、孩子回到老家，被隔離在酒店兩個月，要求文一個表達“看盡人間冷暖”的主題；一位旅游公司老板，深陷公司停擺所帶來的財務壓力，來文了“不要害怕，做你自己”的英文字樣；一位在抗疫一線的社區工作者，想要在自己的小臂外側留下抗擊風雪的紀念；還有一位警察熟客，來文了一個中國風的熊貓武士，記錄自己在疫情期間連日無休，為中國戰斗。
劉元最想做一個結合疫情與戰爭的創作。“對武漢人真的是一場戰爭，敵人是病毒，醫務人員、公務員、志愿者等等，都在戰斗，我蠻佩服他們的，我覺得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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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斗惡龍
劉元與阿哲一拍即合。關于疫情和戰爭，阿哲給了她思路，要一個勇者斗惡龍文身，插入三個信息——SARS-Cov-2、COVID-19、2020.1.21，分別代表著：病毒的名字、導致這次疫情的肺炎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和自己上疫情一線的日子。
阿哲是武漢一家頂尖醫院的外科醫生。常規而言，呼吸系統疾病屬內科范疇，但疫情期間，無論內科外科，統統上陣。1月20日他接到通知要去支援發熱病房時，他意識到這事兒很大，“那時候告訴我們武漢所有的發熱門診都是滿的，我們周圍還有朋友的父母已經病重了，到處找床位找不到。”
上一線的第二天，阿哲回家開始低燒，拉肚子。洗了熱水澡蓋了厚被子，空調打到26度，他依然冷得睡不著。
“很害怕的，當時。沒和我老婆說，就和一個一起上一線的兄弟說了，他說他也這樣，我說那行，不是我一個人這樣，說不準就是吃方便面吃多了，吃得拉肚子。”
劉元給阿哲設計了一個賽博朋克感的圖樣。光影的明暗透出勇士堅毅的眼神，勇士面戴N95口罩和護目鏡，惡龍在其上方盤旋。與惡龍并置的還有黃鶴樓——武漢的地標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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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說起那會兒的物資緊缺，都頗有些幽默的意味。和同事們一樣，阿哲自己向各地同道化緣。收到捐贈的滑雪鏡，他覺得不錯，能當護目鏡反復使，他下班了就交給護士消毒，留給下一輪上班的同事。自發熱火鍋比方便面好吃，但他最常吃的還是方便面，一次吃兩桶。他身高將近1米9，防護服尺碼不夠，把頭護嚴實了，褲子下面就用垃圾袋綁住。
醫院的政策是雙職工家庭只需要一個上一線。阿哲老婆是麻醉科出身，屬于疫情期間能進行插管等有創操作的緊缺人才。“但當時真的太慘烈了，我老婆想去搶救病人，她能做的貢獻比我更大，她也要求上一線。”夫婦二人都進了紅區，孩子扔給了家中老人。阿哲夫婦回家送過一次菜，老人抱著孩子遠遠地同他們打招呼，妻子突然就哭起來。
“以前沒覺得有什么，時間大把揮霍，覺得我們這一輩子不可能會有什么大的災難，不會有被奪取生命的瞬間。但現在不是，我周圍的同事感染了，這個事情也可能發生在我身上。”阿哲說。
劉元給阿哲設計了一個賽博朋克感的圖樣。光影的明暗透出勇士堅毅的眼神，勇士面戴N95口罩和護目鏡，惡龍在其上方盤旋。與惡龍并置的還有黃鶴樓——武漢的地標性建筑。阿哲喜歡紅色，主體色調以紅黑為主，“就像是黃鶴樓著火了，天災降臨。”阿哲說。
“你覺得這幾個月是一個勇者斗龍的故事么？”
“當然，這個主題在我心里沒變過。這個惡龍就圍繞著咱們武漢，然后我們大伙兒一起去對抗它。”
1月21日上前線后，阿哲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休整，再被安排至醫院急診科工作。封城期間，武漢僅有幾家大醫院開設非發熱門診的急診，勉強應對城市的正常醫療需求。
有段時間，禁行交通的武漢城安靜得只剩下救護車“嗶啵—嗶啵—”的聲音。阿哲醫院的救護車關了警報聲，以免造成恐慌。進醫院的時候按兩下喇叭，嘟嘟，醫生們就知道車來了，下去接病人。“我們醫院附近有好幾個居民區，天天晚上到12點救護車還在響，這不是嚇人么，不合適。”
平時急診科會遇到的突發腦出血、突發心梗，疫情期間也不少。阿哲也想不清為什么已經交通禁行了，還時不時有車禍傷者被送來；或者有市民在自家做起木工活，把手給鋸傷。“急診有好多人，不是發熱的幾乎都在急診。防護服有限，一天就12小時接診，后來寬裕些，一天能有兩套防護服，中午才能去休息下。穿著防護服操作真的是不利索。”阿哲說。
急診科里還藏著武漢疫情的另一角。比如因為原醫院被征為發熱病房，求著來透析的尿毒癥患者；比如一些令阿哲束手無策的墜樓傷者。
“急診遇到這些事情之后，我們醫院馬上就開了一個心理健康護理的平臺，可以網上咨詢也可以打電話。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重要。”阿哲說。
3月中上旬，阿哲離開一線。他同劉元說，要做個文身留在左腿。他在右腿上文了自己家人的名字，這是他認為人生中永恒的事物。對于土生土長的武漢人阿哲來說，武漢疫情也是如此。
“或許我們本來不需要遭受這么大的磨難，不需要受這么多委屈。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也看到了許多勇敢的人。”
采訪當天的好消息是，阿哲一個同學的父母病程都曾達到重癥，如今都痊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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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記住的人
林松的鎖骨下方藏了一枚紅色哨子，如果不是刻意拉開領口，很難被人察覺。
“我想紀念不是這個病毒本身，或者整場疫情，而是這其中有什么人做出了什么樣的選擇，有了什么樣的經歷?！睂α炙蓙碚f，沒有比哨子更合適的圖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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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松想要一個簡單的文身，像簡筆畫那樣能被辨別出物件模樣就好，劉元只用了半個小時就完成了林松的文身。林松甚至沒有感覺到疼，同行的同事一邊同她聊些口水話題，一邊給她錄了小視頻。“我不是要展示給別人看或者怎么樣，也不需要太漂亮或者有藝術感，我就是想我自己記得，有一個不丑的東西在我身上就行了。”林松說。
她是一名記者，在春節期間抵達武漢，直至4月8日武漢解封后離開。她想象著俯瞰自己的人生，那眼前的人生道路就在武漢分岔了。她無法盡然描述這條分岔將通往何處，但她清楚知道有些事情不一樣了，有些選擇將與往昔不同。她將武漢寫在日記里，同自己交代清楚。
文哨子是同行的提議，林松最快響應，這將是她的第一個文身。“我想留下一些與武漢相關的東西，不管是這場災難本身，還是我自己在武漢的經歷，我都希望能夠記得它。”
“我想紀念的不是這個病毒本身，或者整場疫情，而是這其中有什么人做出了什么樣的選擇，有了什么樣的經歷。”對林松來說，沒有比哨子更合適的圖樣了。
記住疫情前期那些一起說出真相的人，比如鐘南山和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張繼先；比如中南醫院的彭志勇和武漢市第五醫院的呂小紅，比如武漢市中心醫院的李文亮和艾芬，比如許多人。
“我覺得這和我們職業是一樣的。所以當時他們說文個哨子，我覺得這個特別好，想不到還有什么比哨子更好的。”
與許多記者相似，林松寫了一篇關于李文亮的報道。李文亮去世當晚，她打車去了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在出租車上嚎啕大哭。她就戴著一只口罩，沒有其他防護措施，哭著跑上重癥病房，敲門。護士開門說，這樣很危險，你怎么跑到這來。護士告訴她，你要找的李文亮醫生不在這里，在后湖院區。林松下樓，又打上同一輛車，司機沒有說話，車里只有她的抽泣聲。
她通宵寫完了報道，“我很想讓大家馬上知道，這個事情很重要。”她在報道中稱李文亮為普通人，描繪了李文亮生前平凡又生動的細節。后來她說自己這個稱呼太過倉促。李文亮曾經是普通人，但感染后實名接受采訪，這需要勇氣。“在我心里他不是一個普通人，”她說。
林松采訪過一位頂尖運動員，運動員告訴她自己身上那許多文身，都是在成績特別差的時候留下的。運動員在職業生涯的低谷以文身排解痛苦，文在身體最不耐受疼痛的地方，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永遠記得這種痛苦。
“我真的覺得文身這件事情就是要在你沖動的時候去做。我回到北京后，回到我正常的生活里，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去做，我可能就沒有當時那么充沛的情感。”
林松已經和哨子共處了近兩個月，她已經逐漸習慣，好像也沒有當初自己想象的那樣需要一個文身去提醒自己不要忘記。
“這樣說雖然很肉麻，但武漢疫情這件事已經長在我身體里了，其實不太需要這個文身。”林松說。
(Zoe、阿哲、林松為化名）
